《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1072年，宋神宗与他的臣子们讨论对于投降宋朝的西夏人的安置问题。神宗以为，内附的西夏人，有的可能是被胁迫的，并非诚心归宋，想让愿归者留下，不愿者来去自便。
这样做，可以省粮食，免检察，“且足以示广大推恩”，向西夏诸国展示宋朝的胸怀与恩德。神宗将他的“思想”下发到基层，要各路详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发出了诏书，诏“鄜延路经略使赵楔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诸路界首交割。”神宗同意交还愿归西夏的党项人，并命令通知西夏，于确定的地点交割。
对于放还党项人，有人持不同意见。原州的首长种古说，招降蕃部（党项人），可用为向导，不应该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去。让党项人归夏，原因在于大多数汉族官吏厌恶党项人。假如强令他们归夏，反而会损坏大宋的恩信、威望和形象。在此问题上，神宗又有所犹豫和动摇。王安石对神宗说，“臣固当论留得此辈无所利，但恐为患”。他说，古渭一带属户多饿死者，现在边疆极其虚弱，跟大宋很长时间的熟户我们都无力救恤，如果再进一步招西夏国的老弱收养，“岂为得计”，难以长久。
此处，宋神宗说了句与本文题目相关的话，他说“中国人固多，诚不赖西夏人”，但有人说收纳夏国人，使“彼人少，即于彼有害”。他们的思维是，让西夏人少了，便是对它的削弱。耕田者，打仗者就会减少。
王安石说，“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现在熟户饿死，将帅不能救恤，陛下还不知道，这样如何能困夏国。王安石说，他以为，当下的急务，在于了解和掌握将、相的情况，“以道御之”，使之不敢偷惰欺谩。如此，边防可治，边疆可固。
宋朝君臣关于人多人少，关于是否放归内附的党项人的讨论，很有意思。招引西夏人内附，以削弱夏国的主意有一定道理，但那是小道理。内附大宋的，多是老弱疾残的党项人，宋朝把这些人纳入势力范围，等于是替西夏办了敬老院、救济院、福利院，等于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此言不差。但人有数量与质量两个概念，如果两者统一，再好不过。如果数量多而质量愈差，还不如少一些。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部下打长春，就比宋神宗高明。当时国民党守军十多万，而老百姓有好几十万。解放军围城后不是将百姓引出城，而是不许出城，将沉重的包袱紧紧捆在“国军”身上，让他们解决几十万人在被围城中的生计，让他们承受军事的、经济的、人伦的、道德的、国际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压力。假如将老百姓接出城，国民党军队没有了包袱，没有了城中可能因饥饿而骚乱暴动的后顾之忧，他们守城的意志会更坚定，条件会更优越。那长春之敌投诚的可能性会更小，解放军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宋神宗的意思是，中国（宋朝）人虽多，但不怕多；西夏人少，让他更少，就是胜利。实际上，中国（宋朝）人多的结果是已有很多边民饿死。人口太多，是社会的负担，国家和民族的负担。这个道理，历朝历代都有人明白，但真正大彻大悟，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此时的中国人，真正体验到了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太大的危害，开始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开始科学地对待人口的生育与增长问题。
中国人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其理论依据历史依据为何，不很清楚。但在潜在的意义上，宋神宗的教训，宋夏人口问题的启示，王安石的感悟，也应是依据之一吧。
2007.1.9
大斤与小斤问题
公元1044年，为宋仁宗庆历四年，辽兴宗重熙十三年，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这一年，是宋夏议和的关键之年。
关于议和，宋所要求的，是西夏称臣，停止对宋境的进攻侵扰，而西夏则要求宋朝给钱、给绢、给茶，要求向宋朝出口青白盐，要求进行全方位的贸易。
在如何与西夏议和，应该答应什么、拒绝什么的问题上，宋朝许多大臣在出主意，想办法，在互相切磋、辩论，在向朝廷进言。
在宋朝君臣的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大斤与小斤的问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知制诰（掌起草诏令的官）田况说：“朝廷前许茶五万斤，如闻朝论欲与大斤，臣计之，乃是二十万余斤。
兼闻下三司取往年赐元昊大斤茶色号，欲为则例。”田况算了一笔账，五万大斤，乃为小斤或曰普通斤的二十万余斤，那么一大斤则为四小斤多。田况说他听说朝廷答应宋夏和解后给西夏每年的五万斤茶是大斤，按以前给元昊的茶数量（斤之大小）的惯例给大斤，他表示不理解，以为不妥。他以为如果给了西夏五万大斤茶，有三方面的弊端，一是“搬辇劳弊”，运输不便，负担太重；二是“茶利归贼”，让西夏人从茶中获利（几斤茶可换一只羊）；三是“北敌兴辞”，辽国人会以给西夏人的东西太多为由，要求享受后人所说的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让宋朝给他们也增加钱物，包括茶叶。
对于给西夏人的五万斤茶是大斤还是小斤，宋朝议和的、签约的官员们心里也是一笔糊涂账。虽然说“然朝廷初无大斤议”，没说定是大斤，但也无小斤议吧。这里就有漏洞，有空子可钻，外交文书如果不严谨，有打不完的官司。
对于五万斤茶是大斤还是小斤的问题，许多爱国官员与将领忧心忡忡，欧阳修上了《论与西贼大斤茶劄子》：“臣伏睹昨者西贼来议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窃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欧阳修的说法，一大斤等于六小斤，与田况所说不同。欧阳修说：“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至，方西界。”他说当下民力困乏，陛下您屈辱地求和，本意是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如果给西夏这么多茶，在运输方面，“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欧阳修与田况一样，从三个相同的方面论述了给西夏五万大斤茶的危害。劄子的最后，欧阳修请求皇帝，如果他说的不错，则要早议定计，以便在外交斗争中赢得主动。
宋朝人关于大斤小斤的议论，让人有些兴奋，有些迷惑。“斤”
者，重量单位也。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市制一斤后改十两，合五百克。那么，宋朝人的大斤一斤几两，合多少克？大斤一斤到底等于小斤的四斤多，还是六斤？小斤一斤合多少克？这些问题，相信历史学家早已解决，而我，则迷糊。对于搞清其绝对数量及大斤小斤之间的比例关系，我不是太有兴趣，我关心的是，在事关战和，事关宋朝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宋朝的某些重要的官员，在谈判与签约中却是那么随意。而如欧阳修、田况这样的大臣，则为国家与民族，为朝廷为皇帝，不假清高，不慷国家之慨，而是做到了“斤斤计较”。历史上，欧阳修们赋予了“斤斤计较”这个贬义词以褒义，以正面的意义，以辉煌的形象。
不论大斤小斤，只要为国家为民众“斤斤计较”，这样的人，品格高尚，人格高尚，重若千斤。
2007.1.12
“人遂以焚尸为耻”，悲夫！
人终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但不论轻还是重，人死后其尸体总是要处理的。
人死后尸体如何处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其方法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可以说有较大的不同。
在中国，葬式大约有天葬，即让秃鹫吃掉；有水葬，投入水中；有土葬，埋入地下；有车葬，将尸体用牛车拉着走，尸体颠下车后被野狼吃掉；有悬棺葬，将尸体盛于棺木，放之于山崖岩洞；有火葬，将尸体焚烧掉，留骨灰或不留。
葬俗严格地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只与一个民族的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汉族人自以为是，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土葬是最先进最科学最道德最具人文关怀的。汉人为了买坟地买棺材买寿衣买随葬品，为了修造坟墓，为了土葬的停丧、发丧仪式，可以将家资耗尽，甚至落得“卖身葬父母”的下场。
汉人搞土葬，名义上是为死者，实际上更多的是为生者，为生者的面子，为生者能有一处“风水”奇好的祖茔，以庇佑子孙升官发财，家道兴旺，家族强大。汉族的皇帝大兴土木，修极其豪华宏大的陵墓自不在话下，汉族的有钱人为祖宗为自己修的坟，也极为奢侈排场。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批先富者，这些人先富之后，除了盖房买车吃喝嫖赌，还大修其坟，风景好、“风水好”的地方，修了不少“椅子坟”，这些坟，每座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不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汉人，在世界面前出尽了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