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重“意”，而李梦阳重“法”。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的主旨是意与辞的辨证，而不是风格与法度。他强调：“夫意象应日合，意象乖日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并据此指责李梦阳江西以后之作“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意象与语言水乳交融是优秀作品的基本条件，何景明认为李梦阳江西以后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何景明看来，风格不过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应是多样化的。他说：“书契以来，人文渐明，孔子斯为折中之圣。自余诸子悉成一家之言，体物杂撰，言辞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尔。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辞有高下，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后取，则既主曹刘阮陆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诗坛，何以谓千载独步哉！”他认为，写作中第一性的问题是“命意敷辞”。离开属己的精神意向而空谈风格，不免要“谬于诸义，并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何景明重视意、辞关系，胜过法度。他说：“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所谓“法”，实指“命意敷辞”的书写原则，以主体的精神意向作为安排辞藻与连类比物的黏合剂，他所强调的不是客观法度，而是“出入由己”主观意向。依据这种原则，何景明提出“舍筏登岸”的文学思想，要舍言辞之“筏”而登临精神意蕴之“岸”。他在书信的最后说：“虚其窍，不假声矣；实其质，不假色矣。苟实其窍，虚其质，而求之声色之末，则终于无有矣。”心境若虚明，万象已毕具。求道于声色之末，犹如沐猴而冠，捉月于水。
李梦阳认为何景明忽视了法的重要性。其《驳何氏论文书》说：“予之同，法也。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览子之作，于法焉筏矣，宜其惑之靡解也。”他承认语言和风格是次要问题，认为唯有法才是原则性和根本性的。李梦阳说：“仲默有言：夫为文有不可易之法，辞断而意属，联物而比类。以兹为法，宜其惑之难解而谀之者易摇也。”他以两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法”的含义：“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非笔之精也。应诸心而本诸法也，不窥其精，不足以为字，而矧文之能为？”不同的建筑样式，有作为“规矩”的共通的建筑原则，不同书法风格，有作为“法则”的共通的楷法。故“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把法式提升为文本的先验和客观的存在原则，以为没有法式就没有文学写作的依据。但当他把法式进而解释成“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密。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已然不知不觉掉进法式的陷阱。
除重视法式外，李梦阳还是个主情论者。其《张生诗序》云：“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者时乎？夫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其《叙九日宴集》说：“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为欢者也。情者，所为言者也。”在李梦阳的话语里，心是情的本源，发而为悲欢；情是语言的本源，有悲欢之情则有悲欢之言。他从“缘情”的意义上解释心灵的意向，认为：“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深野旷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嵚崎清浅之区，则何遇而不动矣。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心会，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故圣人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使之而无使之者也。遇之则发之耳，犹鸟之鸣春也。”情感乃是一切“活的生物”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感触与反应，是一种基于生理与心理的自然情感。
李梦阳的自然感情说还蕴涵着浓郁的道德祈向，感情需要受到德性的约束。他这样解释情的意义：“情者，性之发也。然训为实，何也？天下未有不实之情也，故虚假为不情。”“德者，所以为风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情者风之所由生也。”在《送杨希颜诗序》里，他明确道出了古学的精义：“夫歌以永言，言以阐义。因义抒情，古之道也。”作为古学复兴的激进派，李梦阳的文学思想综合缘情与言志的古典诗学传统，本质上符合儒家诗教的导向。其道德意念并非依托理学的天理阐释实现的，而是透过古典诗歌健康朴茂的情感呈现出来。他早年与徐祯卿论诗，就提出“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他说：“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诗人情感的表达，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悠扬柔厚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贯注的既是情感力量，也是人性中和的道德力量。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说：“故辞断而意属者，其体也，文之势也；联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着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夫然，又华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也。然其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所谓圆规而方矩也。”李梦阳否认柔澹、含蓄与典厚是单纯的语言风格，它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或道德情怀（义）的呈现。这种情怀极臻于生命的中和元气，柔澹、含蓄与典厚诸种风貌乃是“古之人”的健康朴茂的生命气息的贯注与呈现，是古学的精义。
如果说，李梦阳的主情与何景明的主意彰显出他们在诗学本体论上的分歧，那么，李梦阳在创作论上倾向于恪守法式，缺乏何景明那种“心营意造”的神解感悟。《明史·何景明传》说：“梦阳主模仿，景明主创造。”汪道昆《信阳何先生墓碑》说：“献吉兢兢尺寸，非规矩不由，先生志在运斤斫轮，务抵于化。于是主典则者张献吉，主神解者附先生。”在创作论层面，何景明的“神解”是与李梦阳“法式”相对应的方法观念。
何景明注重“神解”，强调舍筏登岸，而拒斥死法。正德二年《述归赋》云：“鄙意则欲博大义，不守章句，而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至其矩法，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不烦登途比试矣。”此殆舍筏登岸之说；正德八年《与何粹夫书》说：“至其瑰论精识，周知曲中，略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参颐济务，昭远明微，盖仆之所深尚者。”其拒斥“尺寸”之意，溢于言表。
何景明认为艺术创造是超乎尺寸的心灵观照。他说：
夫执艺。固道之所寓兮，予安知其所持。日吾心以为宰兮，实操运之权衡。众体苟不勤兮，又安用之足胜。才良而器利兮，乃任使之可能。志专静而临之兮，诫易心之是乘。震撼击撞固多端兮。心应之而遂平。宁拙迟而不巧速兮，非枉道而兼程。推是术而处之兮，虽夷险而同情。
他把诗人的心灵活动作为创作活动的中枢，认为诗人在写作中，要想绕过创作的湍汇、潭渊、暗滩和隐石，必须有赖于心灵的操运和权衡。因此，重视创作论视野中凝心静虑的作用，强调凝神入定，心接神遇，心领神会，创作的至境在心灵的融释中完成。
何景明对心灵的创造能力有着自得体验，屡屡言及“会心契神”的感受。他说：“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万事之纪也，故放之六合而准，旁干百世而天不括，是故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无不用。”“神者，气之御也；气者，形之御也；气以神动，形以神存。”荀子《解蔽》篇曾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灵具有知觉与意识能力，是人之形体与精神活动的主宰。何景明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把“心灵”当作情感体验的源头，而是某种直观的理解和领悟能力。
在《何子·心迹》篇中，他如是说：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亦固之，则神明应而变化合，变化合而端委现，端委者，变化之裒系也。故庄生观解牛而知养生，张旭观舞剑而知草书，夫解牛与养生相悬也，舞剑于草书至远矣。然视之若一技焉。意诚通，则迹不足以蔽之也。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见天下之裒系。裒者，物之所以生也，系者，物之所以会也。裒系得则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
神明是不可言说的，何景明尝试着“神明”的言说。《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自述解牛的经验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何景明的“窾系”，显然来源于庖丁所说的“大隙”、“大窾”和“肯綮”。一切事物都有端委窾系，对窾系的领会不能求之于“迹”，而是得之于心领神会。凭借着心灵的理解和洞察，我们的创造才能与事物的规律相契。驾车的人不必要总是打量着车轮，走路的人也不可能总盯着自己的脚，人们应当充分发展心灵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力和感受力，从而做到“神明应”而“变化合”。何景明借助“庖丁解牛”的隐喻，形象地阐明了“神解”与“法则”的关系，强调心灵在艺术行为中的创造性作用。
当王守仁思考天理和心灵的道德意义时，复兴古学的文士们争论和守护着文学精神，祈向于回归古典的审美理想。李梦阳讲究“尺寸古法”的古典主义风格自不必说，何景明的“领会神情”也内涵着对汉魏盛唐诗歌意象的神往。他们虽然纷纷表明自己“不仿形迹”或“罔袭其辞”的态度，但食古不化的痕迹仍然留在其文学创作里。《四库全书总目》说：“正嘉之间，景明与李梦阳俱倡为复古之学，天下翕然从之，文体一变。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径稍异。故集中与梦阳论诗诸书，反复诘难，断断然两不相下。平心而论，摹拟蹊径，二人之所短略同；至梦阳雄迈之气与景明谐雅之音，亦各有所长，正不妨离之双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事实上，嘉靖时期的文学思想几乎笼罩在何李之争的话语氛围之中，自薛蕙提出“俊逸偏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以后，法式与神解，雄迈与谐雅成为嘉靖前期文学写作的分水岭，何、李之争的琐碎细节都成为嘉靖文人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初唐派就是在何景明的直接推动下形成的，乃至唐宋派讲究“法在神明之中”的文学思想也显然有着何景明文学思想的影子。而追随李梦阳的诗人多少显得有些形单影只，直到嘉靖中后期，后七子扬起回归李梦阳的思想旗帜，并紧扣何、李之争的思想脉络，强调“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汉以上”的理想典范，又试图把法式与神解融冶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