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文人，杨慎论诗还崇尚博雅，表达了兼重诗人的性情感发与学力素养的文学思想。其《李前渠诗引》说：“六情静于中，万物荡于外，情缘物而动，物感情而迁，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发性情也。以此知人人有诗，代代有诗。古之诗，一出于性情，后之诗，必润以问学。性情之感异衷，故诗有邪有正，问学之功殊等，故诗有工有拙。此皆存乎其人也。”在“诗缘情”和“约情合性”的观念上，杨慎与李梦阳是一致的。李梦阳高悬“法式”于诗人之先，其末流坠入摹拟的俗套。杨慎则认为“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发性情也”，把诗人的性情与学问素养作为创作的根源与依据，显示出高出一著的诗歌见识。因而，杨慎崇尚博雅，嘲弄浅俗之辈。其《诗话》说：“杜诗之妙，在翻古语。千家注无有引此者，虽万家注何用哉。因悟杜诗之妙如此。“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彼胸中无杜学，乃欲订改杜诗乎！”与此相反，“（许）浑非有意于诬前代，但胸中无学，目不观书，徒弄声律以侥幸一第，机关用之既熟，不觉于怀古之作亦发之。而后之浅学者，选以为警策，而村学究又能诵以教蒙童，是以流传至此不废耳。”杨慎认为，杜甫是博雅的典范。没有真才实学，根本无法品鉴“杜诗之妙”；许浑则是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无学”之士，其诗歌只是徒弄声律、机关用熟，并没有真切的生命感受。在杨慎的诗学里，“浅俗”和“太露”一起成为其最不屑的品格，他常用这样的话语批评二流诗人：“罗隐诗多鄙俗”，“徐凝诗多浅俗”，“曹松诗多浅俗”。因而，当他肯定三百篇“皆是民间士女所作”时，同时强调它们表现的典雅含蓄的特色：
若以无出处之语皆可为诗，则凡道听途说，街谈巷语，酗徒之骂座。里媪之詈鸡，皆诗也。亦何必读书哉！此论既立，而村学究从而演之曰：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词。噫。三百篇中如国风之微婉，二雅之委蛇，三颂之简奥，岂寻常言语口头话哉！
杨慎把典雅的艺术品味和含蓄的诗歌内涵看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论是国风的微婉、二雅的委蛇，还是三颂的简奥，都与村学究矢口为诗的浅俗站在了对立面上。他还强调诗歌意象、语汇的“出处”的重要性，认为符合经典与实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品质。这种类似“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看法，与他所主张的“人人有诗，代代有诗”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自然情性与学问博雅似乎发生了冲撞，诗歌到底是文人案头的艺术还是民间士女的讴歌？
杨慎不但兼有绮靡之才与弘博之学，而且有脱略近代的自信与孤傲，因而在“俗学”腾踊的时代里，他能坚持自己的狂谈异论而“追轧古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复古思潮的走向。他崇尚含蓄、绮丽和博雅的观念，使其诗学洋溢着的浓厚的学者气息和贵族色彩。事实上，他把复古思潮从学习汉魏盛唐导向学习六朝初唐，使文学复古运动中的民间取向和色彩进一步得淡化，更加趋于贵族化和文人化。
四、六朝初唐派内部的两种不同趋向
六朝诗学原本有不同的格调。《南史》卷四十三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颜延之的铺锦雕绩与谢灵运的清丽自然构成了六朝诗学的不同趋向。如果说杨慎以“沉博绝丽之学”写“过于浓丽”的六朝诗体；薛蕙、高叔嗣则明确向“以冲淡为宗”的方向发展。
薛蕙在正、嘉之际有着极高的文学声誉。继李梦阳之后，他成了何景明最重要的唱和者。后来的评论以为“弘、嘉之际，三君鼎立”，指的就是李梦阳、何景明和薛蕙。王廷相在《论诗诗》里这样评价薛蕙：“后来谁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别缀辞。不与豪贤争气格，只将婉雅作人师。”此诗至少传达了如下信息：薛蕙的创作以六朝为典范，他不是以气格而是以婉雅风格为文学旨趣，在正、嘉之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正德末年的何、李之争中，薛蕙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戏成五绝》说：“海内论诗伏两雄，一时唱和未为公。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这个评价成为影响文学史走向的名言。四库馆臣在李梦阳、何景明、薛蕙三人的别集提要里都强调此诗的诗学意义。如《考功集》提要说：“正嘉之际，文体初新，北地、信阳声华方盛，蕙诗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古体上挹晋宋，近体旁涉钱郎，核其遗篇，虽亦拟议多而变化少，然当其自得，觉其笔墨之外别有遗情，非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者比。其戏成五绝句取何景明之俊逸，病李梦阳之粗豪。所尚略可见矣。”薛蕙明确地推崇何景明，显示出对“清俊响亮”的风格的偏好。《大复集》提要说：“自薛蕙有‘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之句，论者往往左何而右李。”《静志居诗话》也说：“自此诗出，而抑李申何者日渐多矣。”正、嘉以来，对李梦阳粗豪风格的反思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时代风气正在潜移默化地转移到六朝初唐派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薛蕙主张的“清削婉约”的六朝初唐体乃是何景明‘俊逸’风格的延伸。
薛蕙早年喜好“殊丽”风格，并大量摹写六朝诗人的作品。其《杂体诗并序》说：“诗自曹刘下逮颜谢，体裁各异，均为一时之隽也。及江文通拟诸家三十首，虽有未尽，然可谓妙解群藻矣。余慕其殊丽，依之为二十首。”这和杨慎对六朝之诗“高妙奇丽”的称颂是一致的。但是，据王廷叙《西原先生遗书》，薛蕙早年之作已然“古雅典则、冲澹简远，骎骎人汉魏矣。”其最重要的诗学著述是晚年所写的《论诗》：
日清日远，乃诗之至美者也。灵运以之，王孟韦柳其次也。“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宴呜禽集，水木湛清华。”可谓清远兼之矣。陆士衡诗弘博繁富，张茂先谓之大材，信矣。至于清远秀丽则不及康乐远甚。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陆不如谢正在此耳。
他从谢灵运的文学书写中体贴出“以神韵为胜”的文学思想，并清楚地阐述了“神韵”的内涵与谱系。薛蕙认为，“神韵”是从谢灵运到王孟韦柳一派诗人的诗学气质，基本内涵是“日清日远”。“清”大抵是指清澈而纯粹的意境，玲珑剔透，一尘不染；“远”是指醇厚而悠远的意蕴，余音袅袅，回味无穷。“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的清澈，主要诉诸欣赏者的眼睛，而“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的远韵，则诉诸欣赏者的心灵。“神韵”是清新意象与邃然远韵融通无间的表现。王士祯《带经堂诗说》卷三完整援引了薛蕙的论述，并且诧异地说：“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诗以“神韵”为胜，这与杜甫诗歌的讲究“气骨”、陆机诗歌的“弘博繁富”迥然不同。薛蕙对杜甫颇为不满。他说：“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子美虽有气骨，不足贵也。”究其原因，“孟浩然、王摩诘、韦应物诗有冲淡萧散之趣，在唐人中可谓绝伦。五言律当以三家为法，不必广学。若复多爱，反累其体制，不如无也。”王孟与韦应物的五言律诗有“冲淡萧散之趣”而臻于绝伦；相较之下，杜甫“有气骨”的制作反而不足为法。薛蕙还不满意陆机。他把谢灵运视为“清远”风格的典范，认为其诗远胜陆机的“弘博繁富”。这种轩轾里隐匿着对杨慎文学思想的扬弃。薛蕙《升庵诗序》曾说：“夫诗之所以难者，才与学之难也。才本于天，学系于人。非其才，虽学之不近也；有其才矣，非笃于学则亦不尽其才也。古之人以诗名家，必兼于斯二者。”这篇写给杨慎的诗序专论才学对创作的影响，盛称杨慎之作兼有卓绝之才和弘博之学。但薛蕙的“神韵”说是与“才学”相对的文学观念。他认为“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陆不如谢正在此耳。”既然“弘博繁富”的陆机不如清远秀丽的谢灵运，那么，杨慎那种融筑才学的诗学意向其实也值得商榷。薛蕙《论诗》要以“冲淡萧散”代替“汉魏风骨”，从而以谢灵运和王孟韦柳取代杜甫在文学复古运动里的宗主地位；又主张以“清远秀丽”代替“弘博繁富”，从而以“自然可爱”的六朝体取代“雕缋满眼”的六朝体，逗露出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向。
薛蕙提出这样的文学主张并非偶然。其《论诗》说：“枕藉骚选，死生李杜，自词人言之，则可；自儒者言之，不意陋乎！”他写这篇札记时，是以儒者的眼光来阅读文学。但是，儒家文艺思想怎么会反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圣杜甫，而推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佛王维呢？其实神韵说的产生有其确定的思想背景。薛蕙之所思并非纯粹的儒者之学，而是趋向于三教合一，其特色是把老子的致虚静和佛教的空寂之心融会贯通，以此来证悟大易寂感之说，其审美心态和谢灵运、王维一样，浸渍于空寂静穆的老庄佛禅意趣之中。他在《坐忘论序》中说：“秦汉以来，淳风载息，躁人实繁，莫不肩摩富贵之路，毂击纷华之域，异代一揆，恬不知悲。若乃黄老希夷之术，侨松澹泊之风，荒涂翳然，鲜有一问其津者。”其《老子解序》云：“闻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学道之徒，为能有味于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作为崇尚澹泊的学道之徒，他在虚静慧寂的心境中体味王孟韦柳的冲淡萧散之意趣和谢灵运的清远明秀之神韵，自然不足为怪。薛蕙写给高叔嗣的信说：“三氏之学皆心学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者，皆圣人也，学至于圣且弗知其心乎？”“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则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之，其独佛氏详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则罕言也。”以为心学的真谛，唯佛氏详言之。这种思想映射在诗学上，自然会偏嗜王维的空寂静谧，认为李白次之，杜甫则“不足贵也”。
高叔嗣是与李梦阳、薛蕙有着极深渊源的著名诗人。陈束在写于嘉靖十七年的《苏门集序》里说他：“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见叹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丽之益，异乎求闻，神解之妙，曾无先觉矣。”早在嘉靖二年，薛蕙就热忱接待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高叔嗣《赠西原二首》回忆当时的心态：“昔予潜夷门，同声慕俊豪。耳习长者风，心驰毫丘劳。共家大河侧，一水连波涛。壮龄窃邦誉，拔足参时髦。吾子遂见知，微才受虚褒。倾盖欻自值，倒履趋相遭。忘年当异代，终日托同遨。”这时，何景明已溘然永逝，薛蕙占据京城诗坛的显赫位置，高叔嗣幸运地与这位“有斐一时”的前辈长者倾盖相知。然而，嘉靖三四年间，席卷朝野的大礼议事件使杨慎、薛蕙这些著名文人相继罢黜离京。高叔嗣写给薛蕙的诗里说：“同遨讵几时，时变忽我挠。诗人咏啜泣，贤者啖哺糟。送子今出居，流言尚末逃。抚膺空踟蹰，念别心郁陶。”在这种情形下，甫入仕途的高叔嗣，“引疾三上书”，并于嘉靖七年谢病返回大梁。
和薛蕙一样，高叔嗣也不满李梦阳的文学风格。他在《读书园稿》中说：“戊子，以吏部郎中谢病归于家，时李空同先生方盛。邑子之属出其门，撰为文辞，模于古人。若宋苏轼、唐韩愈，薄而不为也。余私心不能无慨慕，时时窃撰一二篇。庚寅岁所著独多。逾年，余既上京，斯事乃罢。夫本非所长，而强力慕之，必取讪于众，然其篇留笥中。”高叔嗣慨慕的是李梦阳笼罩一时的诗学地位，而不是其写作风格。但是，他与诗坛泰斗比邻而居，面对争相效仿的群体语境，非自觉地参与了学习和模仿活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嘉靖初，后生英俊稍稍厌弃李、何。子业以吏部郎谢病归，时献吉留开封，辞必摹古。子业自序《读忆园稿》谓：‘本非所长而强力慕之，度必取讪于众。’其立意因殊。”《四库提要》说：“当正德、嘉靖间，梦阳以诗学倡导海内，学者无不从风披靡。叔嗣独以清和婉约为宗，密咏恬吟，虽未尝与梦阳树帜而举，所为拆洗吞剥之病，不啻一举空之。”指出高叔嗣在正嘉之际未尝“树帜”，却“力贬其膏肓”的困境与抉择。
四库馆臣论薛蕙诗为“清削婉约”，论高叔嗣为“清和婉约”。“削”与“和”一字之差，可见高叔嗣与薛蕙文学风格之大同与小异。从高叔嗣自己的表述看，其文学宗旨也倾向于薛蕙所提倡的初唐格调。嘉靖十六年，高叔嗣在湖广按察使任上刊行《二张诗集》，并著序介绍自己阅读初唐张九龄和张说诗歌的经验：“余读二公诗，方其登台，衡执鼎铉，抽笔兰室，雍容应制，词何泽也；及临荆南，履岳牧，怀人寄言，托物写心，又何凄也。”在另一篇《研冈先生集序》里，高叔嗣又说：“昔在巨唐，诗道中兴。许燕擅其美，沈宋极其至。”沈宋燕许和张九龄都是初唐诗坛的佼佼者，高叔嗣的选择彰显出他的诗学偏好。
高叔嗣与薛蕙趣味相投。薛蕙在嘉靖九年到十六年潜心写作《老子》的新注本，高叔嗣是其商讨的主要对象。高叔嗣为薛蕙的《老子集解》两著序言，其言曰：“初老子著书言‘天道玄虚’。自汉以下莫能溯其本旨，咸窥见一偏，说由此起，故其书日离。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群言，合于矩度，老子之道，则粲然大明。”高叔嗣亦接受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其《与李少颖书》说：“贱子少慕老庄，遗情物外，自以颇累患，顷牵拘多，故块然闷处，事与愿违，形随众役，乃知放达之未，真而结习之弗尽也。”其精神面貌亦趋近于老庄思想之淡泊意趣。薛蕙的《冬夜》诗：“高阁寂已夕，清阴淡如雾。林塘正寥落，霜月转幽素。蕴真非境累，赏胜由神悟。倚户望西园，无人共微步。”淡泊淳雅中透露着浓郁的情感色彩，表现出一种唯有幽人独往来的生命意趣。高叔嗣的《病起偶题》说：“空斋晨起坐，欢游罢不适。微雨东方来，阴霭倏终夕。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故园芳草色，惆怅今如积。”又如《送别德兆武选放归》云：“燕郊秋已甚，木叶乱纷纷。失路还为客，他乡独送君。罢归时共惜，弃置古常闻。莫作空山卧，令人望白云。”有意追求清淡平和，拆洗六朝诗歌雕缋满眼的语言风格，饶有张曲江的风人之致和韦应物的寂寥况味。何良俊《四友斋丛谈》说：“薛西原规模大复，时出入初唐，而过于精洁，失其本色，便觉太枯；高子业是学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见其工耳。”大抵薛蕙早年摹写汉魏六朝诗歌，诗风淳稚；中年心态渐入道学，趋于淡泊，所以会有“太枯”之评；而高叔嗣与薛蕙志趣相投，倾盖相交，受其影响，其诗舍繁为简，浮华落尽，愈淡愈工，淡而有味，近于“中唐”风格，庶几做到了薛蕙所主张的神韵与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