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蕙、高叔嗣的诗歌实绩在明代乃至后世有着较好的评价和影响，特别是高叔嗣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美。王世懋《艺圃撷余》云：“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如孟浩然，洮洮易尽，止以五言隽永，千载共称王孟。我明其徐昌谷、高子业乎？二君诗有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以高韵胜，有蝉蜕高举之风；高以深情胜，有秋闺愁妇之态。更千百年，李、何有兴废，二君必无绝响。”清代的王士祯说：“明诗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国、高子业、杨梦山、华鸿山辈。”王士祯在选完《唐贤三昧集》后，又专选《二家诗选》，为其神韵说张大其势。四库馆臣论《二家诗选》说：“国朝王士祯删录徐祯卿、高叔嗣二人诗也。明弘治以迄嘉靖前后七子，规范略同，惟祯卿、叔嗣虽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于声华驰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诗亦上规陶谢，下摹韦柳，清微婉约，寄托遥深，于七子为别调，越一二百年，李何为众口所攻，而二人则物无异议。王世懋之论其言竟果验焉。”但，王士祯漏掉了诗风冲澹简远的薛蕙。薛蕙在文学复古运动兴盛的语境中推崇谢灵运和王孟韦柳，提倡神韵说，显然对高叔嗣及其古澹一派有所启示。
（第二节）嘉靖十才子“改辙初唐”的文学活动
在席卷朝野的大礼仪事件之后，年轻一代的嘉靖才子登上文学舞台的中心，诗文思想的面貌焕然一新。高叔嗣是连接大礼议前后两代文人的枢纽，见证了嘉靖十二年到十四年“嘉靖十才子”的文学运动。嘉靖才子们的诗文活动廷续着杨慎、薛蕙指引的方向，开展了密集而卓有影响的酬唱活动，虽然他们的文学活动在政治局势的恶化中受到打击，在保守派的批判和自我反省之中迅速衰落，但是，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开拓与新变，仍然在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嘉靖十才子”辨正
一般的文学史著述，称嘉靖前期的文坛新锐为“嘉靖八才子”。这种提法肇始于李开先，他在嘉靖四十五年所写《吕江峰集序》中说：“古有建安七子、大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八人者，迁转忧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过数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同然有此称。”李开先在文中对“八才子”的文学风格进行了评述：“任忠斋以奇警，熊南沙以简古，唐荆川以明畅，而陈后冈之精细，王遵岩之委曲，赵浚谷之雄浑，各随其林力，吕江峰独以雅致擅名七子。”加上李开先，并称“八才子”。这个提法的早期记录也见诸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和《荆川唐都御史传》。凭借李开先的重名，经清初钱谦益、朱彝尊等文学巨子的阐扬，“嘉靖八才子”遂成流行说法。
然而，考诸八人的别集，除李开先外，其他诸子无一语提及“八才子”的名目。事实上，李开先的《吕江峰集序》及其唐顺之、王慎中诸传都是相对晚出的文献，离他们嘉靖前期的酬唱约有三十年，甚至比后七子擅名天下，也要晚十余年。因此，所谓“嘉靖十年后”有“八才子”的美誉，似乎也颇为可疑。李开先在嘉靖三十五年又有《九子诗》，分咏罗洪先、唐顺之、王慎中、吕高等九人。他说：“李崆峒有九子诗，率多诗文之友，予亦有友九人焉，诗文而经济者也。勿论经济，其诗文不屑乎今而实不外乎今，不蹈乎古而实不远乎古，有可掩前九子者焉。”这条材料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采用，以表彰八才子逾越前七子的“实学”。“九子”名单与“八才子”多半不同。李开先在后七子派复古思潮甚嚣尘上的嘉靖末年，以“八才子”来称誉嘉靖前期诸才子，其自我标榜的心迹至为明白。
在同期的文献里，还有“十才子”的说法。据李选《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说：“先生既迁户部，主民事，与翰林常州唐顺之、浙陈束、屠应竣、吏部郎山东李开先、蜀任翰、熊过、闽王慎中作诗会，时号‘十才子’。”所谓“十才子”，包括陈束、唐顺之、李开先、王慎中等人，与“八才子”比较，缺少吕高和赵时春，增添了传主李元阳和屠应竣。
对嘉靖前期文学思想的描述中，“十才子”的提法，较“八才子”更为妥当。所谓“八才子”，烙印着李开先与同时文人亲疏关系的胎记。在“八才子”中，李开先是吕高墓志铭和集序的作者，两人关系最善。嘉靖十三年，当陈束“日与屠文升、唐应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数子者”，“考镜鸿蒙，陈说艺文”时，李开先与吕高则自春徂秋，“同事仓务，甫毕，即相与和诗论文，日有长益。而杨印徕仲琼、季漳野新芳、左石皋思忠、王南珉廷、黄梓谷华，更相琢磨，可谓一时之盛也。”吕高之子吕克念谈到其父说：“己丑进士及第，筮仕民部，转秩兵曹，与通议公中麓李老先生于同谊中最为契合。公余，辄庚和不辍，每一过门，未始不命仆口口以笔砚，彼此率以为常，咸以诗延名。”这个据说“擅名七子”的吕高，其文学才华被钱谦益指为“不堪与诸子骖乘”。更为重要的是，李开先所标榜的“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从嘉靖九年到十八年一直谪居在家，并未参与这一时期的酬唱活动。由此可见，“嘉靖八才子”是李开先、吕高一系对嘉靖前期文学精英的概括，不能如实反映嘉靖十年前后京城文学酬唱的实际情况。
其实，“八才子”或“十才子”只是嘉靖五年和八年进士群体涌现出的一代才子的代名词。嘉靖五年进士群体中，重要的文人有王慎中、屠应竣、李元阳、袁永之、赵时春、樊鹏、华察等人；嘉靖八年有罗洪先、唐顺之、陈束、任翰、熊过、李开先、皇甫涝、吕高等人。而《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所谓“十才子”中的屠应竣和李元阳，理应是此期唱和活动的重要人物。屠应竣《与陈约之书》描述了当时酬唱的情形。他说：
自分与世寡所俪也，而二三知己如足下者，乃独倾盖投欢，飞声嗣节，联禅周道，决骤休庭，优游省闼则并橛方镳，扬榷古今则锵金叩玉。共衾稠于只园，班缨组于瑶林。每届今宵，牖湛清酒，明月在户，兰灯并辉，饮莫沃漏卮，气若嘘温谷，天地一瞬，生死俱捐，乐哉斯乎！以为千岁无爽也。良时难豫，盛事无常，于今三年耳。足下执宪湖湘，王生秉文邹鲁，应德解授鸿栖于东吴，而仆曳裾陆沉于司马，参商殊丽，江湖异途，静言思之，恍尔有即。
“执宪湖汀”的是陈束，“秉文邹鲁”的是王慎中，“栖于东吴”的是唐顺之，而“陆沉司马”的是屠应竣。他们拥有相近的创作倾向。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述，陈束诗文“取组六朝，亦称典则”，王慎中“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唐顺之“初入馆局，诗学初唐”，屠应竣“取才六代，具体初唐”。在屠应竣饱含感情的笔触之下，崇尚六朝、初唐的年轻才子们意气风发，跃然纸上，备见酬唱活动盛极一时的情状。
二，学习初唐的文学倾向与酬唱活动
嘉靖初年，早期复古派的巨子们已大半凋零。又值大礼议事件，杨慎等大批士人遭到贬谪，朝野一片噤若寒蝉景象，京城诗歌创作的活力骤然不再。至嘉靖五年和八年会试以后，以嘉靖十才子或八才子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群体在诗坛崭露头角。他们以超然的视野省察与学习前辈的艺术经验，掀开了六朝初唐派的新局面。
陈田《明诗纪事》说：
嘉靖初学初唐者，如薛君采、皇甫子安，七言古便不能佳。无论余子。盖其调圆转流利，须择题而施。惟何大复《明月篇》最为杰出，以其才度自越寻常也。五律一体，人握隋珠，君采、子安兄弟、高苏门、袁永之、唐应德、陈约之辈，不可胜数。
胡应麟《诗薮》则云：
嘉靖初，为初唐：唐应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陈约之、田叔禾；为中唐者：皇甫子安、华子潜、昊纯叔、陈呜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诗冲澹，当首子潜；律集精严，必推应德。同时学杜者：王允宁、孙仲可，为六朝者：黄勉之、张愈光。允宁于文矫健，勉之于学博洽，皆胜其诗。陈田说明了嘉靖前期的才子们在典范与诗体选择方面的趋向，以及他们与何景明晚年诗学的渊源关系；从胡应麟的判释看，这一时期学习杜甫的诗人显著减少，影响式微。大多数嘉靖才子选择新的文学取向：学六朝、初唐和中唐，厌倦雄豪沉郁而崇尚清婉或藻绘。作为此时期的重要作家，皇甫淳明确提出“诗可无用少陵也”，王慎中则说，诗文创作“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冗硬。”于此可以窥见嘉靖前期的文学精神。
嘉靖十才子中，唐顺之于嘉靖八年进士及第，次年乞归，至嘉靖十一年服阙赴职吏部，才与王慎中、陈束交往并发生诗学观念的重要转折。嘉靖才子们的酬唱活动正是在嘉靖十一年以后开始兴盛的。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记载：
服阙，改补吏部考功司主事，而唐子则由吏部（按：入翰林）。十一人者，陈束犹相厚，入则陪侍讲筵，出则校雠东现。暇则杯酒欢宴，或穷日夜不休。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故癸巳以后之作，别是一机轴，有高出古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尝不多遵岩之功也。
唐顺之“服阙”是嘉靖十一年壬辰，“由吏部”入翰林是十二年癸巳。人们往往把唐顺之的“癸巳”转向和发生在嘉靖十五年前后的唐宋转向混为一谈。其实，李开先所谓“癸巳以后，别是一机轴”出自唐顺之《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唐顺之说：“癸巳之岁，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人则陪侍经幄，退则校雠东观，景从响附，人思自竭以报殊恩，暇则相与接杯酒，或限韵赋诗，分曹壶奕，或杂以诙谐嘲笑，以极文儒墨士之乐。”（2）显然“癸巳以后”是指唐顺之、陈束诸子在嘉靖十二年后任职翰林时期的酬唱活动。那么，他们的酬唱表现出什么样的文学思想？这种思想与王慎中有何种关系？这是梳理嘉靖才子们文学思想流变必须解决的问题。
王慎中早期的诗歌创作倾向于六朝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评明人诗者不及王道思。然道思五古文理精密，足以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非知音识曲者也。”现存王慎中集中，模仿谢灵运的五言诗殆可乱真。其早期诗作自称：“词华二陆后，形胜六朝余。”“陶柳萦芳甸，潘花匝芳洲。”可见其推崇六朝的文学旨趣。但是，随着其文风的转变，他晚年诗歌写作也杂入“史汉文气”。《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慎中“诗体初宗艳丽，工力深厚；归田以后，掺杂讲学，信笔自放。颇为词林口实，略与唐应德相似。”唐宋派的文学转向是诗文思想的整体位移。在“归田”以前，王慎中被时人目为诗格艳丽、嗣响颜谢的六朝派。王慎中《顾洞阳诗集序》说：“予以迎新婚乞归，及侍公，公诏以诗。予方读李杜集未熟也。公数数然谈建安正始之风。予退而购魏晋人诗读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请。乃今得阅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诗之美，盖有得于魏晋也。”王慎中在见到顾可久前，也枕藉李杜，因顾氏启发而获得对魏晋诗歌的朦胧向往。我们虽然不能确定，顾可久是否向年仅十八的王慎中传递了正德后期酝酿的文学新趋向，但其弃捐李杜而溯源魏晋的文学思想显然对王慎中“嗣响颜谢”的文学取向构成影响。
嘉靖十一年，唐顺之和王慎中相识。据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王慎中这时告诉唐顺之“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李开先的这个转述语意模糊，但联系其他文献可以清楚捕捉到王慎中的准确意向。李开先《李崆峒传》说：“近见顾东桥所撰《国宝新编》总论一时名流，而以崆峒为最。责备者犹以为诗袭杜而过硬，文工句而太亢。”又《咏雪诗序》说：“何大复、李崆峒尊尚李、杜，辞雄调古，有功于诗不小。然俊逸、粗豪，无沉著冲淡意味。识者谓一失之方，一失之亢。”“雄豪亢硬”是时人对何、李及其倡导剿袭李、杜风格的指控，责备者即是王慎中以及薛蕙、杨慎等人。确切地说，王慎中告诉唐顺之的就是薛蕙的名言：“粗豪不解李空同”。嘉靖前期诗人大都受到何、李的影响，学习李、杜的风格。当王慎中以薛蕙、杨慎的六朝派文学观念对七子派诗学进行抨击时，唐顺之豁然有省，从而“癸巳以后之作”，别出机杼，焕然一新。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谈到唐顺之早期诗风的转变，以为“公初与遵岩论文，两不相下，既乃舍所学从之。窃怪集中五言古诗特少，殆退舍以避遵岩也。至于律诗，质不伤文，丽而有体。”他认为，王慎中的五言古体嗣响颜谢而难以逾越，因而唐顺之另辟蹊径，改作律体。那么，唐顺之写的是什么样的律诗？王世贞论唐顺之：“振之为初唐，即其宏丽该整，咳唾金璧，诚廊庙之羽仪，文章之瑚琏”，同时唐元荐说“李何出，变而学杜，正变云扰，剽究雷同，代兴渐微，风骚日远，箴实偏者，唐应德也；嘉靖初，更为六朝、初唐，以矫何李之蔽，而纤艳不遑，阐缓无当，作非神解，同耳食，议其后者，陈约之也。约之初与应德辈倡为初唐，以矫李何之蔽。”从何景明到杨慎、薛蕙、再到王慎中，唐顺之、陈束，我们可以梳理出嘉靖诗人从“初耽李杜”到“倡为初唐”的思想线索。何景明大概只是把初唐四子作为其复古写作的一味调剂，杨慎、薛蕙始把六朝、初唐作为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这样的境遇里，年轻的嘉靖才子纷纷舍弃李杜风格，或“嗣响颜谢”，或“振之为初唐”。
李开先是嘉靖十才子唱和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对唐顺之的诗学演变有明晰的梳理。其《市井艳词又序》说：“荆川始登仕籍，究心汉魏；继则四子二张；后酷爱刘随州，而晚唐亦多取焉。”参见其《荆川唐都御史传》，“究心汉魏”在唐顺之始登仕籍的嘉靖八年，“继则四子二张”始于初识王慎中、高叔嗣的嘉靖十一二年，“酷爱刘随州”在嘉明十四年归田以后。“四子”是何景明、杨慎所倡导的典范，“二张”是高叔嗣所鼓吹的初唐诗人，唐顺之在翰林时期摹写“四子二张”，赓续着六朝初唐派的文学脉络。李开先认为唐顺之在翰林时期“以其‘侍从庆成’之诗、朝堂雍容之作”见称。考《荆川集》，其“侍从庆成”之作写道：“警跸喧黄道，衣冠集紫宸。宰夫称燕主，蕃国备王宾。鹓鹭千班序，鱼龙百伎陈。钧天初听乐，玉食共分珍。”薛蕙在写给唐顺之的信里则说：“往岁在李石叠所获睹‘郊祀诗’一章，于时心服。”唐顺之的“郊祀诗”是这样的书写风格：“位以南离正，宵从甲子分。月临太乙馆，星动羽林军。除道疑登岱，鸣箫异度汾。声容六变合，海岳百灵纷。”他用雕琢精细的语言和响亮严整的音节，铺陈出雍容富丽的皇家盛宴、恢弘盛大的郊祀场景，表现出一派冠冕堂皇的帝王气象，显然浸渍于沈宋二张应制诗的流风余韵。这时的唐顺之不仅仅摹写初唐，也推崇六朝。作于翰林时期的《送陈贡士刺上思州》说：“谢朓诗篇差可拟，子云笔札焉足夸。”无疑是其创作理想的夫子自道；作于后家居时期的《雪诗和苏韵十首》则说：“虽欲搞毫追小谢，词锋久避六朝尖。”表明其文学思想有着从希慕谢朓到扬弃六朝的过程。嘉靖十二年到嘉靖十四年间，唐顺之以六朝、初唐为文学书写的典范，嘉靖十四年以后，“诗文更进一格”，以其由朝堂雍容之作一变而为村樵渔父之词，有了“文继欧曾，诗驾刘韦”的新趋向。李开先所谓“癸巳以后，别是一机轴”，意指唐顺之在嘉靖十二年摒弃雄豪亢硬的崆峒风格，转向雍容宏丽的初唐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