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时期，如果说六朝初唐派试图把汉魏与盛唐之间遗漏的部分补进文学史谱系，那么，唐宋派则要把文学复古运动中遭到拒拆的近代部分与古学衔接起来，把儒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论证其连续性和统一性。左东岭先生总结唐宋派的思想共性说：“他们都主张由学习唐宋之文而上溯《史》、《汉》之文，都主张道与文的并重，都讲究法与意的兼顾，而最欣赏的学习对象是欧阳修与曾巩等等。”这无疑是经典的概括。当然，唐宋派是儒家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派别，唐宋派文人根据其儒学造诣和偏嗜文学的深浅程度，仍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与文学倾向，呈现出从折中于宋学、本原于心学到逐渐疏离于儒学的发展脉络。如王慎中认为唐宋古文是对秦汉文法与经传义理的双重继承，其“载道”论从宋儒书中推衍出来，是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原初形态。唐顺之的“心源”论突出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表现出显著的心学色彩，归有光的诗文思想以“吾心”为文学书写的源头，与唐顺之同属唐宋派发展的第二阶段。茅坤则强调“万物之情各有其至”，在吾心与万物的平衡中倾向于对客体世界的摹写，透显出与儒学关系的日渐疏离，这是唐宋派诗文思想发展的最后成果。
（第一节）儒家思想对唐宋派的影响
作为文学思潮的唐宋派，肇始于“晋江诸公”的文学活动。曾经倡导六朝初唐体的王慎中和唐顺之，在嘉靖十五年前后，共同经历了由文学向儒学的思想转向和由复古派向唐宋派的文学转向。特别是王慎中从宋儒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唐宋古文里共时性地发现了“所谓史汉而兼根六经”的精神渊源和“文词义理并胜”的文学内涵，提倡“文崇欧、曾”。其“义理载以行焉”和“发之于性”的创作原则，凸显了唐宋派诗文思想的儒学气质。
一、王慎中、唐顺之与基于儒学思潮的唐宋转向
在明代文人的视野中，“晋江诸公”的诗文思想与王守仁渊源颇深。嘉靖末，王世贞回顾明代文学思想演变，把“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作为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指出“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毗陵藻税”，意谓文学遁逃到理学的羽翼之下，是由王守仁开其源，王慎中和唐顺之闻风而悦之，益以修饰润色之业。茅坤纵论明代古文发展，认为“宋太史后，寥寥也。王新建论学诸书及兵略诸疏，可谓千年绝调矣。而江西以后，猥视末艺。即如唐、王以下，颇厌何、李之抗声藻而略神理也，稍稍于欧阳、曾、王，若将共为翱翔袅娜其间”。他认为王守仁的古文辞“本于六籍以求圣人之道”，在文学上也有独到之处，所以在“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论学诸书”，使王守仁在古文谱系中处于上承唐宋八大家和宋濂，下启王慎中、唐顺之的中枢位置。嘉靖四十一年，唐顺之的弟子姚翼取唐宋八大家与宋濂、王守仁、王慎中、唐顺之共十二家，刻成《文选后编》，茅坤之子茅翁积作序称之为“文之至者”。晚明陈懿典的《澹园先生集序》认为：“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应德，志真儒之学而擅通人之才。其为文得古人之法，不寻今人之习。王与何、李同时，唐亦先李、王而驾，两先生务先举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举文之实。”公安派的袁宗道也说：“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这样一种儒者和文人合流的古文谱系是明人较为普遍的看法。
嘉靖十四年前后，王慎中、唐顺之、陈束等嘉靖才子遭遇贬黜，京城文学的盛宴人去楼空。但王慎中和唐顺之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王慎中《唐有怀公行状》说：“甲午冬，某由吏部郎中谪判常州，应德亦削翰林籍还里；辛丑春，某罢河南参政，应德亦以右司谏为民。皆先后相次亦及侍于公家。”在唐顺之的“前家居”时期，王慎中游宦于常州、南京、山东和江西之间。两人往来频繁，相互切磋，共同经历了儒学与文学思想上转向。
王慎中任职南京的时间是嘉靖十四年秋到十五年冬。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说：
（王慎中）升户部主事，再升礼部员外，俱在留都闲简之区，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守仁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入曾、王之间。唐荆川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
王慎中《再上顾未斋》也说：“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不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王慎中发生思想转向的二十八岁，即嘉靖十五年，任职“南都闲简之区”时期。唐顺之《答蔡可泉》则说：“仆自三十时，读程氏书有云：‘自古学文鲜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则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能。”唐顺之大王慎中两岁，其读程氏书而“有省”，也在嘉靖十五年。这一年，他们心存默契地实现了面向儒学的思想升华。
南京为明朝陪都，人才荟萃，公务闲简。王慎中调任南都后，一方面和顾磷、陈沂等南方文人悠游酬唱，一方面向诸儒请益问学，开始重视生命境界的涵养。其《与王顺渠祭酒》说：“仆获闻君子长者之言，心所愿见者当世有四先生也。河内何柏斋、关中吕泾野、吴下魏庄渠、齐东则先生也。往岁谪官毗陵，稍迁留都，故得谒泾野于官邸，从庄渠于里居。二先生不见鄙以不可与言，垂赐诲喻，至于倦倦，中心窃幸，因用自奋。”以上四人都是当时同情朱子学的大儒。这一时期，他还追随湛若水读《易》，与王畿讨论心学。其中，魏校和王畿对王慎中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其《上魏庄渠公》说：
自得见君子以来，廓若发蒙，始知正学之有所在，而此生之几于虚过。奉以周旋，时有警省，不敢丧己于流俗之中，溺志于技艺之末。惟以圣贤之言维持此心。虽自知茫无所得，然循是不舍，或犹有可就正于异时再见之日也。思复德言，想象道范，下怀恋切，朝夕靡怠，悦而不绎，知愧门墙，死罪死罪！
这是王慎中接触儒学时的心态写照。发蒙、警省、茫无所得、恋切、悦而不绎与朝夕靡怠，短时期内心境的复杂与陡然变化，清晰地呈现出来，以至于他想起“几于虚过”的人生，不禁有“知愧门墙，死罪死罪”的强烈自责。他说自己当时仍然“茫无所得”。大约因为与魏校的会面才给予他文化生命以新的启示与开端。
王畿是王守仁以后的心学领袖，与王畿的交游被普遍认为是王慎中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李开先说，王慎中“与龙溪王畿讲解王守仁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指出阳明学对王慎中思想转变的影响。嘉靖十六年，王慎中写信给唐顺之说：“夫以余之诵习章句，忽闻诸君之论，其于圣贤之学，亦能谬言其梗概而窃知一二。然自隐括其行则未免于小人，岂非其言为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则由是以知《大学》之所谓致知者，信在内而不在外，系于性而不系于物，而龙溪君之言益可信矣。”与王畿在南都讲解“王守仁遗说”的经验，在其生命中不断地酝酿和发酵，他在离任山东前夕有了对阳明学的认同感，绽露出回归心性体验的儒学倾向。这种趋向在江西参议任上日渐明晰，其言曰：
往余督学山东学政，好以名检礼节，摩砺其下，其所为教，尤谨训典而范物轨。诚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详末而多文人之性习，未几余稍迁去山东，天诱其衷，日以有闻，悔前之为，而知其德之不足也。盖非惟谨典训而范物轨无以谕人于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悦于向道，而其諟名矜迹，依凭之劳而假托之似，尤非所以为学也。
往日相与于济上，情谊意气亦云至矣。第惜其时学未有闻，徒守形器，诵渣滓，以自烦劳，而执事所以教我者，尚未悟也。
余早误于俗学，几不能反。行年三十而始有闻。退而家居。以讲于同游之闻。
王慎中确认自己思想成熟的时间是而立之年。这时，他在江西与欧阳德、陈明水等阳明学者交游论学，获得了“天诱其衷，日以有闻”的生命拓展。江西是阳明学的渊薮，王慎中说：“阳明先生倡道东南，江西之士从之独多”。他写于江西的《宗儒祠告文》以为“夫子殁而微言绝，盖书虽存而所以言者则不可得而传矣。其所谓绝不虚言也。千载之下，乃有王先生者心领神悟于圣远之时，使绝者复续，其功伟矣”，“某早无师传，为学已晚，不揆固陋，窃尝尽心于先生之遗言，岂敢谓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几有以自信耳”。表现出对阳明学非凡的热忱。其实，王慎中归田以后（1521年后）的儒学形态仍然较为混浊而难以确指，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的言说并存在他的文献中，“谨训典而范物轨”的思想在其晚年学记里仍然余音袅袅。但从南都到江西的四五年里，“早无师传”的王慎中经历了泛滥无归的生命省察与儒学追问，毕竟“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实现了由文人向儒者的过渡。
经过南都时期的求师问友与钻研儒学，王慎中明确了对带有儒学色彩的唐宋古文的认同，并以此带动了唐顺之文学思想的转向。一般的说法认为，“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王慎中也曾对其三弟王惟中说：“我为礼部时年二十二三，一味稚识，雕琢几句不唐不汉诗文而已，真可追恨！”“我旧日为曹官，亦只是以作文赋诗为第一义。”事实上，南都以前的王慎中不但雕琢汉唐诗文，还存在学习六朝的倾向，基本表现是诗歌“嗣响颜谢”，书信跋序则骈散兼行。王慎中文风转变以前的文章甚为罕见，仅存的两段都是以骈体的形式写成：
自别之后，夙夜增思，周诗酌垂之感，风人采葛之咏，揆之于今，作者为不虚矣。若乃驾鹚桨，曳鹭舆，指五岭，以遥迅三山，宛其相待，犯危蹈险，捐孥昔乡，犹不啼以轸衷而结虑也。仆自惟若此者，非敢贪灵宠之绪休，冀时俗之希艳，将以究东南之美，畅奇隽之观，固吾素志矣。
三月三日，英寮展迅，薄言命驾，遵彼西郊，于时柔阳布和，群芳微疏，城烟初敛，迥风来徐，兰若象云而结构，岗峦拔地而轮囷。遂乃促膝振衣，荡志盈瞩，或拂石以啸歌，或凭轩而徙倚，弦管迭御，羽觞无数，虽节谢咪归而体侔齐物，昔右军兴叹于兰亭，河阳发咏于金谷，盖感茂辰之难并，怅淑唔之易违也。
一篇是文体尔雅的“诗序”，一篇是本应随意的便笺，都以典雅的骈文写成。骈文是当时青年倩英们通用的文体，是他们提倡六朝、初唐文学思潮的题中之义。南都以后，王慎中的诗文思想突破了“模效依仿”的藩篱，转而推崇欧苏曾王诸大家，从此，再没有写过《再与陈约之》式典雅华美的骈体文章。李开先《市井艳词又序》说：“南江文非汉不目。其在南都寄声云：‘韩文乃尔佳，子犹笑其拘尔乎！’直至喜苏，学乃进。昨得闽中书：‘仆之于文出入乎曾王之间，苏氏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盖已喜而又过之矣。”王慎中的古文思想经历了南都以前的“非汉不目”，南都以后的学韩、喜苏，归田以后“出入曾王之间”。经过对唐宋古文的多年沉浸涵咏，他“妙悟欧曾家法”，确立古文写作的宗旨。
嘉靖十二年，唐顺之初识王慎中就受其影响，舍弃李梦阳式的“雄豪亢硬”的书写风格，转向初唐体的写作，并以其“侍从庆成之诗、朝堂雍容之作”，成为嘉靖前期卓有影响的诗人；到嘉靖十五年前后，唐顺之与王慎中再次相遇时，王慎中的文学思想已“尽变其说”，于是“素信其才识”的唐顺之“如其言而读其书，数月后尽得其法，方知向之所谓学史、汉者，特得其皮毛，而七大家文，真得《史》、《汉》之骨髓也”，遂与王慎中“意投语合”，共同开启了“皆以文章擅天下”的唐宋文派。王慎中《寄道原弟七》说：“吾之文，自南都以后意亦欲存之，或必为后所传。然未成集，未可费木也。如少时诸作，方皇恐不暇，而又可刻耶？且少时诸作以其可丑，无意藏之，失者将过半，亦无从再收拾矣。”（3）他把自己的文章分为“少时诸作”与“南都以后”两种，也确证了南都时期文学思想的转折和演变。而唐顺之现存诗歌全部作于嘉靖十二年以后，符合李开先“癸巳以后，别是一机轴”的界说；现存古文则全部写于嘉靖十五年以后，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李开先所记载的“两次转向”是可信的。至此，嘉靖初年六朝初唐派的三领袖，在思想旨趣上已然分道扬镳。陈束黜落江湖，满腹罹骚，沉吟如故，吟唱着整齐优美的骈文与精雕细刻的诗句。王慎中与唐顺之相互启发，共同经历了思想上的儒学转向，脱离了六朝初唐派的审美趣味而趋向宋学，改变了嘉靖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影响唐宋派文学发展的还有唐顺之、赵时春、罗洪先在春坊时期的论文。从嘉靖十八年冬至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唐顺之与赵时春、罗洪先同在东宫，情同莫逆，时称“三翰林”。胡直《念庵文集序》说：“（罗洪先）先生少学文仿李空同，弃之曰：‘是未见端委者’。既入宫寮，与唐荆川、赵浚谷相讲磨，大放于文。”唐顺之晚年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说：“晋江王道思、平凉赵景仁，其文在一时文人中最有法。”把赵时春与王慎中一起视为体现唐宋派文法的代表作家。与王慎中南都论文后，唐顺之又在北京与赵时春、罗洪先等人探讨和宣讲宗法唐宋的文学思想。与陈昌积的论文是他们探讨文学的重要活动之一。唐顺之四年后致信陈昌积说：“向在京师，每同平凉赵景仁过兄论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尽弃其旧学而更张之。”唐顺之、赵时春与陈昌积“论文”，使得陈氏尽弃旧学而愿意追随新的文学方向。他们探讨了什么文学问题？什么是陈昌积的旧学与新知？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这样形容陈昌积：“先生总角即以经生魁两榜，至京师诸名公争倾下之，或以为史迁复生，或日庄马俦也。比成进士，官翰林，为相国所罗致，愤愤不乐。先生时方壮，遂乞归。且曰：吾业未也。筑室于龙津之原，杜门谢客，始肆力于南丰氏，累有岁月，怡乎其契，浩乎其来。每属笔辄千百言，读者但服其中之富有，而彼其‘意与法’常存焉者。”京师论文之前，陈昌积被视为“史迁复生”；京师论文之后，陈昌积转而“肆力于南丰氏”，主张意与法并重。与唐顺之、赵时春的切磋显然是其思想转折的关捩。王兆云在这里援引了王廷相的相关评论：“思乎今之文者与近时海内作者，有唐子、罗子、赵子、王子。江有（右）则有尹子、曾子、胡子，此子迥在三子之二（上），可服也。”王廷相把唐顺之、罗洪先、赵时春、王慎中以及包括陈昌积在内的江右文人群视为古文写作的杰出者。其中四人是唐顺之春坊时期论文活动的参与者。可见，在王慎中和唐顺之的鼓吹下，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已渐成风气。
二、从宋儒之书到“欧曾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