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的四十五年，是古代文学思想承前启后的时期，也是近古诗文创作的发轫之年。明代前期，随着文化高压政策的实施和科举的规范化，台阁文风笼罩一时，文坛出现了持续百年的黯淡局面。至正、嘉之际，始摆脱庸常，士人们澡雪精神，革故鼎新，掀起新思潮，发展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古学复兴和对良知的扣问成为明代中叶的时代精神。兴盛于这一时期的复古思潮呼唤着古典的生命元气和真诗的复归，同时的心学思潮表现为直指人心的思想革新运动，诗文思想这两种思潮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从古典意象里透显出主体精神，在文人趣味里间杂着市井俗语，从台阁体的雍容气象趋于下层士人的卓落情怀，折射出多元的色彩。
在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研究方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是两部奠基之作。钱著因其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苛刻态度而饱受责难，但他对嘉靖诗文的多元风貌和历史兴替的解读，闪烁着辨章学术的史学洞见，奠定了明代诗文研究的基础。朱著针对钱谦益的某些偏颇之见，纠偏补敝，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清其他诗话类著述，如叶燮《原诗》对文学复古运动的批判、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对“古澹一派”的概括等，都是关于嘉靖文学的重要批评。此外，《明文海》、《明诗综》、《明诗记事》等文献汇编，也为当代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西学东渐以来，不但有诸种文学史和批评史著作，而且出现了如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1945.5）等论著，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明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成就。钱基博非常推崇明代诗文，认为文学复古运动是汉魏、盛唐文学精神的复兴。夏崇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学衡》1922.9）把嘉靖文学视为“自唐以来”第三次文学运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始于嘉靖时期，将明代许多俗文学的内容第一次写进文学史中。这些经典作家的论述，从不同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在近古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
时至当代，随着学术的整体复苏，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呈现出由宏大叙事向微观研究、从单纯的文学视角向交错的文化视阈演进的研究趋向。在文学思潮的研究方面，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对文学复古运动的历史做出了精彩而翔实的描述；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从思想史和心态史的角度切入中晚明文学思想之演进，发掘和展现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底蕴；黄卓越的《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等就人文思潮对嘉靖文人生态的影响作出极具思辨性的论述；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孙学堂的《复古理念的退淡》等著述也对明代中叶文学发展的思想脉络进行了多角度阐述，拓宽了研究的视阈。在文学流派方面，陈书录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黄毅的《明代唐宋派研究》等论著，雷磊的《明代六朝派的演进》、廖可斌的《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等论文，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夯实了基础。在个案研究方面，又有吴金娥《唐荆川先生研究》、许建昆《李攀后研究》、张梦新《茅坤研究》、李庆安《谢榛研究》等，研究日益深入，成果颇为丰富。
但目前的研究仍有所不足，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着以点代面的问题。对文学复古运动和唐宋派研究成果较多，而忽视了某种历史的连续性和多样性，缺乏整体的或原生态的文学史描述和研究，如对六朝初唐派研究较为缺乏，对作为六朝派和唐宋派之间过渡形态的“中唐派”的论述处于空白状态，对唐宋派与后七子的对立问题也鲜有论及。二是基础文献研究较为薄弱。往往以明清以来的评论代替原始文献的梳理和细读，造成思想的误读和对历史脉络的曲解。三是思想精义的辨析仍有待深化。这一时期思想多元而文献庞杂，思想的辨析方面存在着复杂性与难度，如王慎中、唐顺之的思想渊源与性质、王世贞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心理调适等，都是重要却鲜有正解的问题。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经典作家的文本研读，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这些方面的论述。
本书介于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之间，以“嘉靖”时期为研究范围，立足于文献研究和理论解读，描述嘉靖诗文思想的演变过程，梳理其主要问题和认知走向。一是透过史实把握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描述其中复杂的衍生、转变或发展关系，展开嘉靖时期诗文思想颇为丰富的历史画卷。二是以两种思潮和各种重要流派为中心，对嘉靖诗文思想进行专题性的解读。文学复古思潮与儒家文艺思潮从艺术表现与人文内涵两方面对明前期的文化疲软做出回应，两者相互制约和影响，构成嘉靖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六朝初唐派和中唐派、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思潮联袂而起，相互推动，构成了诗文思想的多元形态和循环运动。三是把历史与专题研究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个体的文学经验和文化视野为窗口，关注作家思想形成的文化境遇，透视思想背后的心灵历程和精神底蕴，省察其诗文思想的逻辑发展和思想要义，以期获得对文学现象的最本真的体验。
自然的历史段落只是外在的时间刻度，文学史的书写理应以文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作为叙事脉络。“嘉靖时期”起于公元1522年，止于1566年。本书不打算也不可能涉及嘉靖时期诗文思想有关的所有作家与细节，而是着力描述和解读那些影响文学发展趋向的重要的人物、事件和流派，阐释这一时期诗文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界定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肇端与结束，确立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在肇端方面，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研究基本排除了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部分作家的文学活动跨越了正、嘉之际，但他们的诗文唱和、诗文实绩及其理论批评，主要发生在弘治十五年到正德年间的一段时间里。正德末年，何、李之争透露出复古思潮分化的趋势，何景明在嘉靖前夕的辞世，意味着第一波复古运动的潮汐趋于衰退。尽管李梦阳活动到嘉靖八年，王廷相、康海和王九思等于嘉靖中叶辞世，但他们或醉心道学，或沉湎于优伶杂剧，前七子的诗文事业在正、嘉之际已然式微。与前七子同时有“吴中四才子”，其中徐祯卿、唐寅和祝允明辞世于正德或嘉靖初年，文徵明却一直活到了嘉靖后期。本书以为，前七子和吴中四子的文化与文学批评活跃于正德年间，是嘉靖诗文思想演进的文学背景和需要消化的历史资源，不构成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相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嘉靖时期的下限。研究跨越嘉、隆之际的文人，须对其文学思想的形成和代表文论的写作时间加以细致审查，做出因人而异的处理。本书把归有光、李攀龙等活跃于嘉靖时期而活动到隆庆中叶的作家，整体纳入嘉靖文学的视野之中；对一直活跃到万历中叶的作家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茅坤的思想成熟于嘉靖二十四年到二十七八年之间，嘉靖以后没有明显的发展。对茅坤的研究，完全可以据其早期文献进行论证和阐述，必要时再以其晚年著述加以充实。王世贞前、后期的诗文思想存在较大差异，对其思想状况的研读，须注意疏理其间的同中之异与异同之同。必须把他们的思想建立在文献考稽的基础上，从而做出切实和丰满的描述。
通过以上界说，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确定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继前七子之后，作为嘉靖文学开端的是文学复古运动的变态--六朝初唐派。六朝初唐派兴起于正德末年，在嘉靖前中期蔚然流行。他们拒斥“拆洗少陵”的诗学倾向，（2）重构诗文创作的典范，在文学精神上表现为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开拓与新变。接踵而起的唐宋派，形成于嘉靖十五六年，在嘉靖二三十年代有着“家传户诵”的影响力。他们依托阳明心学，把新儒学的价值和思维运用到诗文思想的领域中来，突出文学书写中的主体精神和道德涵义，积累和发展了一套与复古派针锋相对的文学话语，构成了嘉靖文学的又一种思潮。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萌蘖于嘉靖二十六七年，至三十年前后掀起高潮。他们反对吴中文学的绮靡藻饰和唐宋派的“理胜其辞”，重视修辞与造境，呼唤雄浑阔大的汉唐格调，在与唐宋派的冲突中获得发展，控制着嘉靖后期主流文学的话语权。三种思潮在时间序列上先后相继，又互相重叠，在思想内涵上相因相依，又互相对立，他们相互影响和作用，构成了嘉靖诗文思想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循环运动。
综观嘉靖时期四十五年，六朝初唐派、唐宋派和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着相反相成的因果联系与清晰的时间次序。诸种文学思潮有着相互交织的影响力，各派思潮相互连续，互相渗透，构成了嘉靖诗文思想丰富而庞杂的面貌。依逻辑顺序，此期的诗文思想以弘德七子作为背景和起点，经六朝初唐派的开拓与新变，唐宋派的革故鼎新，在后七子的诗文思想中实现了向复古思潮原初形态的回归，整个过程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罗旋上升。在嘉靖中后期，唐宋派和后七子同时达到了活动的高峰期和思想的成熟期，在其对立的缝隙中，追求性灵的新思潮已悄然酝酿。各种思潮壁垒分明，环环相扣，这是文学思想发展自我修正和自我建构的过程，也是诗文思想与文化思潮互动的结果。嘉靖一朝的大多数文人均可以纳入其中一种或两种文学思潮中。
正、嘉之际的文化思潮构成了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具体语境。李、何的文学复古运动和王守仁所开启的心学思潮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引领着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发展方向。正德十八年，何景明去世；嘉靖七年，王守仁病逝；嘉靖八年，李梦阳病逝。这些曾经扭转风气的人文巨子在正、嘉之际相继陨落。但是，他们巨大的身影始终横亘于嘉靖文人的文化视野之中，影响和塑造着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内在品格。嘉靖时期的诗文思想以“复古”和“明道”为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