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是传统文化永恒的主题，寄寓着士大夫对世俗的不满和文化重建非凡热情。六朝派的黄省曾说：“夫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古文是古道的载体，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便是在恢复“古道”的名义下勃然猬兴。但嘉靖以来，复古思潮逐渐蜕去了它的道德和文化色彩，趋于唯美的或修辞的纯文学取向。嘉靖时期的文学复古运动总体上呈马鞍形演进。它在正、嘉之际趋于分化，向着六朝派、初唐派和中唐派转型，在嘉靖中叶因儒学思潮的盛行而黯无声色，又在嘉靖后期经过后七子的努力而波澜再起。六朝初唐派的诗文思想是发生于文学复古运动内部的审美位移。从薛蕙指出何、李诗歌在美学风貌上的优劣问题，嘉靖以来的文人在审美感觉上日趋精细化，杨慎“沉博绝丽”的创作旨趣和薛蕙“淡泊为宗”的神韵说，构成了嘉靖文人审美取向的两重奏。稍后的“十才子”延续了六朝、初唐派的旨趣。但他们日渐厌倦了六朝骈丽，向着“古澹”一派发展，最终形成唐宋派“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诗学论述，标志着复古思潮的衰竭。嘉靖三十年前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又自觉地把文学复古视为“盛德大业，不朽盛事”，探寻纯文学书写的价值与意义，重新发掘前七子的诗文理路。他们与唐宋派的论辩过程中，有意识拒斥文学的道德旨趣，突出修辞学或技艺学倾向。如谢榛的《诗家直说》专论诗法，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强调篇法、句法、字法。他们的诗文从技艺的琢磨开始，期望重筑盛唐诗风的浑沦意境和盛大气象。综观之，复古思潮虽在嘉靖时期时有沉浮，却是贯穿这一时期诗文思想的一条主线，它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审美取向和发展态势。
与复古思潮同步的是儒家心学思潮的蓬勃发展。陈献章和王守仁不但肇始了明代的儒学革新运动，而且在诗文创作和理论批评方面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在阳明学者极具宗教精神的讲学活动的影响下，唐顺之、罗洪先、王慎中和赵时春等嘉靖时期成长起来的“才子”，弃文人道，成为心学思潮的生力军。随之而来的是，以心学为主的儒学精神向诗文思想领域的深层渗透。王慎中对唐宋古文的道德化解读，唐顺之对本色论与法度论的心学化阐释，茅坤依托儒学精神对文学史观的重建以及他们文道并重的共通旨趣，无不展现了心学思潮振荡一时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唐宋派”这一概念出现在近代，这个观念很容易使人混淆“唐宋派”与秦汉派、六朝派或初唐派的思想质地。其实，复古派的典范选择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提倡“以代定格”，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格调，时代与典范的界说构成其诗文思想的基石。但“唐宋派”没有采取格调说的立场，而是讲究“文字工拙在心源”，“载道德之意以行焉”，把主体精神和道德旨趣视为文学书写的根本原则。茅坤要求以“与道相盛衰”的正统史观代替“与时相上下”的复古史观，否定“以代定格”的必要性。“不增不减”的“道”取代了“随时随地”的“格”，成为“唐宋派”的思想基石，彰显出唐宋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唐宋派的四大家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以儒者自命，基于泛道德主义的儒学立场，把文学置于“有德必有言”的附庸地位。他们的诗文思想承接朱熹、陈献章或王守仁的脉络，兼顾道统文统，表现为儒家文艺思潮的衍流。当然，这种儒学气质发展到茅坤的诗文思想，已表现出弱化趋势。
复古思潮和儒家文艺思潮的对立构成了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的主要问题。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唐宋派倾向于泛道德主义的文学路线，要求文学表现主体精神与道德情怀；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坚持纯文学的进路，重视文学的抒情、修辞与格调问题。他们不仅在艺术表现方面相互对立，而且在文学本体论上形成冲突。唐宋派的诗文思想经过了宋明理学的过滤，其德性论基础涉及复杂的生命含义，所谓“文章即是性与天道”，文学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现象，蕴含“纯心明性”或“洗涤心源”的人文内涵。复古派的诗文思想主要源于汉唐时期较为单纯和朴素的命题，强调文学缘情起兴的感性基础。因而，唐宋派与复古派在书写方式和风格形态上差异显著。唐宋派比较典型的主张是直抒胸臆，无意为文，写出朴实无华的真精神；复古派则主张属辞比事，尺寸古法，锻炼精纯无瑕的意境。唐顺之的“作文不论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和李攀龙的“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分别代表两派的思想趋向。他们各持一端，似乎毫无交集。但在“真精神”与“修辞学”之间，重此轻彼，左袒右袒，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嘉靖时期的文学思想由唐顺之和李攀龙执之两端而扣之无穷，两端之间的丰富色彩才清晰地映现出来。
文学思潮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映现，受特定的政治、文化影响很大。政治关涉着士人的生存命运，文化传统塑造文人的精神品格。但政治、文化的影响需通过个体的性情折射出来，以宏大叙事消解个体经验是一种思想的僭越。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思潮、流派等“类”的归纳上，不应当以整体观照湮没文化抉择的属己品格，而应当直面重要人物的灵魂体验和思想之旅，整理和叙述个体化、多样化的文学思想。
从作家的个性来审视文学思想的变迁，必然要对不同作家的特定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抉择作出判释。何景明和李梦阳在嘉靖文学视野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王世贞说，李源于《风》，何源于《雅》，较为准确地抓住了李、何的差异。李梦阳提倡杜诗学，是前七子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何景明通脱的复古意向对嘉靖文学的影响更为正面和深广。后者被视为学习初唐的源头和主体精神的言说者，终嘉靖一代少有批评的声音。正、嘉之际的杨慎和薛蕙共同反对了李、何所代表的“拆洗少陵”的创作倾向，强调六朝、初唐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们的美学倾向截然不同，杨慎沉浸于纯明的审美体验，偏向于“沉博绝丽”的创作风格，薛蕙则濡染于儒释道的生命哲学，标举“神韵”，向着“淡泊为宗”的方向发展。王慎中和唐顺之在嘉靖十二年共同推动了六朝初唐派的酬唱活动，又在嘉靖十五年前后相继完成了面向唐宋的思想转向。他们都从“宋儒之书”中读出隽永的味道。王慎中推尊唐宋诸公的古文制作，唐顺之却从程颐“做文害道”的思想出发，提倡“只摅胸中所蕴自成文也”；王慎中很早便通过宋学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文学精神进行了恰当的诠释，却在立德与立言之间犹疑徘徊，一生困顿于由文学向儒学的精神泅渡。唐顺之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心学学者，出入白沙学、阳明学与龙溪学而体会深彻，圆融不滞，他以心学的眼光审视并消化王慎中的文学思想，形成了更为透辟的心学一文学论述。嘉靖后期的李攀龙和王世贞是后七子的共同领袖，他们恢复古学的思想动机和走向也不尽相同。李攀龙以李梦阳的继承者自居，反对儒学对文学的渗透，鼓吹复古，振起一代，牢牢控制着复古思潮的话语权。王世贞在李攀龙的鼓动下倡言复古，却在复古思潮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复古派的文学声誉，一方面却把宋学的精神融进自己的写作之中，其复杂而矛盾的精神世界映现出的是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精神困境。
审视这些作家的文学思想，应充分注意其不同身份与经验所构成的思想特性。发现和清理他们的异同是研究的重点，更重的是把握每个作家文学思想的中心和边界，把他们的思想当作完整的生命经验来阅读和理解，获得如其所是的解释。因此，应当尽量完整地阅读和疏理文献，辨识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感受和体验他们经历的生存困境与人生之路，从中汲取原汁原味的思想精粹。人文研究就是要把这种体验到的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通过体验而呈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显象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历史，最终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思想的风貌，而且应当是活泼泼的生命气象。
一切历史隐匿在文献之中，文学思想的阐释必须依据文本的谱系才能彰显其脉络与意义。本书的研究以嘉靖时期的著述为主要材料，对嘉靖以后的历史记录与评论进行审慎的考辨，避免以二手材料代替文献研究，以现代意识遮蔽原初问题意识；同时重视文献编年，依文献的时序推衍思想发展，力求言之有据。其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是编撰了《陈束年谱》和《唐顺之文献系年》。陈束是六朝初唐派的中坚，对他的研究主要是为重新发掘、描述和解读嘉靖前期的诗文思想风貌；唐顺之是嘉靖时期贯穿始终的思想领袖，对其文献的系年考证，不但是嘉靖文学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透视明代中后期文学演变的一扇窗口。本书依据一手资料，论证了唐顺之早年思想两次转变说，提出了唐顺之的晚年定论说，为嘉靖时期诗文思想研究奠定了比较可靠的文献基础。
一切阐释源于文本，文献研究最终是为了对历史做出适当的解释。本书对嘉靖时期诗文思想历史脉络的梳理有三种方式。首先是起源研究，分析各种文学思潮的生成条件与逻辑起点。这一时期诗文思想沿着文学复古运动的脉络演变和发展，那么，如何解释文学复古运动的缘起？文学复古运动所内含的古学复兴具有何种意义？本书以为，与古学相对的是举业，与古文相对的是时文，古学复兴是嘉靖中叶士人对科举文化和八股文写作做出的反应和救治，孕育和催生了文学复古运动。至于台阁体与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则是变革的表象，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是过度研究。研究嘉靖时期各种文学思潮转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学现象，挖掘和描述那些被淡忘的文学事件，丰富对文学史的认识和描述。这一时期包括三种前后相续的诗文思潮，在其相互转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思想的复杂性应当是研究的重点。再者是重叠研究。对在时空上重叠的各种文学现象、派别和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本书尝试采取多种视角进行研究。把嘉靖文学视为多种文学思想的交错、交锋与交融，立足于文学话语的丛林，多角度透视文学视界中交织的复杂现象，避免单线描述，以叶障目。同时，注重点、线、面结合进行研究，努力把个案研究、历史脉络的分析和整体系统的思考结合起来，通过微观的探索、宏观的统筹和条理的分梳，描述嘉靖文学思想的多种层次与多种向度。
一切思想必须于作家个体的文学经验和心路历程中获得其解读和展开。文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经典与现象的解释（者），当下的研究乃是理解之理解，解释之解释。在作家的思想研究方面，须首先确定其思想的中心与边界，避免以偏概全。同时注意研究对象的思维的展开方式。有些人的观念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些人的思想看似不连贯，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有些人则是有意识地结构体系。如唐顺之提出文学鉴赏“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批判茅坤“犹未得于肉眼也”。什么是肉眼、法眼和道眼？其实，肉眼的视阈指向具体的法度或风格问题；法眼和道眼关注的是文章里蕴含的天机自然之妙和作家性灵之真精神，三种视阈在唐顺之的思想里同时并存，而处于不同层次。这是我们解读唐顺之诗文理论的出发点。同时，本书还注重心态研究。心态和理论是相关的，理论是文本中展开的观念世界和理智世界，但思想有时候也被理性所遮蔽，却在心态中得以澄明。例如，王世贞在与李攀龙交往中，往往迁就于李攀后的权威，言不由衷地隐匿自己本真的文学体验，形成了显性和隐性的两重话语体系。其显性语言并不能代表其思想的全部。我们必须于其欲言又止的地方，对其相互矛盾的地方进行探究和分析，才能揭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目。
另外，明清时期的诗文思想普遍存在“理论先行”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大多理论并非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而是从古代经典和哲学话语中推衍出来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偏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本书的研究以心态、理论和历史的演进为主，适当关注文学创作中展开的文学思想，以便获得对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理解。本书力求通过建立于文本之上的历史的、理论的和心态的多向解读，获得对嘉靖文人及其诗文思想较为完整和立体的感受。作者只是把这种阅读经验如其所是地记载下来，希望也能够如其所是地描述嘉靖时期诗文思想发展的主流和原始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