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必须“传神写意”是唐宋派文论的共同倾向。王慎中认为文学必须“道其中所欲言”，但写作的至境是传达出符合儒学义理的醇粹的精神境界；唐顺之不但以胸中流出的本色书写作为文学写作的佳境，还把文章法度也说成是“神明之变化”。茅坤转移和扩大了文学写作的对象，要求写作能够传达“天地万物”的精神状况，达到传神写意的艺术效果。茅坤说：“近代以来缙绅先生好摹画《史记》、《汉书》为文章，而于公卿士庶志铭传记，特借《史》、《汉》之肤发以为工，而于斯人的神理或杳焉未之及。”所谓“斯人之神理”意味着什么呢？在刘勰的《原道》篇里，“神理”是氤氲大化里一切品物流形的主宰，乃是“自然之道”的代名词。茅坤对这个概念的运用，突出了“品物流行”在文学写作里的呈现。其《刻史记钞序》说：“予少好读《史记》，数见缙绅学士摹画史记为文辞，往往专求之句字音响之间而不得其解。譬之写像者，特于须眉颧颊耳目口鼻，貌之外见者耳，而其中之神所当怒而裂眦，喜而解颐，悲而疾首，思而抚膺，孝子慈孙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骚人墨士之所作凭而凄然吊且赋者，或耗焉末之及也。”认为《史记》的文学精神不在于其“字句音响之间”，而在于对“其中之神”的惟妙惟肖和感人至深的形容。文学写作的至境不是“摹画《史记》、《汉书》”，而是“摹画天地之化工”，以表现“万物之情”。茅坤的同年好友沈炼善画，他说：“沈生善绘事，而于泉石花草间，尤多神理。”“窃思青门，故以诗画负米芾暨徐熙者之望，为重湖海间，而其写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游蜂飞蝶若鼓翅而过焉。”绘画不拘形似而遗貌取神，表现对象内在的精神气韵。文学与绘画一样要“不以貌而以神”，以期用字句音响的符号语言传达和表现出“万物之情”的风貌，达到如文人画一样的“摹画天地之化工”的境界。
传神写意的独特艺术效果是“风神”。从王慎中开始，就极为喜爱欧阳修“感慨曲折”的“司马子长之致”，重视《史记》中盈溢的跌宕生姿、动摇人心的艺术精神和力量，这种意念得到茅坤的继承和发挥，其《与陈大酉司理书》说：“仆故所读欧阳永叔之文，而妄谓其史学独得司马子长家法。”《欧阳文忠公文钞引》里对“司马子长之致”作出生动的解读：“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外，独得妙解，譬之览仙姬于潇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数百年而得韩昌黎，然彼固别来门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欧阳子，予览其所序次，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之所以独爱其文，亡谓世人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修一人而已。”所谓“风神”就是从驰骤跌宕的文法笔致和悲慨呜咽的情感体验中抽离出的尧然悠远的神采，表现为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艺术感受。茅坤把它视为从司马迁到欧阳修薪火相传的“独得妙解”，其《文诀五条训缙儿辈》说：“神者，文章中渊然之光，尧然之思，一唱三叹，余音袅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尽者也。”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风神”是茅坤用得较多的术语，尤其集中在对《庐陵文钞》的评点当中，如评价《朱宣传》是“风神可掬”，《刘曼世家》是“多风神”，《皇甫晖传》是“殊觉风神独鬯，令人览其传则怒目裂眦也”。最后一则说明，文学作品所传达的“风神”与摹写对象所呈现出的感人至深的情感与精神面貌是分不开的。
与王慎中不同的是，茅坤显然对曾巩的成就有所保留，其《复陈五岳方伯书》说：“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属木讷蹇涩，嗷之无声，嘘之无欿者，而仆犹取之，以其所序《战国策》诸书及记筠州、宜黄学诸文，盖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遗而言之者已。”茅坤依据“其旨远，其辞文”的评价标准，指出曾巩的古文辞虽然在义理上不诡于道，但文学表现上“木讷蹇涩”，殊不可读。这种评价明显地迁就了王、唐“文崇欧、曾”的理念。对于茅坤来说“无令窘涩”是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他对曾巩的不满流露无遗。从王慎中到茅坤，唐宋派的文学思想明显地由重道趋向对艺术性的强调。茅坤有“风神”与“矩矱”之论。其《刻汉书评林序》说：
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道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惟其以矩镬胜，故其规画布置如绳引如斧判，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尝譬之用兵者，太史公则韩白之兵也，批亢捣虚，无留行，无列垒，鼓钲所向川沸谷夷，乃若班掾则赵充国之困先零，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严什伍，饱糇粮，谨间谍，审向导，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其动如山，其静如阴，攻围击刺，百不失一，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
风神与矩镬是文学写作的两种进路，茅坤两者并提，未做轩轾。其实，《史记》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文学典范，茅坤自己也更欣赏《史记》之“风神”，其《刻史记钞引》说：《史记》“譬之韩白提兵而战于山河之间”，乃是“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茅坤擅长兵法，曾经征藩戍边，屡有战功，因而好以军事譬喻文学写作的风采。他在《苏文忠公文钞引》里说：“予少谓苏子瞻之于文，李白之于诗，韩信之于兵，天各纵以神仙轶世之才，而非世之问学有及。”俗语有云：“用兵如神”，在茅坤文中凡是讲到韩白用兵的譬喻，大都指契中“神理”的写作境界。以《史记》和欧苏为代表的古文辞，无常势常形而得意于法度之外，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从而使人杳然神游，表现出遒逸疏宕的“风神”，而臻于写作的神境。茅坤所谓《汉书》之“矩镬”，以“严密”著称，大略相当于唐顺之所谓“其为法也严不可犯”的境界；其对《史记》之“风神”的揭示则和唐顺之的“法寓于无法之中”相得益彰。《史》、《汉》并称构成了文学精神的两个侧面，但是《史记》感慨曲折，得意言外的“风神”才是古文写作的最高典范。
在嘉靖文学的语境里，文学原本就有两种写法，一种以法度为则，尺寸古法，毫厘不失；一种以解悟为主，天地神解，法在其中。前者以李梦阳为代表，而后者则以何景明为滥觞。王廷相、黄省曾都有关于“神解”的重要论述，唐顺之以本乎吾心的“神明变化”把“神解”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茅坤的文学思想也有类似于唐顺之，有进技于道的趋向，但是更为单纯和明确地把问题集中在对文学的神解上。“神解”首先是对艺术“风神”的感受和体验。如其《酬张王屋书》说：“林卧中忽获故人书并及游金陵诗刻，手而高诵之，譬之匡庐之瀑从天而下，飞崖喷壑，令人神解也。”《临川文钞·书总序》说：“荆公之书，多深思远识，要之于古之道而其行文处往往遒以婉，镵以刻，譬之人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兴不穷。”《颍滨文钞·上神宗皇帝书》说：“凡读先秦史汉，往往言简而意尽，固古人所不可及处，及读子由之文，往往如游丝之从天而下，袅娜曲折，氤氲荡漾，令人读之情鬯神解而犹不止，亦非今人所及处。”艺术体验是一种精神的投入与融释，读者进人作者的审美境域，对作者的艺术“风神”形成如痴如醉、感同身受的艺术通感，这就是“神解”的最普遍的表现。
对于茅坤来说，“神解”的意义不仅如此，更是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本色体验与“不著意”的言说。其《白坪先先诗序》说：“其田野里巷妇人女子，并本之性情心术之间，发诸咏叹淫泆之际，神动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汉魏而下犹有存者，颜谢庾鲍以来，共相与掏心镵肾，谐声考律，其言益以工。天宝大历而下，极其音节之微，幽眇之旨，然于古者因心为志，发志为诗，曩之所谓神动天解，令人读之而欢者舞蹈，悲者欷歔，或一间矣！”依此为准，则六朝以来的雕章绘句、发皇韵律乃至盛唐以下的苦吟推敲，无不束缚性情，而不得其解。艺术的精髓未必存在章句之间，而在于对万物之情的真诚的体验、敏锐的感受和自然的呈现。而太史公是人文制作独得神解的典范。茅坤在《史记评林序》里说：“盖天地间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纵之以蚪龙杳幻之怪，騕袅超逸之姿，于六艺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独能抽其隽而得其解。”“要之其所独得其解处，譬之云汉之蔚而为象，风雷之触而成声，天动神解，洞窍擢髓，孔氏没而上下二千年来，此其风骚之极者已。”天文即是自然之音，万物之情蔚而为象，触而成声，皆成文章。司马迁的文学写作神明变化，自然成文，能够“摹画天地之化工”，而独得天地万物之神理，代表了千年风骚的极致。
要获得神解，必须全幅身心投入对“万物之情”的体验和感受中去。茅坤对这种“神解”的写作状态多有描述。如《白坪先先诗序》说：“尝闻古之好书而临池裂缯，濡发喷墨，人或目之为颠且癖。而于中神理，顾自凑泊也。”《谕吴顾两生考遗才书》说写作时应当“凝神而思，当其瓜蔓葛引处，便须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剸虎豹，殊有独得，删繁就简，洞中神理之解。”写作过程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艺术状态，这种状态固然“依乎天理”，却并非不可捉摸。茅坤说：“文贵神解，置心千古之上，恍见圣贤当时语意而写诸笔端，不烦绳削，方为上品。”所谓“洞中神理之解”的写作体验就在“依乎天理”和“不烦绳削”之间，借助于自然直观的情感体验和艺术感觉贯穿于艺术实践当中。这种体验里隐匿着人心对“天动神解”的天地万物之情的呼应和通感，天与人在“不烦绳削”而“神理自铸”的写作状况中冥然忘我，融释而为一。这样的神解说，与唐顺之发于“天机之自然”的无法之法有着异曲同工的内涵。
从王慎中的文辞义理并胜，到唐顺之的理法俱妙，再到茅坤的“其旨远、其辞文”，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始终贯穿文道并重的理念。从王慎中的文道分离的“以文载道”说到唐顺之、归有光的胸中流出的“心源表现”说，再到茅坤以吾心对万物之情的鼓铸与摹画说，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又形成了不同学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站在正统文学史观的立场上，茅坤要求文学写作把“道”承载起来。仿佛转回到王慎中的逻辑起点上，可是以文人自处的茅坤处处表现出对儒家义理的游离与对艺术体验的热忱。其鼓铸摹画说与神理说，增加和深化了对文学的艺术领悟和阐释，形成具备相当解释力的经验陈述和理论体系。从这层意义上看，唐宋派发展到茅坤，逐渐摆脱明代儒学思潮对文学的侵蚀，把文学思想的基础整体建构在艺术经验上，实现着由道学向文学的自我校正。唐宋派的古文理论和文学谱系也通过茅坤晚年编成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获得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