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诗文思想处于明代文学发展的拐点。自元明之际的一代文人陨落以后，明代词林经历了百余年的黯淡与徘徊，缺乏富有创见和影响的写作与批评。弘治、正德之后，古学复兴，心学形成思潮，复古派、唐宋派和性灵派联袂而出，展开明代中后期颇为丰富的文学画卷。嘉靖时期处于明代文学思想承前启后的位置，其诗文思想振衰起弊，既是对以往文学的省察和反思，同时也紧扣文化思潮的脉搏，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对嘉靖诗文思想的研究，须从正德以来的历史文化走向中考察其前因与后果。
（第一节）明代中叶的政治文化和士人心态
明代自孝宗以后，历任君主威福自操，偏党唯亲，政局日衰。僵化的科举体制对士人精神的桎梏也逐渐显现，社会风俗江河日下。正德、嘉靖以来，随着皇帝、阁老们道德形象的败坏和文化趣味的转变，下层士大夫的文化反思和政治批判精神高涨。台阁体难以为继，政统与道统、文统分离，文化话语权逐渐从内阁元老向普通文人群体转移。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道德和社会危机，重振文心士气，成为明代中叶士人的文化课题。古学复兴是文化重建的途径，从文学复古运动到儒学革新运动，士人从不同方面进行文化和文学的改革与重构。嘉靖文人在不断恶化的政局里命运坎壤，却在蓬勃发展的文化思潮中觅得多样化的精神出路，为诗文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一、正德、嘉靖时期的政局危机
正德时期是明朝政治文化生态的一大变局。正德以前，明王朝经历过“仁宣致治”和“弘治君臣”的休养生息，其统治得到巩固。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又谓：“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义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而孝宗恭检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俸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典庆，赏花钓鱼，歌凤凰于卷阿，醉丰草于湛露，流连清宴，拟迹成周，恣咏太平，比踪虞德者也。”虽然，这种君明臣贤的政治文化表象并不能掩盖社会生态的变革和矛盾的深化。但至少在士大夫的视野里，仁宣与弘治时代无疑是明王朝的黄金时代。
这种黄金时代在正德时期戛然而止。弘治十八年，明孝宗辞世，托孤于刘健、谢迁和李东阳。在世袭的帝国里，明君与贤臣的际遇似乎只能昙花一现。谷应泰在写给孝宗的颂辞里喟叹：“入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皇帝身系家国社稷的安危与长久，承担着治理天下和传承基业的社会一家族使命，其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所谓“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在古代宗法社会，个体生命依托于整个家族和子祀的繁衍，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皇帝的生命意义相统一。但沉湎于犬马声色之中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却并没有准备好甚或不愿意承荷这种“命定”的历史嘱托。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欲望（适意快志）而不是历史责任来行使权力，选择属己的而不是按照儒家伦理标准设计出来的生存方式。李梦阳在正德元年代吏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中说：“伏睹近岁以来，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刚刚登基的朱厚照面对这封切言直谏的奏章，也曾“惊泣不食”。但经刘瑾的说服，重新确认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为“所欲为”。
封建帝国的帝王与天下融为一体，帝王个人的道德抉择关系甚大。由李梦阳和韩文等人主导的对宦官近俸的斗争，最终以宦官势力的扩张和士大夫道德理想的失败告终。正德帝朱厚照不信任文臣，也懒得过问政事，把权力嘱托给宠昵的刘瑾、钱宁、江彬之徒。政在内宫，士大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变得遥不可及。正德元年，李东阳等上疏说：“政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倖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御。或旨从中出，略不与闻；或众所拟议，竟行改易。若以臣言为是，则宜俯赐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责。而往往留中不发，视之若无。”正德十一年，大学士杨一清上疏乞休说：“宫、府异体，用、舍违宜，官帑空虚，浮费冗食不能革，民力困蔽，征求苛敛不能除，谗言可以惑圣听，匹夫得以摇国本，禁庭杂介胄之夫，京师无藩翰之托，地震天鸣，日食星变，旱干水溢，报无虚日，腼颜在位，将安用之。”“宫、府异体”是正德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德三年，朱厚照看到一封检举刘瑾的“匿名书”，竟然说：“汝谓贤，吾故不用，汝谓不贤，今用之。”孩童心性和自我中心的偏执，已溢出理性的规范。其实，正德朝并不乏贤相，李东阳、杨一清、杨廷和等大都勤正务实，贤明练达。但是，朱厚照置之首辅，视如无物，日与近倖佚乐嬉戏于豹房，“政令纷孥，百臣争之不足，数幸坏之有余”。他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赫赫威武的将军，到处巡幸“征伐”。大学士们进谏时，往往只能“推案而哭”（刘健、谢迁），“免冠伏地”而泣（梁储），“跪伏行宫门外泣谏”（梁储、蒋冕）。朱厚照则自行其是，置若罔闻。人生哭笑，本自无常。皇帝与辅臣的二重奏达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正德一朝的政局糜烂，导致宗室觊觎和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黄巩上疏：“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倖，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将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忤陛下而不敢忤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嘉靖初，顾磷《拟上风俗议》说：“臣自弘治丙辰入仕之初，先辈已叹风俗之变，然犹是非明白，士知趋向。自焦芳居内阁，行挤排援引之术，士皆务奔竞而耻廉退。张彩居吏部，用飞扬捷疾之才，士皆尚虚华而鄙道义。江河之变，日趋日下。”乱本生于上，祸乱变于下。真鐇叛乱，孙景文草檄指斥刘瑾罪状，称“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刘六、刘七起义，其同党赵燧投书于当道，指斥朝政混乱，“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摒斥元老。”作为帝王，朱厚照显然要为政局的糜烂负责，其任性恣欲的道德抉择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正德十六年朱厚照驾崩，无子，遗诏迎请弘治皇帝的侄子朱厚熄登基，是为嘉靖皇帝。嘉意谓美好，靖意谓安定和平。明王朝熬过了十六年的惨淡与动荡，开始祈望否极泰来。嘉靖执政之初，“正德中蠹政厘革且尽，中外加额称新天子圣人。”但是，这个政治清明的泡沫很快就破碎了。问题的起源在嘉靖皇帝的身份定位。按照皇太后和辅臣们的安排，朱厚熄必须以弘治皇帝继子的身份继承和赓续皇室谱系，以弘治为皇考，以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这引起了朱厚熄的强烈不满。在正德“遗诏”里，原本只有安排朱厚熄“继统”事宜，而无明确提到“继嗣”的问题。围绕继统和继嗣的礼仪问题，朱厚熄与以张璁为首的新近贵人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礼”是古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大礼议的两派对“礼”的理解并不相同。正德十六年四月，内阁辅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上书：“程颐濮议，最得礼义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为万世法。兴献祀事，今虽以崇仁主，异日仍以皇次子后兴国，而改崇仁为亲藩。天理人情，庶无两失。”十月，杨廷和再议：“窃念大礼关系万世纲常，四方观听，议之不可不详。必上顺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圣之心安，则皇上之心始安矣。”十二月，吏部尚书乔宇奏曰：“皇者，正统大义。若加‘皇’字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则不安，非所以重宗庙、正名份也。”杨廷和等内阁元老们认为，“礼义之正”必须合乎天理与人情。“天理”建构在宗法制度和正统谱系的基础上。皇帝必须承接正统嫡传的皇室谱系，保证“大宗”的万世流行，这是其统治权力的伦理基础。其实，所谓的“天理人情”主要依据历史“公断”构成。“皇上之心”隶属于“祖宗列圣之心”，“人情”隶属于“天理”或“公断”，不具有个体（私意）意义。张璁等新贵则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主张“统与嗣不同”，“继统而不继嗣”。嘉靖元年，席书具疏：“礼本人情，皇上尊为天子，慈圣将临，设无尊称，于情难已。”方献夫具疏曰：“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然后合于人情，当乎名实。”席书等虽然也讲天理人情，但是其“人情”的实义却指向个体的心灵感受。“人情”不是外在的纲常谱系，而是构成“礼”或“理”的基本依据，“皇上之心”才是天理人情的实实在在的本原。“祖宗列圣之心”与“皇上之心”形同对峙，前者意欲借助“纲常”、“公断”约束新任皇帝的行为，后者承诺皇权的最大化。嘉靖三年，张璁、桂萼、席书等应召赴京，这些支持朱厚的新进贵人与内阁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三四月间，杨廷和、梁储、毛纪等内阁大臣相继被黜，杨慎等逾百主张继嗣的官吏遭到杖责、罢免和流放。朱厚熄在与内阁遗老的斗法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大礼仪事件逐渐尘埃落定，新近贵人全面取代了前朝元老“参预机务”，朱厚熄却日渐沉湎于修玄祈福而疏离政务。嘉靖六年冬，大学士杨一清曾对朱厚熄的勤奋感到忧心忡忡：“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位，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毋过劳乎！”而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疏说：“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庙之像，立敬圣之祠，瘗斥元世祖于国门之外，宦官外戚，悉夺其权，天下忻忻谓焕然更始。无何而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嘉靖初政的“励精图治”和嘉靖中叶以后的“不视朝政”形成了鲜明对照。朱厚熄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便经常不临朝视事；嘉靖二十一年，发生震惊朝野的宫婢谋杀未遂事件以后，搬离紫禁城，住进皇城西苑的永寿宫，从此，除了一小批受到信赖的亲信，与普通官僚几乎没有接触。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说：“上坐深宫中，欲以威福远摄，连率大臣，时时有所逮迅。若阮鄂、吴嘉会、章焕等，多从重典。虽甚亲礼嵩，而不尽信之，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大礼议的争论实际上隐含着对外藩继统的合法性质疑，朱厚熄的强权中隐匿着的是内心的虚弱。在这种政治气候中，他形成了敏感多疑和刚愎自用的政治性格。他敏锐地注视着围绕在身边的人们，小心翼翼把持着手中的权力，事无巨细。都宸纲独断，威福自操。他按照自己的权力意志黜陟辅臣。在大礼议问题上，他选择了张璁、桂萼；在更定祀典的问题上，他选择了夏言；而后，崇祀道教的意向成为其选择辅臣的标准之一，夏言、严嵩和徐阶都因此获得赏识。臣僚只是皇帝政治棋局中的棋子，而不能成为影响其威权的政治团队。当大臣们体现出与帝王意志相龃龉的独立意志时，其命运就危在旦夕，在这种局面下形成的内阁体系只不过是嘉靖帝意志的延伸和映射而已。
如果说，正德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宫、府异体”，那么，嘉靖时期的皇帝与内阁则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这只是消极意义上的默契。嘉靖三年九月，集议孝宗与昭圣太后称谓，武定候郭勋说：“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为当。书曰：‘人臣事君，当将顺其美。’”于是，“议乃定。”“书”出自于《孝经·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讲的，意味着君王的政令是正确的、美好的，就顺从地去执行；君王犯了错误，要设法制止，加以匡正。集议大礼，是对礼议的正当性或恰当性的评估。但郭勋讳言“匡恶”而要求“将顺其美”。其实“美不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顺”而已。大礼议事件里，这些勋臣们遗忘了“匡救其恶”，领会到“将顺其美”的实用价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嘉靖时期内有佞臣专政，外有俺答倭寇，南北战事延绵三十余年。但是“前星未耀。玄鸟方来，瑶筐诞禅，高祺有就，世宗信之”。祥瑞不断，不过是臣僚阿谀圣意的政治闹剧。朱厚熄所重用的张璁、夏言和严嵩，无不是“将顺其美”的典型，而严嵩尤甚。张璁以议礼入阁，但仍然注重维系辅臣的政治形象，“务以明天子尊信国威，重辅臣体”。夏言以更定祀典和赞玄显擢，“然亦颇能持争”。朱厚熄对张璁心存感激，兼之初年勤政和张璁早死，两人的矛盾并未激化；夏言便在其“福威远摄”的政治棋局里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夏言和严嵩的的权力更迭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王世贞认为，朱厚熄“所深恨言者，挫郭勋与不肯戴道士冠”。不戴道士冠的夏言在嘉靖二十七年身首异处，喜好戴道士冠的严嵩却能执政二十余年，所凭借的就是“将顺其美”，“最得上意”。朱厚熄所挑选的辅臣，把《孝经》讲的“将顺其美”解释成“逢迎”与“谄谀”，这在儒学的政治视域中，无疑是道德的堕落。
这种政治气候里，具有“匡救其恶”传统的士大夫，与“不受约束”的皇权及其“将顺其美”的辅臣们的矛盾日益尖锐。如嘉靖十八年，罗洪先、唐顺之和赵时春上疏请朝东宫，被黜编氓；嘉靖二十年，杨爵上《请顺人心以隆治奏》，指摘朱厚熄过错，受杖责而入狱六年；这年四月，户部主事周天佐疏论广开言路并请敕杨爵，杖责而死；十月监察御史浦又上疏营救杨爵，杖责而死；……因弹劾严嵩而众所周知的杨继盛案和沈炼案不过是前赴后继的谏官传统中的冰山一角。正德时期士大夫对宦官近俸的抗争，在嘉靖时期演变成士大夫与内阁辅臣的斗争。对道德堕落的“匡救”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使得文人和儒者的文化重建活动日渐疏离政治中心。这种政局危机的显著后果便是政统与道统、文统的分离。
二、从科场之学到复兴古学
正德、嘉靖以前，明王朝对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富有成效，其最重要的文化政策是以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结合的科举制度。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六年以后，科举制度著为定例。关于明代科举的要义，《明史·选举志》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取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按照洪武定策，科举选才的基本精神是崇尚德行而轻视文学。这在洪武六年诏罢科举的“上谕”里表达得至为明确：“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但是事实上，洪武十六年的定例里还删去了关于“骑射书策律”的实用内容，使科举应试专意于经义之文，明确地要求考生“代古人语气为之”，这无疑是要把莘莘学子的精神羁绊在正统意识形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