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
因此，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十分重要，从这点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及相对能力就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如何开始一段长时期内的历史进程，而归宿往往蕴含在开端之中。所以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即使现在无法预测结局。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对现在的情况认真观察、仔细探索，再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充裕的时间是做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引领我们看清整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产生的作用，而是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进的过程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使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这个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结果要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罗马潜在的危险，认为应该扩张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的边防来阻止敌人的进犯，这一切只是从防御出发，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文明也需要进行对外交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会以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汇而结束。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文化应该保持它的独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它们的融合将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要求各国的文化趋于同一，但它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将会比物质进步更为缓慢。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形成的，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既不是一成不变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时刻发展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了世代沿袭之中。
虽然我们和东方国家有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却仍是一窍不通，因而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文明进而促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过，对此我们不必心存疑问也不用恐惧，因为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它们共有的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们之间的分隔之墙，消除了它们长期的对立关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要解决长期的隔离、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仅仅从商业利益角度（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考虑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有助于解决近期需要，但必须与正确的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个目标必须单独考虑。对于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将提及的因素，既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将具有权利意识并用适当的欧洲方法管理，它们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基督教几百年的发展成果。
现今的世界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而非处于一个权威力量的统治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更英明的体质难以确立。由于恺撒及后继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长久失去活力的罗马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内部的变化（通常指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仍然能够存在并使其免于陷入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统治就像一座大厦，它的稳定性不是取决于坚实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增加导致国家活动减少为由，希望把世界置于一个权威统治下，实现某种统一，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某种规范，各个政体已经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应有的位置，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虽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该秩序为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创造了有益环境。
想凭借中央权威解决难题以及调节利益的做法，对当代文明国家甚至文明本身来说都是致命伤害，这就好比是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取决于个体成员的素质，这主要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竞争，使得各国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而在冲突中形成并能够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他们对外的强烈敌对意识，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现。如果这种局面仅有形式而没有完美的本质，它的过早出现就不是一件好事。
三、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