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都想统治政治局势动荡及社会前景不确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是由统治它们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些地区主要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其是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相邻，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没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将至波斯湾。因为没有铁路，该地区商业比较落后。它的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大约是100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500英里，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点，另一条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一计划可以实现，肯定会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在上述地区甚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现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进步。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就只能等到发达国家有需要时再来解决。不过，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它成为各国急于瓜分的对象，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为自身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管各国的方法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获得某种优势，要握有实权，还要控制地盘。这就是某些亚洲人认为的强国想要获得特权的原因。假如南北两个国家的这种动机十分明显，其他国家必然会效仿。当然，强国不能完全剥夺当地人的权力，这不现实也没必要，他们只要让当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术即可，这些方法、技术将会促进他们的进步，也会给强国带来利益。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像在埃及那样对名义上的政府实行控制，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决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原来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变化一般是私人商业企业先进行的，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无能还导致了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外国政府干预当地的政策以维护外国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当地政府承诺不再犯以前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求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发展。这就像播种一粒种子，它的生长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扎根，就很难拔除。另外，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控制一块土地的因素不是当地人民的抵抗，而是与它实力相当的国家的阻挠。
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也时有体现。在埃及，各国的对抗刚刚结束，与人们开始的预料大相径庭，形成了一国主宰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像印度和埃及那样由突发事件扭转整个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可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出现的时间，但现在的局势表明，这个过程必然会开始而且产生相应的结果。
无论这类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事实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现今的局势看清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个研究要基于两个基本情况：第一，如今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会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即使认识到这两大竞争者也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海权与陆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要向海边扩张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反之，海上强国也有必要控制陆地上的居民。不过，法国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因为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法国成了俄国在东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绝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会长期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四国以及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四国中，英国、日本和美国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军方面。德国与它们三国不太一样，但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情况使得它也想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德国肯定也会反对独占性控制，因为独占对它非常不利。德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体现在了海军扩充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许，四个国家均可以以海军为后盾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为后援支持这种活动，强大的海军也可以防范陆军对这些基地的进攻。但德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容易受到攻击。日本由于是岛国比较安全，占据菲律宾的美国也有安全基地。不过，中国的香港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击。
以上情况保证了海洋处于海军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舰船、攻防力量、基层官兵以及上层决策者等诸多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随时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援。俄国的一翼是日本陆军，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则是德国军队。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翼之间还没有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与俄国的东翼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此之外，长江还为海上强国进入内陆提供了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距离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颇具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而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入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反映了政治形势，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和平发展。尽管海上强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能利用海上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无论它们在战争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海军的攻击力绝对比不过陆军，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扼制凭借武力进行商业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不过，海上强国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强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企图控制统治者但不能取代他们。海上强国希望中国政府迁往长江流域，最好使长江沿岸成为中国的枢纽地带。这种情况实现的条件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迁都，否则可能在长江流域产生与北京对立的革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会促进这种革命的发生，而这种革命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中国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也许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聚为比现有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者分裂不是人为可以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由我们的阐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个海上国家凭借它们在东亚的殖民地，能够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况尚不明确。这里距离俄国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国的黑海舰队也容易得到法国海上力量的协助，这些均有利于俄国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这个地位也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目标。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它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行为。意大利人民凭借出众的政治眼光认识到，由于靠近马耳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和美国，由于在地中海没有关键利益也就没有优越的地位，因此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区。另外，美国不可能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况且美国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只要后者不推行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他们已经介入了世界事务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发表了门罗主义，接着占领了以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岛屿，在中国又有了关键利益，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摆脱如利凡得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影响。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至少现在如此，因为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达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要经过红海，而这条路线对于英德两国更是意义重大，这两国对中国的相同策略将对美国有益。所以，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国、德国、美国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因为它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显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为这条通道战争时易遭围堵，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这使得它的价值更小。再说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强大的法国海军，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仅不会对英国放弃上述危险航线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会同意英国的主张，即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不过，如果有关国家继续扩大它们的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扩张，那么，这条航线受到的威胁减少，就可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相对于安全但遥远的需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而言，它就可能成为一条临时的军用航线，
毫无疑问的是，海军力量是军事安全的先决性条件，要想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海军不仅需要获得上述航线的中心地带——东地中海区域作为基地，还需要获得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通过利益联盟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局势在英属地已经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处，又给了它们努力的动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战时它也能畅通无阻，而保证埃及的稳定将有利于这种情况。另外，还要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严格军事管理，以防人为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堵塞。不过，即使运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在战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长期政治倾向可以决定埃及的归属权及通往东方的最短路线的安全问题，而波斯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因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对许多问题的影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影响大。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在各个时期的战略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濒临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得，对这些地区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产生有力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存在，但这样的政治实体能否形成并健康发展是亚洲的重要问题，和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产出国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
为了在上述地区建立可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现在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因为当前情况充分地表明，国家内部不存在进步动力。不管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居民一定会继续存在，由于国家政府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参考的是外国（俄国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驻扎的舰队将会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也最专业化的军种，所以中国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因中国陆海军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而易见，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发展就只能依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这些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革要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这个答案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还是竞争的。变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政治立场是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形式怎样、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究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能预测变革时间并不表示不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因为决定结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还有人的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通过认真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事情的本质，明确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点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就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