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卡尔接着道：“平戎万全阵”共投入兵力14万余人，在所布置的五个军阵中，其主力无疑为超过11万人的中军阵。需要指出的是，中军阵所拥有的战车与先秦车战之战车应完全不同，并无冲锋攻击的作用。《武经总要》在描述车在战争中用途时称：“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浸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以后，西晋马隆及唐代马燧在作战时使用过车具，但主要以配备鹿角之类器械的车发挥阻击功效，另外还可载运兵甲。至宋真宗即位初，有人献战车之计，也大致是用车体为掩护战具，在平原上防御敌人骑兵冲击。“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平戎万全阵”中的战车，同样配有拒马等装备，实与马隆、马燧所用之车功能相类，主要承担防御功效。因此，中军阵以步兵为主体。而前、后、左、右四阵由骑兵组成，总数仅有3万骑，显然为中军之辅助力量，主要承担警戒和掩护任务。根据以上部署情况，可见“平戎万全阵”明显是以步兵为主的阵法，体现以步制骑的战术意图。从该阵法布局上看，步、骑、车排列整齐有序，气势不可谓不壮观，但就实战角度而言却不能不说存在巨大的缺陷。首先，若按其阵图部署，方阵总宽度达20里之遥，这就势必对地形提出苛刻的要求，唯有在宽大平坦且无障碍的地带才能使用；其次，阵形庞大沉重，既设前锋、殿后、中军、左与右翼四个方阵，中军之内又再设三个车营，实有重复之累，很难快速布阵，实际操作性不强，甚至会出现未及列阵已遭敌袭的情况；再其次，缺乏机动性，不利于调度和灵活应变，一旦侧翼或后部被对手攻破，全阵都将陷于混乱；最后，这种阵法的本质是防御性，是摆出全面防守的态势以应对敌军的进攻，如果当敌军撤退时，只有前锋和左右翼部分骑兵能够追击，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军则无法迅速反应，不具备进行运动战的能力。因此，这种静止状态下壮观的阵法，其实被动呆板，既不能“平戎”，事实上也无法发挥“万全”之效。北宋前期辽朝军队以骑兵为主，用兵战略、战术极为灵活，攻防完全视形势变化而定，并不拘泥于阵法套路。辽军在与宋军交战时，首先“料其阵势大小，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后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挡一面”，随后轮番发起进攻。当敌军阵无法突破时，“亦不力战”。对峙二三日待对手饥疲，再乘机攻击。宋人也发现：“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之所长也。”总之，辽军充分发挥自身骑兵的特点，在对宋作战中充分运用机动灵活、长途奔袭的战术，不拘战法，进退自如。辽军这种作战的方式和战术，恰恰使“平戎万全阵”难以应对。宋代史籍，除臣子歌颂“平戎万全阵”的几句空话外，未见有其成效的记载，相关战例也透露出宋太宗御赐阵法无法用以实战的事实。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十月，就在第一次北伐幽州大败不久，辽军发动南攻，宋辽双方主力在满城对阵。宋太宗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军按图布阵，各阵之间空隙颇大，“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此可视为“平戎万全阵”之前身。将领赵延进认为“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主帅崔翰不敢“擅改召旨”，后在赵延进等人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将军队改为前后二阵，“前后相副”，集中兵力出击，大获全胜。满城大捷是将帅临阵灵活应变的结果，恰证明了宋太宗所授教条化阵法、阵图的愚蠢和失败。在中外古代军事史上，虽然都十分重视布阵，如孙膑认为：统军之将必须“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然而，高明的指挥者都清醒地知道，任何阵法都必须适应战场的形势及变化，绝不能死守陈规，更不能成为束缚手脚的枷锁。孙膑又指出：“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指在战车、骑兵与步兵混合军阵出动后，如地形平坦，便可多布战车，以充分发挥其冲击功效；如地形崎岖多变，则应出动更多的骑兵，以借助其机动快速特点打击对手；而在遭遇阻击、围困之际，便须以持弩步兵阵为主，以发挥弓弩杀伤力强的作用，强调军队机动灵活性的结果。因此，预先规划的阵图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布阵原则或练兵的范式，而不能成为左右战场的准则。帝王应当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赋予指挥者临阵用兵、布阵之权，对前线将帅的行动不加干预，更不应以御赐阵法及阵图遥控作战。名将岳飞认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xi宋神宗也承认：预设阵图不足可取，“果如其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但是，宋太宗在位期间，不仅亲自制作“平戎万全阵”等阵法，而且常常御赐阵图以支配将帅，严重违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则，使指挥者既不敢根据战场形势对御制方案做出必要的调整，更不能发挥主动作战的积极性，唯有被动应付。所以，宋太宗朝中后期北部边防长期陷于困境遂在所难免。“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宋真宗即位后，一位地方官便上书沉痛地指出：“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制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