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卡尔继续道：宋太宗惯用阵图指挥前线作战，特别是推出“平戎万全阵”投入御辽战场，不仅没有成效，反而暴露出诸多问题。他为何在前线坚持实施，并成为一时影响甚大的作战阵法？这与创制者宋太宗本人及当时边防战略转变有密切的关系。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致力包括收复幽云地区在内的统一事业。从有关当时各方面的文献记载看，宋太祖在将帅出征前虽有指示，但对于实际的用兵过程则一般不予干预。通观宋太祖朝的战事活动，没有一次御赐阵法、阵图的纪录。如曹彬率军出征南唐时，宋太祖不仅赋予指挥大权，而且特赐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在征讨荆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处耘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后因执行军纪与主帅慕容延钊发生矛盾，宋太祖为维护统帅权威，不得不将李处耘贬谪。而在河北、河东前线带兵的将领更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凡军中事皆得便宜”。可见，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原则，并不热衷御赐阵法、阵图。《武经总要》前集卷7专门记录宋朝所制阵法，唯独没有宋太祖朝的阵法，作者这样解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此当为其不拘泥阵法的佐证。宋太宗通过篡位称帝，因此对臣下刻意防范，军事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他登基初宣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也是更多针对握兵的武将群体。同时，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标准，即在于循规顺从，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说，对武将重服从，轻果敢。清初学者王船山针对当时形势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尤大。从此，宋太宗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即对在外统军将帅加以严厉约束，并遥控军事行动。xxiii而实施“将从中御”的具体手段主要有：以监军牵制主帅、使用阵图控制将帅以及派出走马承受公事随时汇报军情等等。其中预设阵法、阵图便是达到钳制将领的一项重要举措。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唯其如此，将帅因无权变更计划，便难以擅自行动，更无力调动军队图谋不轨。宋太宗究竟于何时开始创设阵法、阵图，没有明确记载，文献中正式记录御赐阵法、阵图之举则始于太平兴国四年十月，即第一次北伐幽州大败后不久。如前所述，在满城之役期间，“上以阵图授诸将，俾分为八阵”。“平戎万全阵”正式出台的时间是雍熙四年（987）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对辽北伐失败的次年。史称“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召（潘）美、（田）重进及崔翰等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这并非偶然或巧合，实与当时的战略意图有关系。考究宋太宗朝边防战略的演化过程，不难发现最初承袭了开国时确立的“先南后北”方略，即先扫平南方诸势力，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地区，最终据守长城，掌握攻防主动权，以达到昔日汉唐王朝国防鼎盛的目标。因此，宋太宗登基后，利用江南残余政权纳土的机会，开始着手主动北进战略。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当北汉被剿灭之际，宋太宗临时决定扩大战果，希望挟胜利之余威展开伐辽战争，然而第一次幽州战役以失利告终。宋太宗一方面调整战略，暂时采取守势，另一方面汲取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的教训，遂通过御赐阵法、阵图之举约束统军将帅，执行当时的防御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宋太宗仍未放弃收复燕云的主动进攻战略，继续筹划各方面准备工作。雍熙三年（986）五月，第二次北伐惨败。同年年底辽军南下，宋军又在君子馆被歼数万，于是宋军彻底终止北进的行动。雍熙四年四月及之后，宋太宗先后下诏令文臣武将献安边策，反对主动北伐的意见成为主政者的一致主张。因此，宋廷开始完全转变边防战略，从主动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由此形成“守内虚外”方略。正是在此背景下，体现全面防守内容和主旨的“平戎万全阵”产生，被推行于御北边防体系之中，自在情理之中。综上，可以看出随着宋廷两次北伐的失败，其军队任务的重点转向内部，对将帅的钳制也成为恪守不渝的家法之一，授御制阵图遂担负起执行新战略和控制将帅的重要手段，以“平戎万全阵”为代表的防御性阵法应运而生，即使因此造成边防被动失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中，授阵图于千里外，剥夺将帅临阵处置的决断权，完全违背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其危害当时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朝臣田锡上奏：“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因此要求“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功成，无不破敌矣。”然而宋太宗对此不予理睬，曾对心腹大将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其后还为自己辩护：“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需谨此。”宋太宗御授“平戎万全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