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斐先生主编的《东南大学史()}第一卷)中对中央大学的罗家伦校长有较详尽深人的记述和研究，颇多精彩之处，现摘选其中一部分以飨读者。
罗家伦校长于1932年9月5日，偕同钱天鹤到校接事，到1941年8月13日辞职获准，前后跨10个年头，是中央大学21年历史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校期间建树甚多，对学校的发展有较大贡献。
罗家伦(1897-1969年)，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人北京大学本科，为北大《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为代表，向各国领事馆递送说帖，在五四游行集会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罗家伦起草的。1920年出国留学，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研究历史，后至伦敦、巴黎、柏林诸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罗家伦任校长。在中央大学辞职后于1934年任新疆监察使。抗战胜利后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及驻印度大使等职。1950年后任国民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逝世，终年72岁。
罗家伦在就职时，就宣布了他的治校方针是安定、充实、发展。
后来他在《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我到中大之时，正值一个大紊乱以后，所以我当时宣布治校方针，分为“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原来打算每个时期约三年。他又说:我是学历史的人，知道时期是不可以严格划分的。在安定时期，应当有充实;充实时期是应当函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他认定这三个目标去做，确实使中央大学在国难深重之际，得到了充实、发展而逐步臻于鼎盛。
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在他于1932年10月11日的全校大会上所作的就职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可见一斑。他认为:中国的国难深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要对民族和国家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所以今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他曾经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剑桥从事过研究工作。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他说:柏林大学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他期望中央大学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他解释“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有两层意思:第一，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他说:“我们今日已面临生死的歧路关头，若是甘于从此死亡，自然无话可说;不然，就惟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来努力。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甚至弄到各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所以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他说: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罗家伦还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学风。他说，要负起民族精神的使命，必须先要养成新的学风。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要知道从来成大功业、成大学问的人，莫不是备尝艰辛、锲而不舍地做出来的。我们对学问若无诚意，结果必至学问自学问，个人自个人。现在一般研究学术的都很少诚于学问。看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缺少对学问负责的态度。至于人与人之间，应当以诚相见，就更用不着说了。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现在有些人，以学问做门面、作装饰、尚纤巧、重浮华;很难看到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实际学向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者。要体念“几何学中无王者之路(捷径)’这句话，须知一切学问之中皆无“王者之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诚朴”二字，可以说是两江师范、南高、东大以来，多年形成的学风传统的基本内涵。罗家伦针对时弊，加以阐述，便有了新意。当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的戴运轨教授，是原子物理学家，后来在台湾担任作为台湾中大前身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和1969年成立的台湾中大的首任校长，在回忆母校的文章《中大、金大、台大与我》中说:诚朴二字是中大相沿成习、蔚然大观的校风。他说惟其朴实无华，方能刻苦用功。还谆谆告诫同学们: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此求知，何患不成?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大，从校长到教授，对学风建设的重视。
第三个字“雄”是指“大雄无畏”的雄，以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第四个字“伟”，指的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不可有偏狭纤巧，存门户之见，故步自封。
这后二个字，无疑是对当时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形势，有感而发的。故而在整个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要时刻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他认为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的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他说理想的学风，一时不能做到，也当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L"愿。
关于德育、智育、体育，东大历任校长江谦、郭秉文等均有论述，而罗家伦也自有其见解，既是形势变化使然，也是罗家伦善于结合当时实际所作的独立思考。罗家伦根据自己对全体教授和全体学生两次惜别会上的演讲而撰写的文章:《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对青年学生和大学教育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青年要有理想、有抱负。第二，形成和实现理想，要靠确切的知识，要靠广泛而深湛的修养。第三，要贯彻理想，完成理想，不能不注意体魄。这就是罗家伦对德智体三育的观点。
罗家伦组织能力甚强，长于教育行政管理。他认为要办好大学，教育行政自然不能偏废，教育行政不外教务行政和事务行政两个方面。就是事务行政管理，他也十分强调要以办教育的理想为目标。他说事务行政固不可废，但是我们办学校不是专为行政事务而来的，不是无目的的去做事的，若是专讲事务，那最好请洋行买办来办大学，何必需要我们?关于教务行政，他提出了四项:第一、要准备学术环境，多延请学者讲学。原来本校有学问的教授，自当请其继续执教，外面好的学者也当设法增聘。学校方面应当准备一个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环境，使良好的教授都愿意聚集本校讲学，倡导一种新学风，共同努力民族文化的建设。他在另一个场合还曾说过，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一个好环境来做学问。他说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第二、注重基本课程，让学生集中精力研究。果能如此，比开上名目繁多的课程而反使学生只能得到东鳞西爪的知识岂不更实在，更有益处?第三、提高程度。做到上面两项，程度自然就提高了，先要充实主要的课程，循序渐进，以达到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
第四、增加设备。中大此前行政费漫无限度，不免许多浪费。以后必须在这点上极力改革，节省行政费来增加设备费。
关于事务行政，他提出了三点:第一、历行节约，特别是注重行政费的缩减。拿公家的钱来浪费，来为自己做人情，是很容易的事。现在要节约起来，一定会引起多方面不快之感。他声明道:对于这点(按:指引起不快)，我是不暇多顾的。
第二、力持廉洁。确立全校的会计制度，使任何人无从作弊，并且要使任何主管者也无从作弊。
第三、增加效能。过去人员过多，办事效能并不见高，总希望从合理化的事务管理中，获得最大的行政效能。使每一个人能尽最大努力，每一文经费获得最经济的使用。
罗家伦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治校方针，有一套教育行政管理的措施，因而自他长校以来，中央大学逐步出现了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