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有三位杰出的教授:刘敦祯、杨廷宝、童窝，他们都是一级教授，其中刘敦祯、杨廷宝于1955年经学院推荐，由国务院批准，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现今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三位教授均有超人的学术造诣，又同在建筑学科，他们十分团结，互尊互敬，被人们传为世纪佳话。据刘敦祯的夫人陈敬女士回忆，这三位教授是几十年的知心老友，可是平时往来不多，也绝少客套应酬，大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罢。但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团结精诚，坚如磐石。陈女士说:“我从来没发现三人发生过任何姐龋和误会，这种深厚而亲密的友谊，恐怕世间也不多见。”
时任建筑系总支书记的黄一莺同志回忆，1982年童离动大手术后半月，杨廷宝教授突然病倒，童窝立即让正在照顾自己的儿子，到杨老身边照顾，直到杨老的子女从外地赶来为止。童窝能够下床走动时，立即赶到工人医院探望杨老，两位老人的手紧握不放(当时刘敦祯教授已逝世多年)。
还有一个难得的相同之处，就是这三位教授不论际遇如何，都一直敬业如初，任何荣誉、地位都没有学术知识重要，他们三人都是学习、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建筑系的教师仿佛仍能听到童老退休之后继续天天到系图书资料室来看书、研究时穿着沉重皮靴的脚步声，仍能看到晚年担任了南工副院长、江苏省副省长职务的杨廷宝教授挤时间为学生讲课，在绘图桌前挥笔进行建筑设计的身影。
这三位教授作为我国近代高等建筑教育事业的先驱，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不乏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一流的建筑大师。
但人们说:学生们无论怎样功成名就，或是担任了什么重要职务，都以自己有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就连台湾文化大学建筑系主任林建业，也在台湾《建筑师》杂志第12期发表《难以忘怀的前辈建筑师》一文，追忆了杨廷宝、童窝、刘敦祯、李惠柏等老师一生的业绩，最后写道:“受业于杨、童、李，刘老师的门下，令我深感什么叫做才智超群?什么叫做人格之伟大?’这里，我们对三位教授的情况简要叙述如下:刘敦祯(1900-1967)20年代前期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在上海、长沙、苏州等地担任建筑师和大学教师工作。1927年我国第一个大学建筑系在我校建成(当时校名为“江苏大学，’)，首届系主任刘福泰聘请留学归来的年青学人任教，当年12月刘敦祯率学生由苏州工专来到建筑系。那时因孙中山逝世，国内各大学都改成“中山大学”，我校即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第二年又改为“中央大学”。
与刘敦祯同时任教的，有留学美国的刘福泰、卢泰璋，留英的李毅士，留德的贝季眉等。贝先生的孙子，就是后来在国际建筑界享有盛名的贝幸明。
1928年，刘敦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随后又陆续发表著述，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1929年，中国研究古建筑的第一个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发起人朱桂辛先生邀请梁思成和刘敦祯参加。以后陆续加人的还有陈植、卢树森、童窝等，都是学界一时俊杰。刘敦祯参加这个学术团体后，对古建筑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1931年夏，他带领助教和一些高年级学生到山东曲阜和北京等地踏勘古迹和测量，这是国内学者对传统古建筑最早的一次科学考察活动。1932年夏应朱桂辛先生邀请，刘敦祯离开中央大学，去华北和西南作了11年专门的古建筑考察和研究，他写出了论文报告35篇，约“字;又与同仁合写7篇，约30万字。这使他和梁思成同在建筑史界中，树立了无可争辩的最高学术地位。这是他学术上形成飞跃的第一个高峰期。
1943年，应中央大学再次聘请，以及杨廷宝、童篱等老友的致函劝请，刘一家回到了中央大学(当时抗战时期，中大迁至重庆沙坪坝)。由于刘敦祯有了10年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因此讲授中外建筑史课时，内容已远非昔比了，很得到学生欢迎。第二年，即被任命为系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又被中大校长吴有训任命为工学院院长。1947年秋，由于刘敦祯夫人长期卧病在床且准备手术，公私不能兼顾，于是只得辞去工学院院长职务。
1952年南京工学院成立，自1953年到1965年，刘敦祯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外，又担任了学科带头人，进行了三项较大的科研活动，再次形成他学术上飞跃的高峰。一是研究民居的调查工作，北至北京，南及广东，西迄山西，东至江浙皖闽。特别是皖南徽州的明代住宅和福建崇安的客家土楼最有特色。刘敦祯于1956年写出《中国住宅概况》一书，对几年研究成果作了小结，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二是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尤以苏州园林为重点。1956年在南工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刘教授作了《苏州园林》学术报告，以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分析研究。参加这项科研的除了研究室同志以外，建筑历史教研组的全体教师和系里一些其他同志也都作了长时期的细致工作。由于文革的冲击，刘敦祯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遗稿由他的助手和学生们整理，到1980年方才问世。书名《苏州古典园林》，内容取材丰富，图文精辟，后荣获国家特等奖，多次再版，并译成几国文字向海外发行，国外专家称赞该著作是“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著作”。三是多次参加和主持编写中国建筑史。此书于1988年被国家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也是全部特等奖中唯一的建筑著作。
以上几项工作，对中国建筑史这一学科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很突出的，也是这一学科在解放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1982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绘画艺术的熏陶。1915年人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他的建筑设计和水彩得到保尔·克丙和瓦尔特·道森的指导，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全美建筑系学生设计竞赛的优胜奖。1926年离美赴欧洲考察建筑。
1927年回国加人基泰工程司，与一些建筑专家组成建筑事务所。
杨廷宝是建筑设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作品都署基泰工程司名而不计个人姓名)。基泰工程司业务范围开始在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30年代后转向上海、南京一带，业务遍及全国许多城市，是当时有影响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他们同时代十多位著名建筑师的工作，构成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重要内容。杨廷宝在事务所的工作直至1949年止。1940年起，他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解放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副院长、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长。1957年至1965年两次被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
20年代后期，杨廷宝归国后设计了沈阳火车站、沈阳东北大学等，30年代初期设计了南京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金陵大学图书馆等，50年代初期设计了北京和平宾馆，这一建筑体现了简洁、大方、朴素、明朗的新风格，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肯定和赞扬，赢得了国内外建筑界的好评。从那时直到70年代末，他主持设计了一批大中型民用工程，如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京火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民航候机楼、南京丁山宾馆等。对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等工程，在方案的制定中，他都作出了努力和贡献。在这期间，他还多次参加国际建筑活动，代表我国建筑界积极工作，为祖国获得荣誉。
杨廷宝在教学生涯中，处处注意联系中国实际，注意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例如:50年代南工建筑系的基础课程内容很宽，对水、电、暖、材料、人工、施工，样样都得学，都得懂。杨教授主教建筑设计课程，同时还兼教素描课这个基础课程。他书包里常放着各种教具，教学生们严格地用单线比划着描和画，使学生们练就了徒手画的基础本领。他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学习方法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他认为建筑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家，建筑师的创作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没有广泛的社会和科学技术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勤于学习、勤于观察和分析的工作态度也是不行的。如今，我校建筑系的两位院士齐康教授、钟训正教授都是50年代在杨老那里学成的。
人们还称杨廷宝教授是“建坛瑰宝”，他生前有逾百件的建筑创件，盛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人所共见，驰誉中外。他40多年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现已是著名的建筑师、学者、教授，杨廷宝教授实为中国建筑界一代宗师。
1999年6月6日，逢东南大学建校97周年的纪念日，学校举行了杨廷宝教授铜像落成仪式。杨教授的夫人陈法清女士还设立了杨廷宝奖学金。
童窝先生(1900-1983年)，满族，辽宁沈阳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随即公费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获学士学位，翌年获硕士学位，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全美大学生设计竟赛一等奖。在费城、纽约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近两年，以后赴欧洲考察古典建筑及新建筑，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瑞士、荷兰、奥地利、捷克等国，途中完成大批绘画作品。
1939年，著名建筑学家、好友梁思成推荐他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翌年接替了梁先生任该校建筑系主任。
1931^-1951年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任建筑师，兼所的负责人之一，曾主持和设计了100多项工程，他设计的作品遍及南京、上海、四川、贵州等省市。1944年起，应刘敦祯教授邀请，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
在教学工作中，童离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言简意赅地进行讲授和指导。数十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在建筑教育这个园地里，辛勤地劳动、耕耘。
晚年，他在建筑系期刊室放一椅一桌，每天上午，按时从家中步行四五华里到校上班，这简单的一椅一桌，就是他向系所师生答疑的场所。向他求教任何问题，从不厌烦，不论中外古今，从建筑到艺术，从文学到历史都详细回答。如有一时解答不出的，必追根究源，甚至遍查多种百科全书、辞书和参考书，然后主动答复问者，从不含糊依违，模棱两可，师生们从他那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中，获得许多教益。
临终前一年，不辞辛苦地申请设立“建筑历史及理论”专业的博士点，并招收了博士研究生。童窝常对研究生们说:“人品第一。
人的品格不高，学问的高深境界也达不到!’因此，他要求研究生们选读几篇古文，多是讲如何做人道理的文章。
童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认真，终日书不释卷，笔不离手，埋头阅读或著书立说。他摘记的卡片(主要是外文书刊)，就存放在期刊室里，当作青年教师和学生查找资料、研究问题的索引。他习惯于边阅读边摘录，积累材料，从各个角度分析问题，在理论上深人探讨。
他引证资料往往摆脱建筑学本身而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建筑学中的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撰写一篇文章，常积几年或十几年资料而成。他的著作《建筑教育史》是抗战期间就开始收集材料的;有时收集资料虽多，如不能构成文章必需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则从不吝惜，搁置一边，决不马虎了事。他要求写文章像拍电报一样简练，他的手稿在发表前总不时改了再抄，抄了再改，有些地方还粘贴，挖补，真正达到了“惜墨如金”的境界。即使十年文革的浩劫期间，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还悄悄读书著文，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并撰写了十余册专著、几十篇论文，都是中国建筑理论的光辉篇章。
1983年，在临终前几天，还半躺着坚持撰写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江南园林》，一直写到稿纸上留下了半句话:“清代园林—”，笔墨骤然中断了!他逝世后，为了纪念他，由他的学生郭湖生教授，按照老师生前文章的意思及体例，继续撰写完毕，并刊登出来。这些不仅是用笔撰写的书稿，而且是童窝用生命向人民奉献知识，向祖国奉献心血的结晶。
童离病危时，还为建筑系1964年毕业生黄锡离(在北京工作)申请出国考察表签署意见，因手抖不能写字，由他儿子写，孙子代签名，这是临终前一天的事，他还笑了一下，意思是从未让别人代办过这种事。临终当天上午，还要看报纸。
建筑系的领导这样评价他:“童窝一辈子燃烧自己，把知识之光和一颗赤诚的心，留给了人间，留给了后人。”
建筑系的两代学生这样评价他:50年代的学生、当今的博士生导师郭湖生教授在《怀念童窝师》一文中说:“童老的逝去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他，无可企及，无可替代。如此深厚的功底，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此长期的积累，如此坚强的毅力，这些因素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十分难遇的。”
80年代的硕士生、现华侨大学建筑系教授方拥，在其学位论文《童寓先生与中国近代建筑》中说:“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很少有人像童窝那样在建筑创作、理论和教育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
深远的思想、精湛的素养使他创作出许多坚实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光使他成为卓越的理论家;高度的责任感和娴熟的技巧使他深得学生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