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毛钱的预防针
诗意娃娃
二十年前，我在一个山村出生，八岁终于得到了入学的机会。那时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山区里没有专门的教室，我们的教室是当年红军的战地医院改造而来。整个村子，老师只有三个，每个老师要带一个年级全部的课程。学生也少，大多数的孩子都不上学，即使上也是十岁以后的事情了。小学毕业已经是知识分子了。大家家里都穷，虽然几元钱的学费，就是一下子也拿不出来，有的一年书念完了，都没有交钱。像我那么大的孩子，没有摸过钱，也不是什么“第九大奇迹”。
一天，学校来了稀客，听老师说，是县上来的人，我们一群小孩子就像当年老百姓见毛主席一样激动兴奋。后来知道是县上派来给我们打预防针的卫生员。他要一个一个“接见”我们每个小孩。轮到我时，我挽起满是补丁的衣袖，露出满是污垢的手臂，笑嘻嘻地让他把钢针插入我的肌肉。他见我挺勇敢的，还奖励我一颗糖哩！我高兴极了，放在衣兜都舍不得吃！不过放学前老师的话却一下把我的喜悦心情一扫而尽：“今天大家打了预防针，每个人要交两角钱，明天带来交给我！”听了我都要哭了，上哪里找钱，家里好长时间盐都没有买，回去怎么跟爸妈开口呀！
回家的路上我也在心里嘀咕这个事情，老是担心会不会像邻居的一个哥哥曾经因为没有钱就被辍学了。回去我先认真做完了作业，又帮妈妈做家务。终于在晚饭前开口提了交钱的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妈妈一听就来了火：“没有的，先欠着，等以后有了再交！”我不敢多说。
晚上听到爸妈在争论什么，没有听得很清楚。
第二天起来，发现早饭做好了，可是爸妈都不在。我只好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学。一路上我在想，我打了别人的针，吃了别人的糖，不给钱，人家会说我是骗子的，他们会不会骂我打我呀！我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最后竟然哭了，不敢去上学了，躲在路边的一个竹林里一个人偷偷哭！
突然一个人在我面前出现，她是一个我认得的姐姐，正好路过。她很关心地问我谁欺负我了，我就一五一十给她说了。她笑了笑，就掏出一个布袋子，看上去鼓鼓的，她在里面找什么东西，好一会儿，她把一张花花绿绿的纸片递给我：“这张最大的给你，他们谁也不敢说你的！”那是一张两角的钞票！我当时非常高兴，脸上的表情一下由倾盆大雨转为风和日丽！拿了钱就往学校跑，当然，路上还是没有忘了多摸两下那张珍贵的“纸”！
中午放学回来，好想告诉爸妈这件喜事，可是发现他们依然不在。我当时在心里埋怨：没有钱也不要躲着我嘛！不交就算了！亲生父母还不如外人！不过我心里高兴劲还是没消失！
晚上回家发现桌子上有一叠钱！全是些一分两分的。妈妈从屋里出来了：“明天把钱拿去交了，我跟你爸今天一大早就出去，卖了几百斤谷草到牛场，给你筹齐了。你爸都累了，正在睡呢！我们就是勒紧裤带也要让你上学的。不能再吃这苦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爸妈一天不在，是到城里的牛场卖谷草了。要知道我们这里进城是要翻山越岭很不容易的。来回一趟起码要五六个小时的。听了妈妈的话，我又高兴得要哭了。“嗯，我要考大学！”
我没有告诉爸妈那个好心的姐姐，而是自己第二天拿了钱找到了她，把钱还给了她，还神秘兮兮给她说：“姐姐，我要上大学！”
后来我到乡里上了初中，到县里上了高中，直到考上一所重点大学。那个好心的姐姐也外出打工去了深圳。
两年前，我回过一次老家，心想十多年过去了，也许那里应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然而，我错了，看到的依然是十年前一成不变的风景。十来岁的孩子衣衫褴褛，背上背着大背篓，像我们当年看医生一样，跑来看我。看着他们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意林札记
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我”像所有农村孩子一样，家庭贫困却渴望上进，“我”的幸运在于父母对自己求学的全力拼搏。但还有许多不如“我”幸运的农村孩子挣扎在贫困和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慕中，幸好农业改革将促使农村人经济脱贫，经济脱贫也必然带来教育脱贫，农村的孩子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朱朝敏）
知心的礼物
PaulVilliard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总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以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1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钓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犹豫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两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未之前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果饵给我大快朵颐，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烦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钓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钓。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弩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大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总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当时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咙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不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意林札记
有些东西，灿烂夺目，但就像水晶一样容易破碎。比如那些爱，比如那些剔透的纯。正因为这些东西太多璀璨了，太易破碎了，使得人们百般呵护，舍不得对它丝毫破坏，哪怕是时间长河把那些纯的，真的都冲刷了，人们还是努力把它们完整的保存在记忆里，因为那是人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是最美的。（郑建）
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沃尔特·皮特金
亨利·谢拉德在底特律中学教希腊语。他有财产，本来不必教书，只因为喜欢这一行，才坚持要教书的。从里到外，他都是一个古怪的人。他身高6．4英尺，不修边幅，红褐色的头发粗密、蓬乱，脸骨和牙齿的不协调的布局构成了他的面容，上面闪着一对目光锐利的眼睛。皱乱的衣服上沾满了薄薄一层粉笔末。他骨瘦如柴，像一个会走路的稻草人，一个穿着宽松裤子的神话似的人物。
我投到他门下学习时，刚十六岁，易受影响，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像一个铁匠锤打铁砧一样，他严格教育了我整整两年。谢拉德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总是跟教育部门和其他教师过不去，因为他不肯妥协。在教育上，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方式。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他也想走自己的路。
他最喜欢用的教学方式是使人丢脸，威吓，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堪。然而，他先给受罚的学生充分的机会，去达到谢拉德的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倘若再犯错误，他就不客气了。
开讲的第一天，谢拉德严肃地注视了我们很长时间。然后，他用极温和的语调说：“这么说，你们想学希腊语了？当然，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愿望。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面临的是什么。我有言在先：我可是一个不满足于一般好的人。”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不喜欢好的学生，只喜欢最优秀的学生；我不喜欢较好的译文，只喜欢最正确的译文。
“你或是知道某事，或是不知道；或是能做一件事，或是不能做。我将尽心尽力教你们希腊语。我也要求你们尽心尽力来学它。
“现在说说学习步骤。你们每天的学习成绩必须达到最优的，发音必须达到最准确的，翻译必须达到最佳的。
“为了使你们在学习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要求你们把每一个纠正过来的词在黑板上写十遍。如果作了如此纠正后，你们又犯这个错误，就必须把纠正过的词写上一百遍。现在我们开始学。”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两年学习生活。谢拉德的那一套办法激起了我的兴趣。倘若一个人能达到完美的程度，甚至在一件小事上；他难道不可能在另一件事上，然后又在其他事上达到尽善尽美吗？待到他在许多事上都做到了尽善尽美，那将是十分了不起的。
其他学生战战兢兢地去上课，而我就像去看角斗士搏斗，去看基督教徒被扔向狮子那样去上课。当狮了吼叫着冲向我时，我咧嘴笑笑。然后狮子眨眨眼走了。我知道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
有时，为了纠正一个重音上的错误，我写满一黑板句子后，自己全部擦掉，再重写一遍，这使得狮子目瞪口呆。想想吧，别人被迫写十遍的东西，我却要写二十遍；在回家路上，我常常在许多包装纸上抄满希腊语句子，就是为了斗垮他的把戏，但愿他知道这些！
他用蓝铅笔改正我们每天交上去的卷子，在严重错误地方写上十分不客气的评语。他从不忽略一行。我想象不出他是怎样做到这些的。然而，年复一年，他毫不犹豫地一直这样做。
第二年，我们开始攻读荷马史诗，每天要准确无误地背下五行。每天起床后，从第一本书的第一行背到这一天的定额。若发音上稍有错误，我们就得全部从头开始。当必须重读二百行时，你会变得很厌烦。
我学习散文或诗歌很吃力，尤其厌烦背整部作品，心里有某种抵触情绪。但是，亨利·谢拉德逼着我一行一行地读完《伊利亚特》的头两卷，使我在那年年底，从头到尾吟诵出来，并像对英语那样，完全掌握了它。
我对付并且打赢了这场追求完美的游戏。但是谢拉德拍我肩膀了吗？他说过“干的好，小伙子”了吗？没有。他要你继续追求。
有一个闷热、潮湿的六月天里，我们正读着《伊利亚特》的最后几行时，谢拉德合上书，向窗外望望，然后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他离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