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店大压客”，就是如此！店大为何可以压客，就是因为大店与客之间，有较大的竞底落差。而任正非为何能对员工竞底，就是因为“（我）有华为的平台，（你们）离开了华为，不是一事无成吗！还不是找我了吗！”
反过来，客大压店也同样是由于竞底落差的存在。
任正非的这番话相当有代表性，中国强势竞底者的思路和心胸，大抵都是如此，因为这非常符合竞底法则一：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竞底。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华为会有那么多竞底式的政策和人力资源制度。
如果哪一天华为衰败了，可以想象，任正非绝不会用这样的嘴脸说话。
为什么任正非要特别限制录用有创业经历的原华为员工呢？因为这些人曾有做老板的经历，大多知道如何对员工竞底的花招，因此再次进入华为后，很容易看穿任正非的竞底手法，一方面使他的竞底效率大打折扣，因此“很难管理”；另一方面很容易让其他员工明白他们的处境，成为企业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任正非说他们“也不稳定”。
由此我们想开去，中国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集体谈判权？因为他们一旦抱成团，老板对他们就失去了原有的巨大竞底落差，从而很难对他们竞底，这将直接影响中国这一低成本的世界工厂的战略竞争力。为什么中国的工会只能搞点小福利，发发电影票，也是因为不能让工人阶级抱成团。
与华为对比，摩托罗拉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几次离职又回去，每次都得到提升，因为摩托罗拉并不计较“忠诚”、“坚定”之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只看到他在外面学了不少有利于公司的东西，积累了公司不能提供的经验，回来当然应该有更高的职位和待遇，因此最后做到了中国区总裁。
摩托罗拉的这种竞优做法，绝非任正非等人把心胸开阔一点，把眼界放长远一点就可以做到的，竞优和竞底，有截然的不同，不彻底改变思维模式，就有如爬行动物勉强去飞行一样，即使能飞个几公尺，也无法有本质的提升。
案例：流汗经济：东南亚的竞底，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新认识
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已过去了12年，但其阴影依然像达摩克利特之剑，高悬在中国人的头上，因为中国2008年的经济形态，与当年的东南亚国势有着太多的相似。
有些经济学者将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归结为称为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当事国的货币政策不当，也有人认为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们捣的鬼。
但货币究竟是什么？没有货币背后的商品作基础，所谓的货币，不过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
金融又是什么？没有真实的产业经济作基础，所谓的金融，也不过是一串吃不得，喝不得，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
经济学者们素来喜欢分析数字，如果数字及时、全面而且准确，分析方法准确，这在大多数时候，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数字是从真实世界提炼出来的，提炼的方法和视角，都带有目的性和主观性，因此数字到底和真实世界不同。
这就如同生物学家不会根据画的青蛙，去研究青蛙，因为画的青蛙经过艺术提炼，当然不可能真实。而经济学者如果只看数字，实际上就是研究“画的青蛙”，但聪明的经济学者必须知道：自己研究的是“画的青蛙”，其结论必须作一定的修正才可能与实际相符，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如果只埋头于研究数字，并不容易深入洞察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绝大多数学院派的经济学者，就是只看报表和媒体的。
很多经济学者分析东南亚危机，通常从1997年年初开始，至多也是从1992年泰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开始，但要认清危机的真正原因，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分析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轨迹：
二战之后，一道铁幕沿着东南亚、香港、台湾、西欧悄然落下，将世界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的的对峙和冷战。在西方阵营中，日本、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人口密集，当时的生活水平低下，即人们的底线较低，与欧美有相当的竞底落差。因此，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这些地区转移，很快东亚各国创造出经济奇迹，GDP飞速增长。
对任何病人来说，只要血输进去，脸上总是马上会出现红润的，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因此产生造血功能（竞优能力）。
以泰国为例，从1991年至1996年，泰国的GDP平均增长8%；到1995年，泰国人均收入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已将其列入中等收入国家。
不过，东南亚晴朗的天空中，渐渐飘过一丝乌云——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刚开放时，中国社会百废待举，邓小平一时也没有找到善于“抓老鼠的好猫”，改革开放的步履踯躅蹒跚。同时在东西方冷战的整体格局下，大型跨国公司还心有余悸。因此，除了中国的港台商人到珠三角地区，开展一些“前店后厂”式的加工外，世界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发生明显转移。
这样一来，虽然中国这块“乌云”渐渐加厚变黑，但东南亚们的小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声霹雳轰然炸响。
1991年，苏联崩溃，东欧剧变，冷战中的一极——“东方阵营”不复存在，全球战争的风险极大地调低。
世界产业去除了心理障碍，开始急速向洼地转移。
哪里是比东南亚更低、更大的洼地呢？当然是中国。
1992年的中国与东南亚相距甚远，无论人均收入、土地、水电成本等等，均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人老实、守纪律、勤劳、能吃苦、想致富，是天生的优异打工者，具有强大的竞底力量；而此时的东南亚们，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独特观点“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不过是建立在流汗经济的基础上，根本不是靠着创造产生的经济增长”。
什么是流汗经济？说白了就是竞底经济，靠劳动力的苦干，靠牺牲环境而已。
于是东南亚与中国这两大竞底实体，从1992年开始直接博弈：
中国的贫困程度是东南亚各国的数倍；
中国人口是他们的数倍；
中国人改善生活的渴望，也是他们的数倍；
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程度，更是他们的数十倍！
按照竞底公式一，显然中国的竞底实力，是东南亚的数百倍。因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形成巨大的、长期的竞底落差！
全球的低级制造业们当然看到了这种局势，他们纷纷移向中国，东南亚各国的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自身又没有竞优的能力，于是纷纷开始了回光返照前的最后挣扎。
由于惯性的作用，这些国家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外资能力。
产业大规模转移后，一切开始显得不正常：泰国从1993年至95年，涌入外资500亿美元，仅非官方债务，就上升为GDP的123%，但此时制造产业已渐渐移走中国，于是这些投资和泰国老板们关闭工厂腾出的资金，就都被转移到建高档宾馆、进口高档汽车、炒房地产商等消费产业上，给人的印象是泰国国力猛然陡增，民众的富裕程度极大增长。（实际上，中国2007年股市、房市大热与泰国当年的情况是一回事。）
1994年底，克鲁格曼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评论文章《亚洲奇迹的迷失》，提出他的“流汗经济”概念（他主要因此理论而获得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强调东南亚的奇迹主要是由于辛勤工作、努力流汗得来的，而不是创新的结果。一句话就是东南亚奇迹是竞底的结果，而没有竞优的成分。
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注意。从此，索罗斯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着力分析东南亚们的底线，并策划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佳方式击穿他们的底线，以获得巨额回报。
索罗斯是个竞底高手，他的竞底战略完全成功了，泰国铢被做空、被击穿，随之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他被马来西亚当时的强势总理马哈蒂尔，痛斥为投机分子：
“（索罗斯们）卷走我们的钱，仅仅是为了塞满他们的腰包……为了赚50亿而摧毁了3000亿，这简直是罪行！…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笨蛋一下子给搞垮了！”
可怜的马哈蒂尔，他很勤奋也很努力，是一个典型的竞底型总理。他曾想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设成发达国家，为了这个目标，他天天讲，月月讲，同时也敢公开指着西方人鼻子说“不”。
但令人惋惜的是，马哈蒂尔对索罗斯慷慨激昂的谴责，只显示出：他既没有搞懂自己国家的繁荣是怎么来的，也没弄明白这繁荣到底是怎么走的，倒是将东南亚危机归咎于几个金融大鳄的不怀好意的兴风作浪，特别符合竞底人物固有的习性。（如中国人将晚清的失败，归咎于慈禧、李鸿章等个别人，也没有认真思考清朝的“盛世”是怎么回事，晚清的覆灭符合什么样的规律。）
正所谓：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国人从东南亚危机中吸取到教训吗？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四、竞底空间
所谓的竞底空间，就是竞底者离底线的距离。见图：
对于竞底企业来说，竞底空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商业机会
竞底空间类似于管理学中“利基”这一概念，即狭小的适合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或位置。我们可以形象地将竞底空间，比喻为一个高耸入云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竞底者生存、发展的舞台，而平台的周边则是万丈深渊的悬崖，这些悬崖就是竞底者所必须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底线。
聪明的竞底者往往能居安思危，他们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悬崖的存在，如唐太宗李世民不断地对下属和自己告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曾国藩要自己和家人保持“花未盛开月未圆”的状态；任正非不断呼吁“冬天就要来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中存在底线意识，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
由于看到了悬崖，竞底者一方面千方百计想远离悬崖；但另一方面由于竞底的必然要求，竞底者又不由自主地迫使自己向悬崖靠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解之局。
以从事高科技的华为为例，如果知识型员工对公司的凝聚力和满意度下降到某个低水平，华为将失去竞争力，因此，这种凝聚力和满意度可以看成是华为的一条底线。华为常常宣传自己的高待遇，就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它的运营状态远离这条底线。
但实际上，华为的竞底战略使它惯于以低价争夺订单，同时为了取悦客户，往往承诺更快的交货期和更多为某一客户专门设计的性能，这决定了华为的员工难以获得很高的待遇，同时得承担更多的工作量。以致有的员工抱怨：我们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加班中去。
频发的横死事件表明华为的运营状态比中国大多数高科技企业更接近于底线，这当然不是任正非所希望看到的，但却是执行高强度竞底战略所带来的结果。如果不实行如此高强度的竞底，华为又将丧失其强大的竞争能力。竞争对手的快速成长和觉醒，显然会极大地压缩华为的竞底空间，将他们逼向另一条底线。
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许目前华为的这种状态正是其决策者经过理性权衡精心选择的结果。
为了增加安全感，竞底者在千方百计地远离底线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想扩大平台的有效面积，即竞底空间。
扩大竞底空间的关键是突破底线，即不断地将悬崖向外伸展，形成更大的坚实的平台。
案例：富士康迁移深圳，获得竞底空间
富士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台湾迁移到深圳，就是因为大陆的人工只有台湾的几分之一，富士康到达深圳后，就打破了台湾工人较高的工资底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竞底空间，而在珠三角一带工人的工资渐渐上扬后，富士康更将制造业推进到长江三角洲等内地，同样也是为了通过打破工资底线获得竞底空间。
案例：国美的竞底空间
作为中国大型零售商之一，国美由于其规模巨大，拥有强悍的竞底实力。其竞底空间主要来自对供应商的不断竞底，这些竞底表现在：
1、向供应商收取各种名目的进场费、赞助费、节日促销费、开店费等等，这已形成国美主要的利润来源；
2、拖欠供应商的货款，无偿占用其巨额流动资金；
3、高额返利。供应商供货价格为5500元的空调，国美敢于以4900元出售，而其该得的返点和各种费用一分也不能少。因此，虽然价格战打得很厉害，被挤压的往往是供应商，格力空调就是因为无法承受高于其他经销商一两倍的返点，并被要求在空调安装费上扣除40%作为国美的利润，而与国美分道扬镳的。
4、开新店获利。国美每开一间新店，每个品牌平均交纳的进场费约为6000元，一个门店至少有200个品牌，因此每开一间店，就有一两百万的收入，而国美投入在电脑设备和内外装修上的成本只有100万以内。
正是靠着这种模式，国美得以迅速扩张，但同时也背上了“店大欺厂”“供应商麻烦制造者”“榨干企业利润的机器”“渠道霸权”等诸多骂名。
为什么同样是以低价取悦消费者，沃尔玛获得的是赞誉？因为沃尔玛依靠的是信息科技和先进物流管理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一种竞优而并非一味盘剥供应商的竞底。国美对供应商的这些严峻措施，在扩大自己竞底空间的同时，也将快速使自己的竞底战略走到尽头。因为国美的竞底恶化了中国家电企业的生存环境，加速了大量实力较弱、影响较小的供应商走向底线，一旦中国全国性的全产品线的品牌如同日本一样集中到六七个时，那么每一个大型供应商都有和国美独立博弈的实力，国美对他们的竞底就将难以进行。
另一方面，全球大型零售商纷纷抢滩中国。
2006年底，全球最大家电零售商百思买在上海开店，对供应商实行的就是现款现货方式，这将打破国美现行的运营底线——赊销，拖欠账期。
目前，全球前250强零售商，仅有37家进入中国内地，如果他们大部分到中国展开业务，众多供应商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也将对国美的竞底嗤之以鼻。也许中国的家电企业正是为了等待这些曙光，才甘于苦苦忍受国美的暂时竞底。
案例：李志强的竞底空间
李志强辛辛苦苦地维持他的电话机厂。对他来说，底线就是不能亏本。但和他的竞争对手相比，李志强在成本上没有什么优势，因此，如果他按客户的条件接受订单时，他基本没有利润，也就是生存在底线状态；但如果不接受订单，显然电话机厂更加难以为继。
在前面的案例中，我们知道李志强通过苦思冥想、日夜奋战，终于以水泥块替代铁块，将电话机内部的加重块成本从0.1元降低到0.0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