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冼东妹为了奥运金牌付出的，远远不止这些，她的金牌是以身体的健康为代价的：韧带数次拉伤、拉断都只采取保守疗法，身体伤迹很多，以致保险公司投保时都顾虑重重。
这是一个竞底式的夺牌故事，可以说，中国人的每一块金牌上，都沾着拚搏者的汗水和血泪。
为什么要让冼东妹作出牺牲，重新归队训练呢？因为她是这个项目上中国拿金牌的最佳人选，因此她就不得不为国家、为自己竞底一把。当然，她承受的这点小小付出，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中国人早就被竞底惯了，“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令人苦涩的是：牺牲的确实不少，日月却并没有换新天。
2008年奥运会，中国取得创记录的51块金牌，胜过银、铜牌总和，但中国的总体奖牌数增加并不多，因为中国队采取竞底战略，力保能拿金牌的项目，为此牺牲夺金概率较少的项目。以“成王败寇”的竞底思维来看，这个战略确实收到了显效。
和冼东妹对比的，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
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美国四人划艇组合最可能夺金。这四人中有一人叫哈文斯，哈文斯妻子怀着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会在奥运会期间出生。
哈文斯觉得进退两难：当时没有飞机通航于欧美二地，他如果去参赛，孩子出生时就可能无法陪伴在妻子身旁；而如果陪着妻子，自然无法夺取渴望已久的金牌。
哈文斯的妻子“深明大义”，她坚持要他去参赛。但经过慎重考虑，哈文斯决定退出比赛，留在家里陪伴妻子。
结果美国夺得划艇金牌，孩子却迟迟没有出生。即使哈文斯去比赛，也能带着金牌回来陪妻子。
但哈文斯从未为此后悔，他觉得自己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他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有意思但却不是关键的是，28年后，哈文斯的儿子为他带回了另一块奥运金牌。
D、中国人非常习惯被竞底。
中国人从小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进入企业后，又时时接受“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之类的训导，因此在老板号称企业遭遇危机，并对员工善加诱导时，很容易获得员工们共患难的心理认同，从而使竞底政策得到畅行无阻的执行。即使在平时，老板也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竞底特点，以艰苦奋斗号召员工竞底。
任正非是这方面典型的高手，他在训话中言不离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以后不再艰苦奋斗必再丢失繁荣”；“不但生活上要承受艰苦，工作、学习上也将要承受更大的艰苦”。
虽然实际上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常常是穷忙，并不能带来繁荣，而美国人的繁荣，绝大多数并非靠中国式的“艰苦奋斗”得来，而主要是靠国家和民众的创新。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训话，在企业里往往能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从而有效地营造一个高压的竞底环境。
案例：尼采的权力意志，老爷道德和奴隶道德
德国哲学家尼采用权力意志来描述生命的特点。他认为权力意志是一种贪得无厌的表现权力的欲望，或应用权力进行创造的本能。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在不同的人身上是不同的，权力意志充沛的强者只是少数，他们理应支配和统治多数弱者。
西方人通常认为权力意志这一概念，充分体现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和反民主特征。权力意志论用于道德领域，就产生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两个概念：主人道德指权力意志充沛的少数强者的道德，他们崇尚权力意志的发扬，自尊自强，富于创造力，不受任何约束，只要符合强者的意志，情欲、贪权、自私心都是符合道德的，可以冷酷无情毫无限制地牺牲别人，使之降为奴隶；而奴隶道德则相反，崇尚平和、顺从、同情、宽恕、利他精神、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
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说的主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劳心者”，即本书中的竞底者，其道德规范符合强者、领导者的行事风格，而奴隶自然是“劳力者”，其道德则是老板对员工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以非常现代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如“不能有任何借口”“强调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等等，使得竞底以高效率、“人性化”的方式进行。
本书在第六章“竞底组织的文化”中，着重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六、竞优和竞底，所需要的能力不同
如果说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那么很多较真的人，都心有存疑，举例说明如下：
案例：中国人的考试能力和死记硬背
中国最聪明的学生读数理化，而美国最聪明的学生读商科、法律，不屑于学数理化，而最后当老板的是美国人，华人多给他们打工；拿诺贝尔奖的也多是美国人。
不过，如果说中国学生是世界最善于考试的人，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
中国学生善于考试的能力，迫使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变更了托福考试的形式，但新托福考试转眼就被中国人发现了应对策略，中国学生通过死记硬背，还是能够轻松取得好成绩。“新东方”将托福考试分解，“创新”出一套培训生产线，居然使“新东方”上市了，足以可见任何考试都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
在欧美大学，欧美学生选课时，通常得看看这门课有多少中国留学生选修了，他们担心在善于考试的中国学生对比下，自己得到的综合评级会比较差，因此他们通常会避开中国学生选课。
多么令人自豪，中国人善于考试，不是没有由来的。
从古代的科举考试起，中国就历经了数千年的竞底式考试，其应付考试的基因，得到空前强化。”
在现在社会中，各种五花八门的考试充斥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人生。万众瞩目的高考就不必提起，公务员考试、职称考试、操作等级考试、资格认证考试……，如果有好事者把中国的考试总类统计起来，那一定能进入吉尼斯大全。
善于考试意味着记忆力发达，因为所有的中国考试，都是检测应试者对已有知识的掌握。中国人死记硬背的能力是一流的，孩子们刚开始牙牙学语，就被大人鼓励背诵唐诗、儿歌，甚至四书五经，谁背得好，谁就被认为聪明。中国父母通常把智力发达，简单化为记忆力发达，正如中国的领导通常把员工的能力，简单化为服从能力。
想象力的重要性
但遗憾的是：中国人所背诵的，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外，所有的知识基本上都不是自己创造的。因为记忆力发达是竞底社会的一个标志，而在竞优社会，特别注重的不是记忆力，而是想象力。
爱因斯坦对想象力极为推崇：“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动着进步。”
中国孩子们在早早的死记硬背和严酷的应试教育中，想象力不仅没有合理地发育起来，反而被残酷地扼杀掉，因为一个竞底社会并不需要想象力。
因此，当中国的建筑业十分发达时，通常是内地城市抄沿海城市，沿海城市抄海外。物质产品是这样，精神产品更是如此，即使是在张艺谋、冯小刚、英达等所谓“大腕”的影视作品中，也随时可以看到从好莱坞模仿、搬迁、抄袭过来的场景和桥段。
创造，是一种竞优；而抄袭，就是一种竞底。一个竞底大国，成为一个抄袭大国是理所当然的。
想象力是竞优所必需的土壤，缺乏想象力，建筑设计师就很难在头脑中，进行反复的、独创性的构思，为建筑找出独特的外形设计和大胆的内部结构，因此只能借鉴、参考别人的优秀设计。中国建筑界有太多这样的工匠，而没有设计大师。
同样，一个服装设计师如果不能在头脑中运用想象力，进行面料、设计、款式的创造性组合搭配，他也只能借鉴、参考别人的流行设计。中国也有太多这样的服装裁剪师，而没有设计大师。
音乐家也只有在头脑中凭着想象，进行各种音符的组合、旋律的搭配，然后才能从无数的这种组合搭配中，选出最佳的音乐。竞底式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傅聪、马友友、朗朗、李云迪之类的演奏高手，却绝不能培养出贝多芬、肖邦之类的音乐大师。
中国人用训练记忆力的方式，训练想象力
中国的孩子即使在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时，主要的也是进行记忆力项目训练。如书法和演奏，书法训练要求孩子先记住那些字贴上的“行书、楷书、隶书”的框架结构，然后再通过手眼协调把字贴上的字“复制”出来，写得越“像”越好。而演奏钢琴、小提琴、二胡的训练，则不仅要求孩子牢记乐谱，还要苦苦记住演奏姿势，以及每一个细小的演奏动作，当然也是演奏得离考级标准越接近越好。
所以有些海外归来的有识之士嘲讽地说：中国人用训练弹棉花的方式，训练孩子弹钢琴。
在类似的“素质教育”训练中，孩子的创造性素质不仅没有得到提高，相反更进一步地被扼杀的干干净净。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出现过几个青少年钢琴演奏高手，但绝不可能由此培养出真正的音乐大师。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培养人才最重要是培养他的创造力。”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两脚书柜”，因此在经济形势不佳时，大学毕业生就会就很容易就改变理想，去做保安、做搓脚工，积极踊跃去报名当兵，因为他们除了比保安、搓脚工、士兵多通过了几十门考试，思维模式没有本质的不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和非创造性的工作，对他们没有什么心理区别。
中国人虽然善于考试，但考试者的命运，永远都是出考题的人主宰的。如中国虽然是DVD生产大国，而DVD的产业标准却掌握在老外手里，他们随时可以修改许可证资费（出题），玩弄中国的生产商（考试者）于股掌之上。同样作为玩具生产大国，生产商的质检标准也掌握在欧美等国手里，经济稍不景气，他们就通过改变验收标准，抬高进入壁垒。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正是在形成问题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才变得清晰，创造性才得到激发，人们才会强化、表达自己的个性，那些细微的差别才被人注意到。而形成问题，尤其是独创性的问题，最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反思能力。
只有想象力发达，才能进一步带动创造力强大。
只有创造力强大的人，才能创造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才有真正的智慧。
只有创造知识的人，才能竞优。
只有竞优的民族，才能在人类世界领袖群伦，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犹太人牢记历史（如全球追捕纳粹战犯），善于创新，所以在现代的各类教科书上，不断发现他们的名字，可以说，犹太民族出了大量人类的精英人物。
为什么人们喜欢拿一个国家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来评说这个国家的能力呢？这就是因为，诺贝尔奖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拥有多大程度的竞优能力。
而记忆力发达的人，由于不能创造知识，永远只能记住别人创造的知识。他们在世界分工中，只能从事竞优者懒得从事、不愿从事的工作，如低附加值的加工业，高污染、高消耗的行业。而竞底者从本质上说，由于善于记忆别人制定的操作规程，习惯于服从别人的指挥，也很适合于做操作工，也就是打工仔。
中国人由于长期的思想束缚，从小强化死记硬背，因此广泛地缺乏想像力，只有短期记忆力（中国人似乎从来不能从历史长河中吸取教训，中国人的精神从未突破儒教的束缚），因此没有高水准的创造性。中国以血汗工厂为主的世界制造业，扮演的正是为世界从事低附加值打工的角色。
从古到今，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正由于没有科学精神，所以中国人缺少改造自然的利器，而没有提升国民价值的持续有效的手段（和产生工业革命的西方人相比），因此落后的生产力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竞底！
中华民族以前是给皇帝打工，现在是给洋人打工。皇帝以前用鞭子、锁链、连坐法等奴役中国人，洋人现在用ISO标准、WTO框架、反倾销调查以及各种产业、政治标准（如人权大于主权、维持台海均势）来管理中国人。虽然形式变了，但实质没变，中国人还是被竞底者，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没有改变。
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个民族的DNA。生物学早已表明：DNA不改变，品种就不会改变，品种不改变，命运也不会改变。兔子生来就是被掠食者吃的，即使没有华南虎，也会被西北狼吃掉，这是兔子这个物种的既定命运。
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不升级中国民族的文明、战略和思维模式，中国人还将长期扮演这样的被竞底者角色。
也许，一个令人悲哀的结论似乎是：中国人很聪明勤劳，所以能成为优秀的打工仔；中国人缺乏大智慧，所以也就只能成为世界的打工仔。
仰望天空，有时会发现天空是灰色甚至黑色的，所以很多人干脆不作仰望，只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地终其一生，不必作此痛苦的努力，正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鲁迅在《呐喊》自序就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自己回答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为了重新进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中国人剪掉了辫子，放开了小脚，将文言改成了白话，改变过政体（民国、共和国），玩过各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但黑屋子打破了吗？没有！
因为这间黑屋子，是无形中束缚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竞底！它从中国人的胎教时代起，就开始对中国人进行熏陶、感染了，中国成人生活在一个竞底角斗场，为了生计和成功，不得不磨练竞底功夫，一直到死，还惦记着重孙子能不能传宗接代。
竞底，早已是一个深深沉淀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基因。
如果不打破这个思维的“黑屋子”，提升民族的DNA，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的形象，虽然有时是对抗的、反叛的、抱怨的；有时是非主流的、想成为老大的；有时是低调的、内敛的；有时是负责任、合作的（如200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时的中国）。但在这些形容词后面，跟着的永远是“打工仔”这个定位。
七、竞底之下，难有长久、真正的热情和快乐，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
如果问中国企业家们对手下员工的印象，他们一定会普遍认为：中国员工的敬业精神不强，职业操守不够，因而执行能力不足，献身精神太差。在此，竞底者对被竞底者的定位，实在不高。
无独有偶，中国当今的总理，对中国企业家们的印象，也希望“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并多达五次向社会高调推荐：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道德情操论》。显然在这里，他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观感，也非常不好。
实际上，从古到今，上层没有对下层的评价，从未达到过欣赏的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