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振锋的生平，难道没有可叙述的？我们正不必替他夸张，他在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总有过不小的贡献，留待将来的论定。我深深感觉着，最难得的是他的天真。所谓“问世渐深，天真愈减，”虽不必是一个公式，至少，一个人大概不免这样。振铎亦花甲年华了，却老是这样的天真。他心里的青春和他面貌上的青春，一般的可爱。他也有不少的缺点。其中有些，果然是真的。其另一些，一半由于天真所造成的，但在人世里，不能不说它是缺点罢了。举个例子来说，如他有点轻易许人，又似嫉恶过严，好像轻率，又好像感情用事，意气用事。随你怎样说他都行。但不可埋没的，是他爱人的真心。惟其爱人深切，所以容易为他们欢欣，也容易为他们生气了。这在朋友中间，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我来说，他比我先进，也是我的畏友之一。在“二十年代”中，为了爱国运动，我们之间曾有过一阵争辩。当然，那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气，他却比我早认透了帝国主义凶恶的面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他接触人民革命的实践也比我早，也比我积极。1952年以后，在文学研究所，他应当是我的领导人，大家还和从前一样，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如他常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记得今年春天，在他的黄化门寓所茗话，虽只短短的一会儿，对我却是永远不能，也是不该忘记的。
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显得这样兀突，使后死者殊难为怀。我只写了一副短短的挽联：
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
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几十年的交谊，实非短短的俪偶文字所能包括的；所以这里只叙说他和我最后两面的情形：第一次在十月八日，第二次在十三日，到十七日他就死了。
话说得很平常，却需要一点注释。上联是：文学所开会，大都拼着许多长条案，上面铺着白布。所里只供给白开水。振铎喜欢吃茶，常带着一小匣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携来的叶子放一点点在我们的茶杯里。十三日我在所中，时间比平日略早些。振铎也就来了，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沏了两杯茶，开会的时刻也就到了，茶还没有喝什么，觉得很可惜。我们便各人携了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上楼去开会，仍旧并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还有教课，先走了一步。会尚未散，也没有能够向他握别。谁知这是最后的一面！只有天知道。
下联是：比这次稍早一点的上星期三，也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并坐吃茶，却有伯祥。会散后一同搭乘铎兄的车回城。他要顺途到他的宝禅寺街的新居看看，我们也跟了去。这是所老房子；相当大，池廊亭榭都有，却黯淡了。里边正搬进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有的地方，书架排得这样挤，人要扁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一位同志，在那边招呼。厅很宽敞，前面伸出一大方块暗廊沿，大约叫抱厦罢。振铎还说，这里可以借你们昆曲社做曲会。又说，不久他们就要搬家，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到新房了里来了。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没有住过的，我想。
挽联做得不好，哀感却是真实的。但感情虽然真实，能够借这个表现出来么？恐怕不能。下联结句，以碧落代黄泉。要从漫漫的太空里去找长逝的故人，明知这是痴想，有时却由不得自己这样抬头一望。
再说追怀故人，与其用深悲极痛那样的套话，还不如说淡淡的悲哀呵。这样的悲哀，它倒的确不妨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虽说是淡呵，却会悄悄地，暗暗地，偷偷摸摸地向你袭来，使你有时惘惘然，若有所失，有时木木然发呆等等。假如警觉地仔细寻去，又好像没有什么了。
振铎爱书成癖。万券楹书身后不知怎么样了。他生前曾说，可以捐给公社开办一个图书馆。我想不久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的。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倒过来用，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记卢冀野
梁实秋
他体肥，臃肿膨，走不了几步路就气咻咻然，年纪轻轻就蓄了稀疏可数的几根短须。人皆称之为胖子，他不以为忤，总是哼哼两声作鹭鸶笑。有时候他也会无缘无故的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他的衣履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纽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他是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高材生，吴梅（癯安）先生的得意弟子。我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就认识他。那一年我路过南京，顺便拜访时常通信而尚未晤面的胡梦华先生，他邀了卢冀野和我一同相会，喝高粱酒，吃花生豆腐干，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未毕业的学生，意气甚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胖子不是一个寻常人。别瞧他一副邋遢相，他有才气。不知是别人给他的封号，还是他自己取的，号称“江南才子”。
南京一会，匆匆几年过去，我从美国归来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他来看过我几次，依然是那样的风采。
抗战期间我们在四川见面，往来较多。他在北碚国立礼乐馆为编纂，制礼作乐，分为二组，他掌管礼组。馆长是戴传贤先生，副馆长为顾毓先生，都是挂名遥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制礼作乐？我戏问他：“吾闻之，‘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先生何行何道，而敢言礼？”他嘿嘿一笑，说：“你不知道么，‘礼失而求诸野’？”因此他把他居住的几间破房子题做“求诸室”。礼乐馆办公室楼上注着三个人，杨荫浏先生，杨仲子先生，杨宪益先生。冀野就说：“此三羊开泰也，吉。”
冀野在国立编译馆兼任编纂，参加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但是实际工作是请了两名本地刻书的工人，由他监督刻木板。经馆方同意，刻一部《全元曲》，作为《全宋词》的姊妹篇。这工程浩大，一天连写带刻可以完成两页，可是累积起来一年可以完成七百多块木板，几年便堆满一间屋。这种古色古香的玩意儿，于抗战烽火连天中在后方慢慢的进行。胜利时工作尚未完成，那堆木板不知是否逃过了当柴烧的一厄？于刻元曲之外，冀野也因此乘便刻了几部他私人所喜爱的词曲，名之为《饮虹丛书》。
冀野膺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很高兴，大襟上经常挂着参政会的徽章，出入编译馆礼乐馆，大家为之侧目。他有一天对我说：“参政可矣，何必加一‘员’字？历宋元明清均置参政，不闻称员，民初亦有参政院，皆称参政。今加员字，反为不美。”我告诉他，“此会乃临时性质，既称会，其组成份子当然是员了。老兄真有意参知政事耶？”他笑而不答。第三届参政会他未获连任，意殊怏悒，李清悚先生调侃他说：“先生名卢前，今则成为卢前参政员矣！”
参政会组华北慰劳视察团，冀野与我均被派参加，因此我们有两个月的共同起居的机会。他生性诙谐，一肚皮笑话，荤素皆备，关于他下巴颏上的几根骚羊胡子就有十个八个，不知他是怎么搜集来的。他爱吐痰，关于吐痰的又有十个八个。我们到了西安，我约他到菊花园口厚德福吃饭，我问他要吃什么，他说：“一鸭一鱼足矣。”好，我就点了一只烤鸭一条酱汁鱼。按说四五个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独当重任，如风卷残云，连呼“痛快，痛快。”他的酒量甚豪，三五斤黄酒不算回事。
我们由西安到洛阳去，冀野、邓飞黄和我三个人在陕县下车，自告奋勇，渡黄河上中条山。事前李兴中师长告诉我们，到中条走一遭，九沟十八坡，只能骑马，山路崎岖，形势很险，要三四天的工夫。我们年轻胆壮，贾勇出发。在茅津渡过河之后就要骑马。冀野从来没有骑过马，而军中马匹都是又小又瘦的那种类型，而且不是顶驯顺的，冀野的块头大，经马夫扶持勉强爬上马背，已经有摇摇欲坠之势。拍照之后，一声吆喝，马队开始前进。没走几步遇到一片酸枣林，下有积水，随行的马夫绕道步行，这时候冀野开始感到惶恐，马低下头去饮水，使得他搂着马的脖颈锐声大叫，这一搂一叫不打紧，马惊了。一马惊逸，所有的马跟着狂奔。冀野倒卧在地，我在马上只听得耳畔风声呼呼的响，赶紧低头躲避多刺的枣枝。邓飞黄从后面追赶上来对我呼喊：“不要怕，夹紧两腿，放松缰绳！”我的马跳跃一道土沟时我被颠落在地上了。邓飞黄也自动的滚鞍下马。几匹马摔掉了鞍辔跑得更快，一口气奔回营部。营部的人看到几匹失鞍的识途老马狼狈而回，心知不妙，立即派人救援，只见我们三个在荒野中踉跄缓步。当晚过夜，第二天营部人员说我们要开始爬山，鉴于冀野肥胖过人，特别给他备了一匹骡子，比较稳定而且能载重，不料骡子高大，他爬不上去，几个人推送也无法上去，最后找到路边一块巨石，让他站在石上，几人搀扶之下才跨上了骡背。入山不久，冀野在骡背上摇摇晃晃，大汗淋漓，浑身抖颤如肉冻，无法继续前进。三人会商，决定派人送他回去。于是他废然单独折返。后来我在他的房间墙上看见挂着一帧放大的照片，他题字曰：卢冀野马上之雄姿。
冀野才思敏捷，行旅中不忘吟诗作曲。每到一处，就寝前必定低声的摇头晃脑苦吟一阵，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砚墨，多半是写一阕曲子，记述他一天的见闻感想。我问他为什么偏爱作曲，较少诗词。他说，曲的路子宽，像是白话，正字之外可加衬子，韵也较宽，东冬、江阳等皆合并，四声亦可通押，应该算是很进步自由的诗体。我也相当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曲在平仄和音韵上很有讲究，和音乐歌唱不可分离，亦非易工之事。他于此道确是造诣甚深。
胜利后大家纷纷还乡，他也回到了南京。他对南京有无比的热爱。胜利之初大家偶尔议论将来首都所在是否还是龙蟠虎踞的南京，有人说北平较胜，也有人说西安不错，谁若是说起历来建都南京者皆享祚不久，他必红头涨脸的愤形于色。我还乡路过南京，他特邀我和李清悚等到南门外一家回回馆吃他吹嘘已久的什么糟蒸鸭肝。他叹一口气说：“不是从前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