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为“布兰达二号”的间谍是波特兰海军舰艇研究中心的高级职员哈里·霍顿。他出生于社会下层，16岁时就参加了英国海军。1949年他担任了英国驻华沙使馆海军武官奈杰耳·奥斯廷海军上校的随员。在华沙，霍顿结识了一位叫克利斯蒂安娜的波兰女郎。克利斯蒂安娜风流多姿，与霍顿一见如故，俩人频频幽会。他没有料到克利斯蒂安娜是波兰情报机关故意抛出来引诱外国使馆人员的“燕子”。波兰谍报机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掌握这个嗜酒贪财又贪色的外交官员的更多个人资料，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采取步骤将他吸收为潜藏在西方阵营内的间谍。
霍顿在波特兰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位担任机要秘书的爱塞尔·伊丽莎白·姬小姐。伊丽莎白·姬已46岁，仍过着独身生活。姬的工作是海军技术资料管理科的秘书，负责将各种用于海军的新技术和装置的试验结果填写在各类报表册之中。由于他俩都住在波特区，又都在相近的部门上下班，惯于向女人献殷勤的霍顿就常常用自己的小汽车送伊丽莎白·姬上下班，这样他们的交情便稳步增长。
朗斯戴尔与哈里·霍顿接上头以后，克格勃对波特兰基地的渗透日见成效。伊丽莎白·姬认为嚼着口香糖，操一口纯正美国口音的朋友朗斯戴尔更像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俄国间谍。因此，压根儿就没有把整个活动看得很危险；再加之，朗斯戴尔出手非常大方，每次会面总是交给他们一笔可观的英镑。这些都使霍顿和姬去窃取机密的意愿大为增强。
一天，朗斯戴尔交给霍顿和姬女士一张列着12个问题的纸条，作为他们在基地研究中心开展工作的任务。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就针对解决这12个问题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会晤中给朗斯戴尔提供大量的情报。主要有：一、霍顿将反映皇家海军每一艘舰只的设计和规格包括尚未服役的核潜艇“无畏战舰号”及其它新型舰艇的《战舰特征纪实》从18页到412页偷拍成照片送给朗斯戴尔。二、霍顿提供了皇家海军部的八道舰队命令，涉及皇家海军从人事到后勤装备的各个方面的情报及波特兰基地的地图等。三、伊丽莎白·姬从办公室文件柜中偷出涉及高级机密的潜艇方位测定仪的七本试验记录册交给霍顿拍成照片交给朗斯戴尔。
朗斯戴尔每次用大笔英镑从霍顿和姬手中获得情报后，就开车来到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路45号。这是一幢带有花园，非常幽静的房屋，里面住着两个苏联间谍克罗格夫妇。他们的护照上写明是新西兰人，男的叫彼得·克罗格，女的叫海伦·克罗格。他们经营一家专卖古书的小书店，以书商身份作掩护，以业余摄影师身份活动。克罗格夫妇是朗斯戴尔领导的间谍网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这幢房屋里将霍顿和姬交给朗斯戴尔的情报制成微缩胶片，送到苏联情报机关在欧洲的秘密交通员手中，然后辗转送到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克格勃总部。
克格勃间谍朗斯戴尔落入英国情报机关人员手中。此后，他的助手克罗格夫妇也一同被捕。
可是，事情最后还是败露了。霍顿当时每个月的薪俸只有不到70英镑（约180美元），而他却花9000英镑买了一幢别墅；还买了一辆法国雷诺厂制造的太子牌汽车，他和伊丽莎白·姬去豪华旅馆度浪漫周末，他在波特兰老榆树酒店大把花钱招待朋友，成了该酒店消费最大方的顾客。这些都犯下了间谍工作的大忌。安全官员霍斯金把这些疑点上报了伦敦警察厅，与此同时，波兰军事情报局局长戈涅夫斯基投奔了西方，向英国提供了克格勃间谍打入波特兰的内幕。该厅会同陆军情报局第五处即反间谍处立案对霍顿进行侦察，霍顿作为涉嫌间谍活动的重要嫌疑人受到监视，并把注意目标锁定到这名与霍顿会晤的朗斯戴尔身上。
1961年1月7日，又是朗斯戴尔约定与霍顿接头的日子，24名英国反间谍人员布置在他们惯常会面的滑铁卢大街一带。下午三点，霍顿与伊丽莎白·姬小姐乘火车到达伦敦，他们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市场逛了一阵，买了点东西，然后，沿着老维克戏院附近，向布满反间谍人员的滑铁卢大街走来。这时，正是四点半，警方人员注意到一辆斯蒂佩克牌小车也开了过来，朗斯戴尔从车里走出来后，向前走了30多米，与他们并排走在一起。朗斯戴尔从姬小姐手里接过一个购物篮，这时，六七个反间谍人员立即上前围住他们，将他们逮捕。在购物篮里，警方发现了三本潜艇方位测定仪的试验结果小册子的胶片和其它关于核潜艇武器和技术的高级机密照片。
为了防止克罗格夫妇逃跑，警方在一个多小时后，又迅速赶到伦敦西区克兰利路45号。侦探科长史密斯按响了门铃，克罗格来开门，立即被逮捕，随即他的太太海伦·克罗格也被逮捕。鉴于克罗格夫妇的神秘身份，英国安全部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了指纹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就是1951年美国破获的美国原子弹间谍案中被通缉的两名在逃的重要成员。
1961年3月14日，波特兰间谍案的五名间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3月23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帕克宣布了对五名间谍的判决。其中，朗斯戴尔判刑25年，克罗格夫妇各判20年，霍顿和姬小姐也分别判了15年。1964年4月11日，在联结东西柏林的一段公路上，苏联间谍朗斯戴尔与因平可夫案被捕的英国间谍伟恩交换，返回苏联。朗斯戴尔返回苏联后，被当作秘密战线有贡献的人物授予勋章。
“鼹鼠”费韦尔
1981年春的一天，一位法国籍的男子在索塞街11号（当时的反间谍局所在地）投了两封信。这位法国人在第一封信里写道，一位“苏联朋友”两年前在莫斯科交给他一封信，要他转交给领土监护局。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由于怕被逮捕和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把这封信带出苏联。虽然不了解他的朋友的确切工作，但他知道他的朋友属于苏联国家机关的上层人物。
第二封信就是那位“苏联朋友”的信。这封信也是用法文写的。写信人没有说明自己的确切职业。他声称60年代曾在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任过职，并表示随时准备为法国服务。这位苏联人对他这样做的原因未作丝毫解释。根据苏联的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可以送他上刑场。信的末尾署着他的姓名。
他是不是一名破坏分子？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人们立即查阅了情报部门的档案，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自我介绍，60年代他确实在巴黎任过外交职务。在领土监护局的卡片上，当时对他的评论是：曾经与这个人接触过，他已表现出某些亲法的情绪。但是在他开始行动之前他已被召回莫斯科。
法国领土监护局的两位领导成员亲自着手处理这件事。他们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并给这一行动起了个代号，叫“费韦尔”。但是，在开始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苏联情报机构心脏里从事最重大的渗透活动。反间谍人员同转交莫斯科来信的那位法国人进行了接触，要求他充当介绍人。这位法国人接受了这一要求，尽管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几周后，他从苏联回来了，带着第一批情报。
这时，而且只有到这个时候领土监护局的领导才真正认识到“费韦尔”的重大意义。不能再让一位业余人员去传递信息了。应由一位高级专业人员在莫斯科处理这件事。
“费韦尔”是克格勃第一总局T处的高级军官，当时在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工作。“费韦尔”能接触到T处主管的所有科技间谍材料。他不但了解苏联科技间谍的整个活动情况，而且还熟悉从事科技间谍活动的所有军官（在莫斯科的军官和在世界各地的常驻军官）。尤为重要的是，他知道为苏联人效劳的西方情报人员的姓名。
了解这类绝密材料的军官，在苏联是严格禁止出国的，而且还被严密监视着，以防泄漏情报，因为万一出事，将会带来惨重的损失。既然“费韦尔”不能离开苏联领土，那么法国人就得到莫斯科去找他。这一行动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但法国情报人员还是迎着风险上。因为他提供的情报质量很高，使他成了迄今为止西方情报机构在苏联间谍机构内部培养的最重要的“鼹鼠”。
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费韦尔”从未向法国领土监护局提出过什么要求以作为对他提供的情报的回报。他只希望一旦他能离开苏联，法国能使他过上像样的生活。至于他的动机，在与他进行的屈指可数的秘密会晤中，他没有正式谈过。是由于怀念法国吗？从巴黎离任回到苏联后，他曾多次申请出国工作，但均未获准。后来，当他进入克格勃的上层以后，离开苏联的希望便彻底破灭了。与此同时，他开始认识到克格勃在西方、包括在他十分依恋的法国进行的颠覆活动规模巨大。于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对他的国家的政治抉择产生了怀疑。
“鼹鼠”费韦尔潜藏在政要人员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在偷偷向法国情报部门提供情报。
当“鼹鼠”在精神上是难以忍受的，要玩弄两面手法，沉着地对付一切考验，才能不使情报机构产生怀疑。而且，“费韦尔”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费韦尔”在其生前从未被克格勃发现过。但是，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领土监护局突然失去了有关他的消息。当时，领土监护局没有马上对此感到不安。考虑到安全问题，领土监护局规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完全由“费韦尔”决定。
1983年初，法国反间谍机构确信，“费韦尔”已销声匿迹。“费韦尔”的消失与他的行动毫无联系。领土监护局没有任何失误，克格勃也没有察觉他的“背叛”。“费韦尔”很可能是由于某个荒唐的原因而失踪的。莫斯科流传着一种奇怪的说法，说有一位克格勃的高级军官因犯杀人罪而被判了刑。有人说，这位军官是在执行任务期间干了伤风败俗的事，几天后，一名警察要揭发这件“丑闻”，他便将这名警察杀死了。这一传说没有透露出任何姓名。但法国反间谍机构根据“费韦尔”的失踪和那件丑闻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这一点推断出，这位高级军官就是“费韦尔”。
“费韦尔”到底为西方提供了什么情报呢？下面就是答案：
一、有关科技战线上所有组织的完整而详细的名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每年在军事工业的各个领域借助非法获得的外国技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的情况，这些用典型的官僚主义笔调写成的、令人惊愕的总结首次使人们估量到，苏联进行的掠夺规模巨大，手段极多；
三、克格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官的名单以及从事科技间谍活动的“X战线”的人员名单；
四、“X战线”的军官在美、法和联邦德国等十几个西方国家里收买的主要情报人员的身份。
“费韦尔”获得的这些情报来源可靠。他提供的材料上都有“绝密”字样。这些材料的影印件都有编号。“费韦尔”提供的那些影印件编号是“一”。
因此，它们来源于T处领导办公室。许多材料上还有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的亲笔批注和签字。有一份材料上甚至还有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的亲笔批示。因此，“费韦尔”提供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搞情报和愉窃活动在苏联是由最高级机关指挥和掌握的。
“费韦尔”材料使人们首次了解了苏联在西方国家从事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规模。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苏联人建立了一个以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为核心的庞大机构。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是一个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机构。该委员会1985年11月起由尤里·马斯柳科夫担任主席，其使命是：综合12个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部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制订每年的情报搜集计划；将这一计划发给每个情报搜集机构（克格勃、情报总局以及各个东方国家的情报部门等等）；搜集整理上述情报机构在当年通过偷窃和间谍等手段获得的情报；总结这样做在科研和生产中节约的钱财数额。在外贸方面也是如此。从西方获得的一点一滴工艺技术都经过系统的改造，为军事服务。因此，苏联的所有贸易活动都首先为提高其战争能力服务。
据“费韦尔”材料中一份来自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材料说，在1979年至1981年这3年里，苏联人参加了35次国际科技会议，其唯一的目的都是搜集对他们的军事工业有用的情报。许多与会者就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军官。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在其总结中指出，他们搜集的情报使苏联节约了数百万卢布的研究费用，相当于100名科技人员3年的研究成果。
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对能够为苏联军事工业提供情报和材料的西方企业进行统计和分类。其分类标准是该企业的生产能为苏军提供的好处。分布在30来个国家的300多家企业负责向苏联输送西方的工艺技术。
有些公司本身就是由克格勃、情报总局或苏联其他情报机构开办的。其余大多数公司是唯利是图的西方人开办的。莫斯科毫不犹豫地以高出市价50％的价格向他们购买功能先进的计算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手段是依靠一些情报人员。“费韦尔”的一大功劳是提供了苏联在十来个国家里的情报人员名单，从而使西方各国的反间谍机构发现了大部分苏联情报人员。
1983年底在法国被捕的皮埃尔·布尔迪奥勒和在西德被捕的曼弗雷德·罗奇就是两国反间谍机构根据“费韦尔”材料提供的线索发现的。依靠“费韦尔”的情报，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两位受波兰情报机构指使、为苏联人效劳的美国人的线索，他们是威廉·贝尔和詹姆斯·哈琅。贝尔接触到了雷达系统、空对空导弹和地对空导弹领域的最先进的研究工作。从1978年起，到1981年他被捕那天为止，他使苏联节约了数千万卢布，并使苏联在上述领域里缩短了3年研究时间。哈琅给西方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位电子学工程师在1971年至1981年为苏联提供了数十份有关洲际弹道导弹研究工作的绝密材料。
南非海军高级军官迪特尔·格哈特在1964年至1983年间为苏联情报总局提供了有关西方防空导弹的情报。他也是由于“费韦尔”材料而被逮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