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等待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而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说“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大学”——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抱怨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他们没有将以前了解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锁眼”的秘密
1968年，苏联大型宇宙飞船5号绕月球后安全返回地球，这说明苏联的宇宙科学技术已经领先于美国。美国为了改变其落后的局面，就四处下手，用一个两面间谍——被美国招募的苏联宇宙开发技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搞到了5号飞船的绝密科技资料。以后又耗资10亿美元，造出了代号为“大鸟”的间谍卫星。“大鸟”间谍卫星装有地域监视和近距放大两种不同的照相设备，可以完成“普查”与“详查”两种军事侦察工作，可以识别苏联的导弹发射场，观察地面雷达设施，监视部队调动和导弹部署等。苏联对此亦有相应部署，克格勃早就派遣特工想得到这种间谍卫星的资料，只是苦于无从下手。
后来美国又制成了KH-11“锁眼”间谍卫星。这次倒没用克格勃费心，有人把KH-11卫星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的情报送给了克格勃，给美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这个出卖机密的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年轻的低级官员，名叫坎皮勒斯。这个年轻人聪明热情，外表整洁，从小就爱读间谍小说，一心想成为詹姆士·邦德式的人物，可是当他将他的夙愿付诸实行时，他失败了。
坎皮勒斯案件开始于1978年。他在芝加哥市东南端长大，是希腊移民的儿子。1976年大学毕业之后谋到了一个在医院里售货的职业，后来进了中央情报局。在情报局里他发现工作非常乏味，特别是对一个想干秘密行动任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1977年，坎皮勒斯22岁，上司指定给他的工作是在大楼的第七层楼上当“看守”，每天呆在一个小房里值班12个小时。他的具体工作是看守机器，接收从KH-11间谍卫星发来的照片和国务院等处发来的报告，然后将这些材料装在袋子里送到底层的焚烧炉里烧掉，一天5～10次。他对这项差使毫无兴趣。
坎皮勒斯早就想调换工作了。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张KH-11间谍卫星的使用说明，放入运动上衣的口袋里走出这幢大楼，并于翌年2月将它带到希腊首都雅典。后来他招认说，他早就有一个模糊的念头，把这份机密文件卖给苏联人。
1978年的秋天，按照坎皮勒斯自己的话说，他无意间走过苏联驻雅典大使馆，看到里面正在举行花园舞会，于是他决定走进去试试自己的幻想。进入大使馆后，他碰巧遇到了一位武官。在那以后他几次会晤了那个武官，谈到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和他所能提供的情报，第一次见面，他就拿到预付款3000美元。
开始的时候苏联武官还怀疑坎皮勒斯可能是一个派过去的间谍，但是后来怀疑消释，并约定第二年夏天再接触。武官当即在一张
旅游车票的票根上写下一个地址，要坎皮勒斯下次回到雅典时按这个地址寄一张写有暗语“生日快乐”的条子去，以表示已经回到雅典来了。然后就到一个指定的公用电话旁边按上一个揿钉。这是武官和坎皮勒斯约定的将在下个星期六夜晚碰头的暗号。这样的构思布置，可谓天衣无缝。
图为美国对付苏联的锁眼间谍卫星，它可以观察对方地面一切军事设施。
令人吃惊的是，坎皮勒斯在当年的春天，把他的这个故事讲给他在中央情报局里的朋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特工听，他的用意是想实现当双重间谍的梦想。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事隔数月，联邦调查局得到了这个风声。当时，联邦调查局已得到报告说，从苏联人已在采取某些措施防止KH-11间谍卫星的监视的迹象上看，KH-11间谍卫星的机密被泄漏出去了。
坎皮勒斯在动身去雅典之前居然同意接受测谎器的测验，两次测验结果他都失败了。至此他只好招认了。避开了花园舞会的细节，只是说他仅仅是在一个下午，到苏联大使馆对碰到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苏联人说，他有对苏联人有用的情报。在几次接触中，坎皮勒斯把间谍卫星的使用指南交给了苏联武官。
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坎皮勒斯事件之前，中央情报局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份机密文件不见了。事发之后的两天，中央情报局又发现另外13份副本也不翼而飞。坎皮勒斯于1978年秋天以间谍罪被判处40年徒刑。
疑点重重的“438号”
爱德华·库克里奇现在是英国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但他过去则是一位情报人员。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德国间谍赖因哈德·盖伦的传记，书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
1941年10月，在苏联红军西部方面军政治部工作的弗拉基米尔·米尼什基大尉被德军俘虏。在此后的8个月中，东线的德军情报头目赖因哈德·盖伦亲自出马，最终攻克了米尼什基的心理防线，成功地将其招募为谍报人员。
对于米尼什基来说，德国人开出的条件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德占区，德国人许诺让他们一家团聚。作为交换，米尼什基则要替德国人工作。德国情报机构将此次行动命名为“火烈鸟”行动，米尼什基的密码代号是438号。
行动开始后，德国人将米尼什基秘密送回前线，同时编造、散布一系列有关苏军大尉机智勇敢、成功逃出战俘营的传奇故事。德国人的心机取得了预期效果。在返回家乡之后，米尼什基顺利地通过了各种审查，最终进入苏军最高统帅部门，被安排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在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2年7月14日，德国人收到了438号间谍的第一份情报。盖伦立即召集助手人员，对米尼什基提供的材料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连夜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报告指出：7月13日夜，苏联军事委员会召开例会，沙波什尼科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以及美英中三国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谈到了苏军将继续撤退，然后坚守在伏尔加河沿岸，使德国人在那里过冬；苏军即将在坦克和空军的掩护下，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地区转入进攻；坚守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高加索具有重要意义……莫斯科还同意将苏联红军从美国得到的军事装备转送给驻扎在埃及的英国军队……
第二天一早，这份报告就被递交到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手中。哈尔德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不过，元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一方面不信任情报人员，另一方面认为遭受重创的苏红军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在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苏联红军在德国间谍所指地区的进攻行动；此外，苏联同意向驻埃英军提供武器的时间也正是1942年7月。但是在此之后，米尼什基未能再给自己的德国主子发去任何情报。
战争结束之后，438号间谍继续和盖伦合作，不过，这回是替美国人工作。他改名换姓移居美国，在一个间谍学校当起了教官。
1984年，这位传奇的德国间谍在弗吉尼亚去世。
然而，打入苏联内部的德军间谍似乎不止米尼什基一个。在“火烈鸟”行动失败之后，仍然有很多重要情报不断传到柏林，这其中包括1942年11月4日召开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内容。此次会议由斯大林亲自主持，参加人员包括12位元帅和将军，会议讨论了苏联红军在严寒到来之前的军事行动问题。1944年5月3日，盖伦得到了另外一份重要情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在1944年夏天开始巴格拉季昂战役！
但是同从前一样，希特勒固执己见，他不相信苏联红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发起总攻。这就注定了第三帝国毁灭的命运。但是军事上的胜利无法掩饰反间谍工作的失误，在苏联红军内部到底还有哪些人为纳粹德国工作过，至今仍然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