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未经李宗仁同意就于2月7日把行政院迁往广州，孙本人也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孙科此举，必得蒋介石幕后支持，甚为愤慨。李宗仁感到他处境孤立，想求助于社会贤达，这也是他赞成甘介侯搞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原因之一。甘介侯原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想不到就在“代表团”准备启程的前几天，新华社从北平广播出一则电讯，声明人民的北平，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走狗甘介侯插足（大意如此），这无异给甘介侯当头一棒。李宗仁无奈，只好要黄替代甘介侯，陪同颜、章、邵、江等四位老先生去北平。黄对李说，如果只是以“上海和平代表团”作了幌子。此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敬请他考虑另派别人，不必要他去。李说他准备要黄带些口信给叶剑英，而且要黄去了之后就留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于是黄接受了李交代的任务后到上海去准备行程。
上海和平代表团一行定于2月23日从上海起飞去北平。起飞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除分访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诸人外，并和黄启汉在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1105号谈话。他要黄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要黄口头向叶剑英或其他中共领导人转达以下6点意思：
（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泽东提出的8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美苏美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李宗仁要黄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勿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2月13日上午10时许，黄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龙华机场起飞。飞机上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4位老人和黄以外，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4位老人的秘书潘伯膺、张丰胄等人；刘仲华的爱人及3个儿女和黄启汉和爱人李素平也同行。当天飞机到青岛，住了一夜。14日到北平，在六国饭店住下。当晚，叶剑英单独接见黄启汉。黄把李宗仁写给毛泽东的信请他转交，并把李对黄讲的话以及他这次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来的内幕，向他作了汇报，至于李给毛泽东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表白他要求早日和谈，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介绍4位老人前来请教等语。
第二天，叶剑英到六国饭店来会见“上海和平代表团”的4位老人，对他们此来表示欢迎，并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下午，叶剑英（当时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北平市长）设宴招待4位老人以及和他们同机来的人员。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和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等人；傅作义、邓宝珊也被邀参加。此后，叶剑英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4位老人个别谈话。
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出席大会的有党政军负责人、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共400余人。“上海和平代表团”全体人员也被邀参加。会上，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说，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一种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胜任。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叶剑英指出，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弘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散会前，叶剑英告诉黄启汉，毛泽东准备到石家庄接见4位老人，他希望黄和刘仲华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陪他们一块去。黄当即推让刘仲华去。次日，4位老人搭从上海坐来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到了西柏坡，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回来后，都表现十分愉快，章士钊对黄说，他一生见过许多大人物，他觉得毛泽东是令他最佩服的一个领袖。他又说，此行所得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和平的障碍在南方，不在北方。
3.5李宗仁派黄启汉驻平联络
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乘原专机返回南京。黄启汉遵照李宗仁的旨意，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住在六国饭店。刘仲华随代表团回去，向李宗仁汇报。黄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回去给李宗仁，信里主要是谈个人对和谈的看法。黄在信中指出，和谈成败之关键有三：第一，和谈出发点必须纯粹是为了人民，不容夹杂半点私点，坚定这一出发点，和谈便易进行；第二，和谈的动机与目的必须是光明正大，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第三，和谈的手段，必须是“备和言和”，而不是“备战言和”。
黄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李宗仁呢？因为年初黄第一次去北平回到南京的时候，知道蒋介石、孙科、孙诚等国民党头目，都反对李宗仁接受毛泽东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特别是对第一条惩办战犯意见更多。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虽口头上表示赞同8项条件，也是“口是心非”的。但蒋介石对这一点“口是心非”的表示，亦不容许。其次，当时李宗仁一面求和，顾祝同（国民党参谋总长）、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一面积极布置长江防线，作出“备战求和”姿态。关于备战方面，因黄不是军事人员，不知道内情。但有一次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办公室里，黄听到刘士毅（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对李汇报刚从顾祝同那里开会回来的情况。刘说，以长江天险，加上有海陆空军联防，中共军队没有海空军，他们要想渡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长江水涨之后，困难更大。李听了点头默认。所以，黄第二次到北平后，为了坚定李的和平决心，就写了这封长信让刘仲华带去，这是黄当时对李宗仁存在幻想的具体表现。
“上海和平代表团”南回时，黄还叫刘仲华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黄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由这个电台收发电报。实际上，傅作义是答应黄把电报交给他拍发到绥远去，再由绥远转去南京，但黄没有接受他这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他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了王拓（当时是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奉派在六国饭店和黄联系）转交到李克农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和工作人员为黄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黄来往的电报。
3.6李宗仁的联络员在北平
1949年2月27日，黄启汉欢送走“上海和平代表团”回南京之后，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往下来。徐冰给他送来收录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干部必读”。黄每天无事，就看书学习，有时也到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地方游览。看到市面安定，各行各业照常营业，物价平稳，不时传来锣鼓声、歌声，一片欢乐的气氛，同死气沉沉的南京对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这时，李宗仁三天两头，不是打长途电话就是打电报来，询问有无开始和谈的消息，表现十分焦虑。黄请示叶剑英后，在电话中告诉李宗仁，和谈是一定要谈的，但需要准备，请他安心等待，也要作好必要的准备。
2月底的一天，傅作义请黄启汉吃晚饭。饭后，他出示由他的秘书起草的一封电稿，洋洋数千言，说明他在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况，要黄提点意见。黄说，他的一个总的感觉是电文太长了，似可压缩一些，只要态度明朗，其他可有可无的话，就少说或者不说，傅坚决要黄把电稿带回作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于是，黄就把电稿带回来，第二天送给徐冰看。后来黄不知徐冰怎样对傅作义提了意见，不久正式发表出来的傅作义通电就很简短。但黄记得，有一次叶剑英亲自对他说：“你可以转告傅作义将军，他率领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为人民做了好事。
至于他本人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完全有他的自由。我们从来都是对留者欢迎，对去者欢送，并保证给予种种便利。”黄启汉把叶剑英的话转告傅作义，他很感动，说：“我当然留下来，还去跟他们（指国民党）干什么。叶参谋长这样说很好。我就是怕他们（指国民党）说我被扣留了。”这件事，对黄来说，也有很大教育，因为黄当时对党的政策也不大了解。之后，黄还把这事，在电话中告诉了李宗仁。
大约是3月初，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等数十人，从东北来到北平。黄到北京饭店拜望了李济深，向他陈述带信到武汉见白崇禧的经过以及最近李宗仁谋求和谈的情况。
李济深用坚定的语气对黄启汉说：“你告诉德邻（即李宗仁）和健生（即白崇禧），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句话很简单，却“一针见血”，非常重要。后来黄把这话在长途电话中转告了李宗仁，李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请任公（即李济深）多多从旁帮助。实际上，他还是在那里徘徊不定，下不了决心，也就不可能听毛泽东的话。
3月6日，陈劭先到六国饭店来见黄启汉，说有一位爱国人士王葆真最后在上海被捕，希望黄转请李宗仁设法营救。陈还带来李济深写给黄的一封亲笔信，要黄即电转李宗仁。原文如下：
启汉兄：
得沪电，王葆真先生（号卓山）在沪被捕。当德邻兄力主和平，解决国是，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望即电知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为荷。馀由邵先生兄面详，顺候旅祺。
李济深启
三月六日
李宗仁在登场当“代总统”时，曾宣布要释放全国政治犯，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要恢复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等措施。但事实上，一条也没有办到。黄将李济深原函全文用急电转给李宗仁，并说明各方面对此事件非常重视，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李接电后，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答复黄启汉，说已派人到上海去调查了解。后来，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和手续，不几天便使王葆真恢复了自由，此事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李在电话中告诉黄启汉，为了协调“政府”“和谈”的步调，正改组“行政院”，由何应钦继孙科出任院长，在南京主持政务“立法院”也将在南京复会。他要黄相机试探中共在这方面有什么反应。
3月中，中共中央已从西柏坡迁到北平。19日晚上，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六国饭店来和黄启汉见面，对他在北平的生活关怀备至。齐对黄透露，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他可以先对李宗仁打个招呼。次晨，黄通过长途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宗仁，又鉴于2月间孙科自作主张派彭昭贤、钟天心二人为和谈代表，不受欢迎，黄建议李宗仁这次在宣布和谈代表人选前，应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李同意，并即时告诉黄启汉，和谈代表人选已内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癝、李蒸等5人，张是首席代表。当天，黄把代表名单抄送燕铭转报中共中央。这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将人选名单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26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和林彪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定于4月1日在北平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
当天傍晚，李宗仁打电话给黄启汉，说拟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要黄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当即用电话向叶剑英请示，过一会就得到答复，说没有意见。过几天，中共也宣布增派聂荣臻为代表。
4.注定没有结果的和平谈判
1949年4月1日，在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左右为难的张治中，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飞抵北平，与中共和谈。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划江而治，南北朝的割据；另一方面是周恩来的谈不成要过江，谈得成也要过江统一中国的决心。谈不成是必然的。4月16日，黄绍癝带“国内和平协定”8项24款回到南京。南京政府一口回绝，蒋介石见后，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和谈被拒绝了，和谈代表却留在北平，做了共产党的官。
4.1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
4月1日下午2时许，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来的除6个代表外，还有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和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欢迎。黄启汉也到机场迎接并为前来的代表一一介绍。张治中等到达六国饭店后，刚在房间坐下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到来，接着其他几位中共代表也都来了。双方代表随即进行初步个别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并设盛宴招待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全体人员。
宴会后，黄启汉分别到由南京来的各代表房间拜望他们。黄问张治中对和谈带有什么草案或腹案来？张说：“没有，什么都没有。”黄知道他多次去过溪口见蒋介石，不可能不谈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不愿讲罢了。张反问黄，中共方面的态度怎么样，有所闻否？
黄说：“这方面，毛主席提出的8项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张说：“那只是个原则，具体谈起来还有所商酌吧。”黄说：“当然有，但总不会离开那8项的范围。”接着，张治中突然转了话题，说：“德公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这个问题把黄难住了，黄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我们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给这电台发好了。”张进一步问：“电台设在什么地方？”黄含糊地说：“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
过后，黄即将对他和张治中谈话的情况向徐冰反映。次日凌晨2时许，有两人到黄房间把他从梦中叫醒。他们说，周恩来知道张治中对他追问电台的事，特派他们两个来和他商量，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4月2日，双方代表继续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癝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子力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