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斥责了丘吉尔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报复”的狂言，驳斥了艾德礼在所谓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并要该舰“协助解放军渡江”的谎言。李涛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并愿意考虑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中共态度强硬，英方恫吓政治失灵，于是要求谈判。
5月13日，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向中共军方转交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
紫石英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在紫石英舰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作关于4月20日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不予紫石英舰安全航行的惟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可能使舰艇陷于危险。至于任何其他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最好是将“紫石英”舰向下游航行的事，由有关海陆军司令官之间来解决。
我请求准许“紫石英”号安全通过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地方而下驶。
我授权克仁斯少校解释此函中任何需要解释之点并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
对此，中共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尽的责任之前，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
同时，中共代表康矛召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列举了“紫石英”号及其他肇事英舰曾武装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造成解放军伤亡252人及解放区人民的巨大损失，要求英国舰队的代表履行下述责任：
承认英国军舰的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
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肇事地点人民所受之损失；
中共准备在贵方履行上述之责任后，即与贵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移出长江之办法；
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对中共来说，这场谈判的中心问题，是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内河及解放军阵地，并向中共军方道歉。但英方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
后来中共考虑现实情况，在作出适当让步的同时，郑重表示：
如果布朗特海军上将派出的代表确能尊重事实，承认英舰未得人民解放军许可，闯入中共战区及内河的基本错误，则中共方也可以在英方代表的适当方式承认肇事英舰基本错误之后，将放行“紫石英”号与今后继续谈判道歉、赔偿问题分开解决。
但英方对此缺乏诚意。这点可从布朗特致中共换文稿中看出。文稿内容是：
我要求准许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我认为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的基本因素，皇家军舰“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带。
双方上级当局今后要求进行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本人同意，如任何一方要求进行此项讨论时，均可包括“长江事件”之任何问题。
鉴于英方此种缺乏诚意，以拖为主的态度，中共决定：不必与之长期纠缠，如“紫石英”号逃走，定予坚决打击。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下驶之际，赶紧贴上去，隐身逃遁。解放军监视哨立即通知其驻大港炮兵。9时50分，双方发生炮战，解放军沿江步兵也用战炮投入了战斗。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轮机发生故障，在天生港停驶修理后继续下驶。因当时台风使江水猛涨，江阴沿江的炮位被迫移往高地，“紫石英”号便趁机停机熄灯顺流偷越江阴仓皇东逃，并利用水涨之机，避开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
紫石英号事件是新中国诞生前夕重大的外交事件，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对于世界各国了解中共的政策方针，具有积极的影响。
3.2别了，司徒雷登
正当中共与英国谈判解决紫石英号事件时，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开始了与我方的接触。
说起中共与美国人的关系，有一段不长也不短的历史，其中含尽恩恩怨怨。
第一个到陕北苏区与中共接触的美国人是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探索了红色“麦加”之谜，以一部《西行漫记》向全世界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运用这种民间外交的方式，中共初步在友好的美国人士心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卡尔逊在抗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使中共同美国的接触逐步突破民间方式而走向了半官方形式。
1937年7月，与罗斯福私交甚密的卡尔逊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受罗斯福总统委派考察中国作战情况。1937年、1938年卡尔逊两次对抗日根据地和陕北进行了访问，对增进美国官方对中共的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与美国的正式交往是从1944年7月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把蒋介石作为扶持对象，给予蒋各种援助，以求其牵制和打击日本。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不但国民党兵溃如潮，损失惨重，而且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也多处被毁。军事上的失败使蒋介石的统治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现实终于使罗斯福确立了这样一个处理中国问题的原则：“的两派打交道，直至他们联合起来。”
于是才有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同中国观察组的一些中国通们在与中共接触、交流过程中，对中共情况进行深刻的观察，客观地向国内决策机构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但是抗日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由赫尔利和马歇尔所主持的国共关系的调停使中共与美国关系系的良好发展失之交臂。
因为无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其调停都不公允，他们调停的目的都是要“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从这种前提出发，其调停结果也可想而知。
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政府便推行了“有限”援蒋政策，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作了蒋介石的可恶帮凶。
1949年初，国共内战大局已定，长期以来美国助蒋内战的政策已陷入困境，于是美国的对华政策面临调整。
1949年2月24日，新任国务卿艾奇逊一语道破其中玄机。2月7日，共和党众议员51人联名函请杜鲁门加紧援助未被中共占领的“自由中国”。24日，艾奇逊接晤议员，说道：“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实质上这是一种观望政策。
森林初崩，尘埃艾奇逊在等待尘埃落定，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等待，并且十分活跃。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由于军事节节失利及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这正中美国政府和司徒雷登的下怀，他们也想改换一下国民党政府的门面以缓和紧张的局势。
李宗仁上台后，司徒雷登策划出一个两面策略，以应付时局。一方面，他在3、4月李宗仁垮台之前，尽其能力支持李宗仁。他的目的不是让李军事抗共，而是增强其实力，以便在谈判桌上占据有利地位。司徒雷登梦想，倘若李宗仁能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便可成为一种对抗中共的力量。另一策略是，一旦李宗仁政府不能抵抗中共的力量而最后垮台，他即要试图和中共达成某种和解。
司徒雷登策略有二，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即美国不应放弃中国，而应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及经济进步，避免成为一个被苏俄控制的共产党国家。
3月10日，司徒雷登呈文美国国务院、请求允许和中共接触。他说他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不仅是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且“以长期居留是邦，众所咸知一向赞助中国国家独立与民主进步以及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私人”的资格，在文件中司徒雷登详细地叙述了他要和中共领导人谈论的问题。他表示他开头将提醒中共，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所表现的善意与援助。然后他要向中共领导人物坦诚说明，尽管美国政府充分承认中国人民有选择任何政府形式的权利，可是它认为共产制度乃是“一种更诡谲而阴险的专制制度，以高度有组织的少数控制整体的一种过时的落后制度。”而且，由于在中国建立那样的制度，将会招致继续抵抗与纷乱，并将威胁美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美国可能感到有必要奉召使用一切方法使“中国人民重获真正解放。”在呈文之末，司徒雷登表示他或许是“天真地幻想”，他能影响中共采取较为广泛宽容的政策，但继续目前敌视共产党政策，代价太高，故此与共产党接触的尝试，值得考虑。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在即，司徒雷登第一策略也面临破产，于是便着手实施第二套策略。当国民政府即将迁广州正式通知各国使馆，并请其移师随行时，司徒雷登未置可否。其目的十分明显，即滞留南京。当司徒雷登接到美国国务院要其滞留南京的电报时，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了他的心情。他写道：“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于是，司徒雷登留了下来，开始了他的并无结果的尝试。此时的司徒雷登对自己颇有信心，因为中共方面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曾当过他的学生，他要把他们当作与中共沟通的突破口。态度如此“真诚”，信心如此“十足”，以致发生了一件在其他美国人看来“十分不愉快的”而在司徒看来却没什么的事。
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25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在执行公务时，进入了司徒的寓所。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在新秩序下的第一天早上，刚6点45分钟，中共士兵们打我房门，把我唤醒。我问他们要做什么其中一个态度倨傲，只听见他喃喃自语。后来我跳下床，他们全部转回来，约有12个人，他们的发言人说：‘只是周围看看，没有危险的。’还问我明白吗？我说：‘唔，明白了。’”
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认为人民解放军侵犯了司徒的外交豁免权。但此时司徒雷登已不具有外交人员的身份。早在1949年1月，中共就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司徒雷登明了其中原委，加上他也欲寻找机会与中共接触，所以对此事反应温和。
鉴于司徒的这种意向，中共作了认真考虑。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指出，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我们认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5月，中共任命黄华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因黄华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司徒雷登又担任多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这种人事安排自然是有用意的，于是司徒雷登认为他所企盼的机会来了。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第一次会晤，气氛颇为友好，司徒雷登讲了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民主之类的漂亮话；黄华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对美援助国民党不满，表示中共方面愿意看到美国承认中共政府，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务和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会晤，黄华重申中共愿意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司徒雷登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不肯表示将停止援蒋，反而责怪中共意识不到美国大使馆继续留驻南京的“深刻含义”。
在司徒雷登与黄华进行接触的时候，司徒雷登萌生一个念头：去北平走一趟。6月初，他通过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司徒雷登几十年来一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并出席燕京大学毕业典礼，故今年还想去北平，黄华经请示中共中央后，于6月28日正式通知司徒雷登，表示欢迎他以燕京老人的身份来北平。然而，此时的司徒雷登却说他固然愿意回燕京，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他觉得无此可能，而且像他那样“一个衰弱老人”坐火车长途跋涉，实在太过劳累。黄华接着说坐火车也用不了三天，所有铁路设备任他使用，黄华还表示如果司徒坚持乘坐自己的飞机去北平，也可以安排，然而谈话结束时，司徒对北平之行并未作任何坚定承诺，原因是美国国务院对此持否定态度。
在直接与中共进行接触的同时，司徒雷登还通过陈铭枢来摸共产党的底细。
陈铭枢是北伐名将，1948年他成为“民革”的创建人与领导者之一。1949年5月底，他住在上海，正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忽接到司徒雷登从南京邀他赴宁一叙的请求。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他接信后就与夫人于6月10日来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4个小时。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五点意见大体为：美国人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掌握的政府，有点特别关切：真正尊重人权，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留在南京的事实。
请看美国的态度是何等的傲慢。很明显，这是向中共开了一张需要哪些让步才能换取美国“满意合作”的清单。
拿承认中共即将建立的政权作为一种施舍，又作为一种要挟，迫使中共匍匐于他们面前踏着美国的节拍跳舞，美国佬的算计实在聪明，只可惜，他们找错了对象。
7月9日，陈铭枢回南京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会晤。10月，陈铭枢交与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作为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