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强，士气旺盛。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深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随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一是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其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适合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又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毛泽东说到这里，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超过一亿，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
此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毛泽东接着说了军队问题：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目前解放军中的若干部分，主要是起义部队，须要大力改编、改造。
此外，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比喻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至于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
接下去，毛泽东又谈了解放过程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较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青岛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国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有几笔大账是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另外，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党内情况。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注意的是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同样地展开，一是要随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二是要按地区、分阶段来进行。大致要分几个阶段，用数年功夫来完成。先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完成土改，再在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然后要在华南及边远地区进行。土改同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只有不多的几家象点样子，其余许多连中等资产阶级都够不上，更谈不上亿万富翁了。他们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使用，也可能出现某些消极方面的现象，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和改正。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这可以把工商业方面的活跃人物组织起来，其主要任务：一是使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
2月4日上午，任弼时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访问。寒暄之后，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一是关于苏联革命初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二是关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方面的问题，即如何把工业企业从战火中抢救出来，重新组织，恢复运转的问题。三是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
2月5日上午，周恩来拜访了米高扬。双方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持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各主要部门（各部委）及其职能。
米高扬谨慎地说：这都是些带有极大灵活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必须依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问题。例如：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总的说来，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拜访米高扬，为其送行。米高扬的来访，是战后以来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听取中共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于沟通两党具有重要的作用。
3.别了，司徒雷登
紫石英号不自量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结果身陷长江一百天。司徒雷登萌生异想，要到北平去过生日，中共表示欢迎，但司徒雷登出尔反尔，未能成行只得返美，毛泽东说：别了，司徒雷登。
3.1紫石英号事件
大英帝国的舰队百年来在中国耍惯了威风，虽然二次世界大战中“日不落”帝国夕阳西下，但在中国仍想耀武扬威。
1949年春，中共事先发出通牒，要外国舰只4月20日前撤出长江去。但英舰“紫石英”号舰长金斯勒却下令逆水上行，他说：中共的“哀的美顿书”（最后通牒）限期是4月20日撤离，我偏要这一天上行，看能怎样。20日上午9时，该舰上行到三江营，解放军鸣炮示警。金斯勒轻蔑地说：中国人不敢向外国军舰开炮的，并下令：加速！开炮还击！这一次金斯勒算错了，共产党没有被吓住，而是回敬以更多的炮弹。紫石英被击中30余处，在前舷部吃水线下炸开一个大洞，金斯勒那身雪白笔挺的将军服染上了斑斑血迹，倒在指挥塔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舰长一死，紫石英号赶忙悬起白旗向南岸靠拢，也是忙中有错，不慎搁浅，陷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下午1时半“伴侣”号前来援救，身中5发炮弹，掉头全速下驶，舰长罗伯逊诡诈，待“伴侣”号脱离解放军控制区后又悄悄折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炮击强行闯入长江水面的英国军舰，图为被击伤的英舰“紫石英”号返，沿北岸上行，钻进解放军炮火死角，对准解放军阵地乱轰一通。炮战中罗伯逊又负伤，再次逃遁。
英远东舰队接报，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连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简直不可思议。下令旗舰“伦敦”号，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开进中国海，于21日过江阴要塞，进入泰只八桥。解放军的大炮小炮重机枪一起压过来，梅登下令还击，那舰炮威力甚大，连连摧毁目标。但正如林遵所说，军舰在江河里与岸上火炮形成丁字阵，难以回避，霎时，两舰多处中弹，浓烟翻滚。一发美制一零五榴弹击中沦敦号指挥塔，舰长卡扎勒负伤，梅登被震倒，制服也被弹片削破。大英帝国舰队退走上海。
中国人敢打外国军舰，而且将其打得狼狈逃窜，大长中国人志气。
大英帝国不仅在长江丢尽脸面，更难堪的是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哄动，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焦点。英国官方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反应十分复杂。最初只是公布了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甚至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未指明。4月21日，英国驻南京大使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共当局提出抗议，只说“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
在英国国内，围绕对紫石英号事件展开激烈辩论。首相艾德礼说：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前首相丘吉尔竟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报复。这种不现实和非理智的狂言受到了英国下院一些议员的指责。有的批评艾德礼政府缺乏远见，说：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曾在大英帝国舰队服过役的下院议员约翰·倍顿痛苦地说：那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并且平安无虑地炮轰中国的炮台，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由此可见，英国国内的争论已超出了紫石英号事件本身而涉及到英国的对华政策。
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炮击英舰事件已震动世界，指令有关部队迅速查明紫石英舰现状，并报告各部队与英舰作战的详情。炮三团奉命南渡，准备参与研处有关“紫石英”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