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任弼时病情加重，中央决定让他放下全部工作，由香山搬到玉泉山静心治疗、休养。刘佳武在1949年4月20日去给任弼时当保健医生。由于刘桂武是个土生土长的医生，没有讲过医科学校，组织上派他到任弼时处工作，他心里不免有些怯。见到任弼时同志时，他开始觉得很不自然。加上任弼时神情严肃，地位很高——毛、朱、刘、周、任，他是第五位啊！任弼时看出了他的心理，就问：“你是不是怕我？”刘佳武嘴上说不怕，实际上有点害怕。他说：“我是怕国民党当官的怕惯了。”任弼时听了哈哈大笑。以后你就经常有意识地和他聊天。任弼时多才多艺，会画画、弹琴，喜欢打猎、钓鱼等。他说他过去做地下工作时，曾以画画为职业掩护革命工作。他弹钢琴，要刘桂武给他抄歌谱。他还教他打猎。
因为任弼时血压高，不能看书，刘佳武就给他读小说《西游记》，每天读一个小时。记得念到唐僧等开始因没有送人情，得到的是无字空本，后来把紫金盂送给了管经书的才取得了真经这一段时，任弼时哈哈大笑，说：“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桂武就自然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在玉泉山，组织一个文娱晚会，任弼时用俄文唱了一支歌。他脾气好，又很关心工作人员，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很喜欢他。他一直叫刘佳武“刘医生”，从不叫他的名字。他家吃饭时，就要刘佳武一块儿吃。那时刚进北平，他家的伙食也不怎么样。他因要减肥，吃饭要限量，每天吃的粮、油、菜都要按定量过秤，一个星期天还要实行一天饥饿疗法，光吃苹果，不吃饭。他开玩笑说：“长征的时候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解放了，有吃的了又不让吃。”
在玉泉山养病期间，任弼时实际上还在坚持工作，每天要秘书给他念20分钟左右的电报，因为电报是关于解放军进军的情报，他有时还要查看地图。每逢他听念电报时，刘佳武是不进他的办公室的。但是来访的客人，如果谈话时间长了，刘佳武就要进去摧，打招呼。那时来看望任弼时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朱德、贺龙，谈话时间都很短，有时到院内散步。青年团负责人冯文彬来得多些，谈的时间也长，有时要催好几次。因为任弼时当时在中央分管青年团工作。
任弼时很注意节约，又很关心同志。他有两部汽车，一部是苏联送的吉姆车，还有一部是旧的瑞士吉普车，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他同意可以用吉普车。但是他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一天半夜，邱秘书的爱人要生孩子，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睡觉，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批评工作人员“该用车也不用了，你们太机械了，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刘佳武还记得为修缮房子的事，他批评过有关人员。当时任弼时住在景山东街，离马路近，嘈杂得很，警卫处长江东兴要他搬地方，他不同意，这才派人把房子修缮了一下，任弼时批评说花钱多了。
中央决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刘佳武作为随从人员与苏联大夫舍琴科、翻译朱子奇一同前往。他执意不带家属，不带警卫员。从北平到满洲里的路上，大家一再劝他把卫士长郭仁带上，他就不同意，说：“我们国家刚解放，带的人多，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出国前制装和买东西，他又大方，又限制。必须用的东西，从头到脚都让买；但衬衣之类只许买两件，说有一件换洗的就行了；冬天有一件皮大衣，不许买夹大衣。
到苏联后，任弼时住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医院。任弼时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血压比较稳定了，原来高压一般在200-210，低压120-130，又有糖尿病，眼底也有变化，这时高压降到170-180左右。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任弼时搬到疗养院去了。有一次，他因坐马拉雪橇，马惊了，车夫被摔了下来，他紧紧抓住绳子不放，才没有出事。
1950年二三月间，朱子奇准备提前回国，任弼时要他买了《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些新出版的有关经济建设的书带回国。他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同时，他还勉励来疗养学院看望他的中国留学生们要好好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毕业后回国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在莫斯科疗养了一段时间后，任弼时身体恢复得不错，于是决定准备回国，先到与中国气候差不多的黑海疗养院去适应一下。1950年4月底返回莫斯科后，他给刘桂武一些卢布，要他怎么不给你爱人买纪念品？钱不够用我再给我补一些。刘佳武这才给爱人买了一套衣服料子。任弼时给孩子买东西也很注意节约，买的是红蓝铅笔、自动铅笔等学习用具，给远芳买了一块手表，给远远买了一辆小自行车，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买。
在莫斯科疗养时，任弼时把10年不见的女儿远芳接来，同住了几天。任远芳是任弼时1938年驻共产国际时出生的，1940年他回国时，不到两岁的任远芳被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这时她已经12岁了，后来，去黑海疗养时又把任远芳送回国际儿童院了。等从黑海回来后才把远芳接回来一同回国。
回到北京后，任弼时感觉病情缓解，曾表示想能加半日工作。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竟遽然长逝！那时他才46岁。
4.中共中央的保安工作
1949年刚解放的北平城，非常不平静，敌特、地痞、流氓比比皆是。美蒋特务正在精心筹划暗杀中共领袖和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计划，有一次枪口甚至都对准了毛泽东。中央社会部、中共平津情报站、北平市公安局重拳出击。多次粉碎敌特的暗杀阴谋，又以攻心为首，迫使北平敌特首脑——徐宗尧秘密投诚，完成了对敌特一网打尽的计划。北平市公安局积极建立各级公安机关，彻底清除地方黑势力，消灭了敌特赖以存在的基础，保证了中共首脑机关的绝对安全。
4.1特务给毛泽东预备了子弹
1949年3月25日，当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指挥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以及和平谈判、筹备新政协、召开各种全国性重大会议，恢复新解放区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举行开国大黄等一系列活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说明：从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香山，9月迁到中南海，到10月1日开国大典，在这半年时间内，香山是与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连在一起的。
香山和海淀一带是在1948年12月14日解放的，随后于1949年1月相继建立了十七区（辖香山）和十八区（辖海淀镇）区级政权机关。当时，区政权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在市军管会、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社会秩序。郊十七区政府还配合市建设局修筑了从香山、玉泉山到颐和园的道路。这是北平解放后所建的第一条道路，也是为党中央直接服务的第一条道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绝对安全，就成了香山和海淀地区政权机关的首要任务。
为了加强西郊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调徐守身、张锋分别任郊五、郊六公安分局局长。何卫党军的工作在中央社会部和市公安局双重领导下，由中社部工作队、便衣侦察队、四野九纵二零七师和公安局郊五、郊六分局配合协同下进行。
面对刚刚解放、敌情严重的形势，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主动出击，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是保卫党中央绝对安全的首要条件。
解放前，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当时，这里麇集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党通局、傅作义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特务系统和美英国际间谍等8个大特务系统，110多个单位，特务近万人。还有国民党、青年党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00余人。随着三大战役的迅猛展开，在北平解放前夕，又有一批国民党和特务骨干分别从华北、西北、东北地区逃亡到这里。北平的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总数几乎达到2万人，占当时北平总人口160万人的八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北平在解放前夕，每80人中就有一名国民党骨干和特务分子。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尽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龟缩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但是，他们仍然比较从容地作了“应变”计划，采取“整退零进”、“多层次多战线潜伏网”的策略，部署了潜伏台组几十个，其中有的就是专门搞暗害刺杀的行动小组。特别是解放后，国民党又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如解放初期3次潜入北平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派员”段云鹏组成的“华北行动组”，在他们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20余人。当段云鹏第3次潜入平津时，被天津市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直到1950年初形势仍然严峻。1950年时，中南海里是中央警卫局汪东兴负责人，中南海经外是张明河负责。一出中南海，就是张明河的事了。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住了一时间后，就觉得不方便不自由了。那时工作繁多，毛泽东事必躬亲，各部门向毛泽东汇报，都是上香山，诸多不便。因此在中南海清理过后，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搬到了中南海办公。但毛泽东有时还住玉泉山。
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当年程砚秋在这里养了几只水貂，还种了一块菜地，非常清静雅致。毛泽东就住在程家花园里。出了中南海，过了青龙桥，走不多远就到了玉泉山。这一段路大约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行人也很少。毛泽东驱车从中南海经出来后，车到青龙桥，他常常就叫停车，然后和江青走下车来，慢慢地步行回去。一来可以观赏大自然的风光，二来也可以活动一下坐累了的身子。从青龙桥到玉泉山都有警卫。中南海到青龙桥是卫戍区管，过了青龙桥就是纠察总队的警卫区。
毛泽东的车一出中南海，电话马上就打过来，警卫也跟着上去了。但毛泽东不喜欢将他和人民群众隔开，看见警卫多了就皱眉头。所以沿线警卫全都是穿便衣的。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几乎可以让张明河两只眼睛都闭上放心地睡大觉！谁也没有想到，在这安静中就隐藏着杀机。一艘轮船从上海开出的时候，唐尧趴在船栏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外滩钟楼上那座时钟的指针。他似乎想从中看出此行的命运。这时是下午3时。
轮船很快驶出了黄浦江，目的地是青岛。唐尧一身干部制服。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军队干部，交谈中得知是一个副师长，到青岛去休养。唐尧说自己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并马上从皮箱里拿出几盒罐头打开，邀请副师长一起吃。两人谈得很投机。
到青岛下船的时候，两人分了手，但那个副师长根本不知道，与他在一个房里睡了两天的这个贸易公司的经理，竟是一个来自台湾的派遣特务。他的口袋里还有一支无声手枪。子弹是给毛泽东预备的。
唐尧在青岛停了半天，当他乘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已经换上了一身当地农民的旧衣服，肩上一前一后搭着两个口袋。也就是山东一带老百娃赶集时背的钱褡子。唐尧来到了北京，与北京潜伏小组的一个叫“懒猫”的特务接上头，住了下来。
“懒猫”这时已经打听到毛泽东每天晚上要回玉泉山休息，也摸清了毛泽东爱下车走上一小段路。唐尧决定亲自出马。于是，这天在玉泉山的大门外就出现了一个背钱褡子的人。毛泽东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慢慢地走着，不时还离开大路，走大路边的田里，看一看地里的庄稼。便衣警卫们分散站着，眼睛四溜着，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
这时，玉泉山大门那边，慢慢走过来一个闲人。说他是闲人一点没错，因为玉泉山一带没有人家，只因为这里曲径通幽，只有闲来无事的人才走到这边来散散心。玉泉山没有因为毛泽东住在山上就被列为禁区，除了程家花园附近，老百娃都可以自由进出。
每天在玉泉山进出多少闲人，都与便衣警卫们擦身而过，但偏偏这个闲人引起了便衣们的注意。特别是那个钱褡子。北京人不用这种东西。要是玉泉山附近有什么集市，那也是很正常的，南来北往的客嘛，做生意的人什么地方不去？不过也不能马上断定他是坏人。两个便衣悄悄跟上了他。仅仅只是跟着。在这时不能乱抓人，一方面是抓错了影响不好；另一方面一动手就惊扰了毛泽东。但万一这是个特务，离毛泽东这么近，等他一掏枪，再扑上去就晚了。两个便衣紧走了几步，跟上了那个人，一边大声咳嗽，一边伸手把衣扣解来了。
这时两眼紧盯着毛泽东的唐尧听到了身后的动静。他敏感地回过头来，立刻看见身后的两个便衣。他立刻脸色一变。唐尧脸色的变化当然逃不过便衣的眼睛，于是他们在心里更有底了。暗号发出去了。四周的便衣早已注意到了，网立刻向这边收紧。唐尧也察觉到了。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已被注意，他想伸手去钱褡子里摸枪，给毛泽东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但他一碰上便衣那虎视眈眈的目光，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唐尧这时只好安慰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溜走。唐尧四下看了一看，向路边一个茶摊走去，他想躲进茶摊，掏出枪冲出来了。便衣也正等着他进茶摊。一进茶摊就好办了，围上去，先扣下了，好人坏人都不会惊扰了毛泽东。
唐尧刚进茶摊，一看两个便衣跟着冲进来，手刚伸进钱褡子摸枪，就被扑倒了。一个便衣夺下他的钱褡子，伸手一掏，真是一把手枪，脸都白了，恨不得马上就给这个特务一枪。毛泽东第二天就搬出玉泉山。
4.2平津情报站严惩敌特
对于敌人的上述情况和阴谋，我们精干善战的平津情报站有着深入准确的了解。当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市委制定的“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后行动后情报、先国内后国际”的方针，把10个情报站统一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侦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