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握着徐博文的手，详细询问了电源保证工作。徐博文所在电力公司负责对北平全市的电力供应。“我们采用了双电源供电，没有问题。”徐博文多年与电打交道，十分有把握。
“哦，双电源都来自哪一方向呀？”聂荣臻问。“一路来自石景山电厂，经前门变电站到广场；另一路来自平津唐电网，经东城变电站。”徐博文说“备用。”
那时，还没有自动切换装置。
我们有人工切换装置互为“如果双电源同时故障，怎么办！”聂荣臻又问了一句。徐博文一时语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到，万无一失，有备无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随即，聂荣臻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用绳子同时另系一面国旗隐蔽起来，派战士做好准备。万一断电或装置失灵，立即改用人工升旗，无论如何确保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
于是，准备人工升旗的任务就落到了国旗护卫礼兵李元甫、陆夕忠、冯志明、刘俊英等4名战士的身上，他们是五星红旗的第一班护卫礼兵。
10月1日那天，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监视电网运行。他手上有好几套应急方案，随时准备应付断电事故。
他的身边，有一个音量极大的收音机。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时，他知道，五星红旗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
人们都传说，共和国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有灵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开国大典前一天夜里，有两次试升国旗。第一次试升国旗的时候，国旗慢慢走到旗杆的半旗位置不动了。第二次把旗子卷成一团，不得不请人爬到旗杆顶上把旗取下来。
那天晚上有点小风。但是，任凭小风左一下右一下地拍打，巨大的五星红旗仍旧低垂，飘扬不起来，好像挺悲痛地成了半旗。
这不是好兆头！
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一个人说话，时间似乎凝固了。
猛然有人醒悟。几个小时前，国旗的正南方，毛泽东铲下了第一铣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空中似乎传来周恩来致词的声音。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全体代表脱帽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查了以后，说：“电钮升旗那句话，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还有不少相信神灵的人，本来在这个有着神话传统的国度中就有解放军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活灵活现的故事，人们再亲眼看见毛泽东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神话来呢，还是应该不嫌累赘，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是通过电线控制的。
《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那一天，地面上无风。22米高处有些许微风。中央电影局的摄影师罗光达站在天安门中央门洞的前面，拍摄了不少升旗镜头。从这一天起，五星红旗载人了中国的历史画册。
五星红旗的图案刚在报上公布，古城就掀起了抢购红布的风潮，旋即白布不见了。买不到红布的市民买一块白布自己去染红。
10月1日，家家户户都有一张五星红旗的笑脸。
那一天，有多少五星红旗问世，已无从统计。人民欢庆自己祖国的生日，那份热情已无法传达。
但是，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的那面，却是在9月30日晚才突击加工出来的。据宋树信回忆：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交给他一顶紧急任务——缝制开国大典的长5米多、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北京市里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一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几个人一起去找，两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绸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1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几位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小尖，拼接后如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就这样连夜赶制了相同的两面五星红旗。10月1日一早，宋树信把红旗送到设在天安门城楼北侧西面的开国大典筹备处。
这面由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按动电钮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更加珍贵的纪念意义，现在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4.《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国歌，是由国家制定或选用的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民族精神象征的歌曲。一曲激越昂扬的国歌，能振奋民族精神，唤起炽热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的《义勇军进行曲》。
4.1《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
1949年6月，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征集歌词曲的工作也排进了日程。
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制定。参加第六小组的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共16人。
7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布征集国歌的启事，广泛听取全国各界意见。
7月15至26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连续刊登了国歌征集启事，原文如下：
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也可同时附以乐谱。
征集启事发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征集国歌活动都极为关注，一些有创作能力的音乐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创作；还有的把自己喜爱的歌曲推荐出来。人们纷纷把自己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热爱之情，倾注在每个音符中、倾注在每句歌词中，人人都愿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创作出最能体现新中国人民精神风貌、最能展示民族精神的国歌来。到8月20日止，共收到歌词、歌谱694首。其中以歌词居多，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等知名人士都亲手创作了应征歌词。
关于两个评选委员会，当时小组会上决定，除由本组组员分别参加外，并聘请专家参加。在8月5日第二次小组会上，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
截止到9月14日，第六小组共开过全体会议4次，座谈会若干次。为了便于本组成员及专家选阅大量的应征来稿，从8月16日到20日，在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特设临时选阅台，将所有来稿集中陈列。
自从登报征求以后；社会上反应非常热烈。来稿遍及全国及海外，投稿者有小学生，也有用文言文作说明并且用了古书的老先生，有工人、农民、机关职员，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及自由职业者。来自解放军各机关的稿件有87件。
国旗稿件最多，有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马叙伦和沈雁冰在报告中，说：“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
国徽也没有令人满意之作，先放放无伤大局，而国歌，没有可不行。
政协一届会议即将开幕，毛泽东亲自召集了20多位各界名人座谈。
说什么呢？国歌要求大众性又要求庄严性，这种雅俗共赏不那么容易。更何况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哪支歌能代表国家呢？
一位瘦弱的中年画家站起来，他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这位中年画家叫徐悲鸿，他是被聘到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专家。没想到，他却对国歌提出了一个最佳建议。
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对夫人廖静文说：“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我准备建“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吗？这不好吧？”
“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到处在残杀人民，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他认为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建筑学家梁思成接着说，我记得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他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致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有人不同意。理由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的名人们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大家鼓掌赞同。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代表的喜爱，几百个手臂举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4.2国歌在开国大典上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3天以后，10月1日下午3时，举国上下盼望已久的开国大典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演奏国歌是大典中重要的一项。届时，不仅参加大典的党政等各界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民在倾听；而且，整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几万万中华儿女，都在倾听；每个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侨胞，在世界各地，也在倾听。人们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感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体会做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样的历史场合，第一次演奏自己的国歌。这个任务是多么光荣啊！然而，限定的排练时间仅有72小时，这对于9月刚刚组建起来的联合军乐队来说，又是何等艰巨啊！
联合军乐队是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加上华北文工团管乐队和开国大典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共200人。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担任联合军乐队总指挥。到开国大典时，军乐队除了演奏国歌外，还要为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演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军乐队组成后，一直处于紧张的排练之中。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军乐队基本上没有休息，进行最后的排练，擦拭式样各异的演奏乐器，并为它们重新喷了一层银白色的细漆。
10月1日下午2时，联合军乐队在总指挥罗浪的带领下进入天安门广场中心，面对着天安门城楼，排成20行横队、10列纵队，静候中华民族盼望已久的伟大时刻——开国大典的到来。
罗浪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这时，军乐队队员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开国大典即将开始，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将从自己手中奏响；紧张的是，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解放，敌情复杂，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还很猖獗。就在开国大典前不久，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还轰炸了南苑机场，当时，阅兵指挥部下了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天安门发生爆炸，没有命令也不能随便行动。因此，每一个军乐队员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罗浪带手白套，拿着指挥乐队用的一面小红旗，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站在天安门城楼左侧的典礼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