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惠
社会主义中国意气风发地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人们不会忘记，早在新中国如旭日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欲出之时，伟人毛泽东便向世界庄严宣布新中国废除伪法统，摈弃包括《六法全书》在内的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法律，新中国建国后步入了创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艰巨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真正地步入了法治的春天，众多法律相继问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第一次郑重地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提了出来，这是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纷纷问世，为我国的经济在快车道上迅速前进而保驾护航，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当今世界的前列。作为法学学术刊物的《法学杂志》，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法学研究和全民普法宣传教育中可谓功不可没，我有幸曾与之长期相伴相依，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而难忘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病从军队退了下来。改革开放壮丽的事业吸引着我，此时恰值法学杂志社招考编辑、记者，便把我在《北京日报》
上刊登的访北京南韩继大队党支部书记、着名农业劳动模范徐庆文的文章，题目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这样做”，以及在《集邮》杂志上刊登的“邮苑葱茏话当年”和在《篮球》杂志上刊登的“蓝花开时总是春”等许多篇稿件的剪贴册随身带上，前往应试，终于转换了角色，从事手勤和脑勤的编刊工作，倍感从事法学研究的上乘社会价值。从此，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我必先学一步，准备迎接有关研究新法的来稿。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累，在编刊之业余还走读法律类夜大。自1985年起，我先是担任这家杂志编辑部主任，接着是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和主编至2004年卸任。之后，我又担任两年顾问。在探寻法治的岁月里，我以《法学杂志》为平台广交法苑朋友，做到相识相知，许多着名法学家的音容笑貌永远荡漾在我的心湖里。
假期有人问我，你在《法学杂志》长达近二十年的编刊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主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的办刊主要体验有以下四点：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二是要注重学术质量，进行超前的法学研究，扩大理论研究视野和加大学术信息量；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做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密切结合；四是在不断总结自身办刊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应珍视同行的间接经验，以取长补短。
《法学杂志》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当代着名政法大家们的呵护与支持。1980年7月，《法学杂志》应运而生。彭真同志得知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法学刊物绽蕾时，他欣然为《法学杂志》题写刊名，以示祝贺！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1982年，作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修改宪法的百忙之中，又为《法学杂志》的封面重写了刊名。将原来的“法学杂志”改为简写体“法学杂志”。当接到彭真同志重写的刊名题字后，《法学杂志》编辑部的所有同仁都十分高兴，热烈地赞誉着。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虽是一字之改，但意义十分深远。彭真同志对法学研究工作的关怀，一直鼓励着《法学杂志》克服困难，不断前进。
我国已故的法学泰斗张友渔在世时，对《法学杂志》的发展也十分关注，并经常赐稿予以支持。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后来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会长。1983年7月3日，《法学杂志》创刊三周年，他的题词是：“理论联系实际，为建设中国型的社会主义法制服务。”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但从不忘记向《法学杂志》赐稿。1989年9月，张老给《法学杂志》寄来一篇大作，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赐稿（张友渔于1992年作古，享年93岁），稿件题目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他在这篇法学论文中阐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学思想：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张老写这篇论文时已是90岁高龄，他虽有秘书，但从不用秘书为他写个人的稿件，就连抄稿也是自己用圆珠笔一字一字地誊清。当他没有接到刊稿样书时，又亲笔来信说：“《法学杂志》今年第5期未收到，请惠赠一两份，以存查。”以老法学家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榜样，是我编刊不怠、不断深耕的重要原因。
据初步统计，我在法学杂志社工作期间，曾对50余位当代着名法学家进行近距离对话，他们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给我一生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编《法学杂志》是一项普法的辉煌事业，为它奉献心血，我终生不悔。如今我已离开了《法学杂志》，但我的心依然与它同行，回忆往昔伴她走过的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历程。
首先，在宣传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理论上，始终不渝。
《法学杂志》在办刊过程中始终遵循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要理论，以此作为编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立法、司法和法制建设服务。开始时的宣传重点主要放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才有了人们思想上、理论上的又一次解放。本刊立即结合学习宣传党中央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不断地发表有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方面的学术论文，阐明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
其次，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研究上，起步早、经久不懈。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较长的时间里，《法学杂志》
前瞻性地刊登有关依法治国的稿件。研讨的课题主要是围绕法治国家的标准、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区别，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等，并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现行《宪法》的第三次修正案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正式写入《宪法》。
再次，为法学学科的健全与完善，不遗力地鼓而呼。改革开放之初，法学界主要围绕包括刑法、刑诉法、民诉法在内的七部法律进行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便在法的本质与作用、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政策与法律、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等选题上下功夫，为繁荣与发展马克思法理学，实现理论上、观念上的转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宪法学方面，每年的12月4日是“82宪法”纪念日，在纪念日前后，杂志便刊登有关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定义、宪法的作用、宪法规范、宪法解释、宪法监督，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宪法思想等学术论文。在民商法学方面，1986年的《民法通则》问世之后，《法学杂志》用大量篇幅刊登法人制度、债权法，以及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昭示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法学杂志》着意加大经济法论文的刊稿量，深入研究了经济法的定义、经济法的外延与内涵、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等学术问题。之后，又为会计法、税法、商标法、农业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产品质量法等新法问世或修订进行论证，及时登出有关学术论文，旨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有序地发展。
最后，《法学杂志》还为我国军事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中央军委于1988年创立军委法制局，旨在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依法治军。鉴于军委法制局组建后尚无自己的法学理论刊物，经双方同意，自1989年第2期起在《法学杂志》上开辟了经常性栏目《军事纵横》。这个横跨军地两方面的法学学术交流平台，对于军地双方在法学研究上的相互了解与合作，特别是对军事法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本刊还开辟了《地方法制》栏目，及时地刊登“地方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市”等相关文章，交流与推动各省（市）的地方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北京市原市长李其炎了解到《法学杂志》设有“依法治市”栏目，欣然赐稿《试论依法治市的重要意义》。
“整派者依源，理干者循根。”《普法泛言录》一书中所刊载的文章大多数是我在《法学杂志》编刊期间学习法律的心得体会。铭记当年编刊年深月久的苦与乐，恰似《普法泛言录》的根与源。它编织成难以忘怀的有意义的人生坐标， 权且以此作为本书的自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