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极力阻挠我国和平解放西藏，不断地蚕食我国领土。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独立，但仍为英联邦的成员。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互派大使。同月29日，两国签订了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中写进了中印两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1950年10月，在我进军西藏过程中，印度政府立即向我国照会，表示“惊异与遗憾”，旨在阻挠中国和平解放西藏。随即出兵强行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大片领土。仅此东段，被印度吞噬的我国领土面积就有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比利时或9个黎巴嫩的国土面积；它在中印边界中段，除继承英国殖民主义对于桑、葱莎的侵占外，又于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地；在西段，除已侵占我方的巴里加斯之外，还无理索要现由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一部分，等等。
二是明目张胆地支持西藏武装叛乱，鼓吹西藏独立。1959年3月10日，达赖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其叛乱是在印度政府染指下进行的，叛乱指挥中心就设在印度北部的噶伦堡。
三是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甚而公然挑起武装冲突。1959年3月22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随即派军用飞机与陆军多次袭扰中国领土、领空，不断地挑起武装冲突。当年8月和10月，印度先后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马墩地区和西段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上挑起流血事件。我国政府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争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亲自出访新德里举行会谈，但傲慢的尼赫鲁固执地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竟下令印度军队把中国军队从“入侵的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清除掉”。当月22日清晨，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入侵的印军。11月21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主动后撤。英国《泰晤士报》对中国节节胜利情况下，戛然全线停火的决策评论称：“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12月1日起，边防部队由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强烈要求印度武装部队同样应从该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如印度军队不这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随后又分批释放被俘的印度伤病人员，并把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交还印方。1965年，印度国防部统计出印方在这次侵华战争中的伤亡数字：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被俘3968人，另有26名印度军人被俘期间因伤重死亡。在被遣返的印度战俘中有尼赫鲁的爱将——达尔维准将（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着《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0年版）。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以后，印度虽然还不断地派军事人员和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土和领空，但从总体上讲，中印边境长时期保持了基本平静。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于1962年对华战争之前，他的“尼赫鲁主义”处于鼎盛时期，俨然以“亚洲领袖”自居。然而，当其主导的对华战争失败后，个人政治影响则一落千丈。他的朋友梅农在1962年后谈到尼赫鲁时说：“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尼赫鲁于1964年5月27日病逝。此后，印度虽然没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很少有外交往来。印度封闭了中国驻孟买的领事馆，中国回报以关闭其驻拉萨的领事馆。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时，印度投票赞成，对中国人民释放出友好的信号。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关系开始改善。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伊访华，邓小平接见时向他提出“互谅互让，全面解决中印问题的设想”。1981年12月起，双方官员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多轮关于边界问题会谈，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1986年12月，印度议会两院竟然单方通过一项议案：将其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即在我藏南地区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该邦的“达旺”，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从而极大地伤害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感情。
综上所述，印度在历史上是饱受苦难的民族，但印度的统治阶级自恃“高贵”，颐指气使，妄图把南亚和印度洋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挺印抑中，其目的就是想压住中国，让印度成为地区性大国。反映在中印边界会谈上，印度始终是不妥协、不让步，而中国也不可能把大片边境领土拱手让给印度。而今的中印关系不好不坏，截至2009年年末，北京至新德里没有直航，每年双方来往只有40万人次，不及中国与新加坡的1/4，更无法与中韩每天1.5万人次的来往相比。可见，中印两国经济往来，仍困难重重。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两大民族有智慧有能力终有一天会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2010年撰于北京
在华盛顿观赏樱花有感
2005年春旅美期间，得以尽情地饱览华盛顿樱花怒放时的美艳多姿，感受到这里的早春与樱花相伴而行的美景，并参谒坐落在樱花湖湖滨的杰斐逊纪念堂。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千百年来极受日本人的喜爱与赞美。而今的华盛顿市人民群众赏樱的情怀不亚于当年的日本东京，每年当樱花竞相绽放之时，东波托马克公园的樱花湖畔游人如织。
华盛顿市设定樱花节游春之举已有三四十年，即每年3月26～4月11日两周时间。在此期间，约有70多万人赏樱，并选定一天举行群众性游行，使樱花文化达到顶峰。2005年的樱花节群众游行，是在4月9日（星期六）上午10时开始。观光队伍自国会山起游，各种花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浩浩荡荡地进行，12点准时结束。与群众性游行的同时，还在国会山右前方的宪法大道第12街，组织了大规模的“洋庙会”，即搭台演出、唱歌跳舞，还有一些日本女留学生穿着和服跳着“樱之花”舞蹈；在美华人打着铿锵有节奏的锣鼓，舞龙舞狮；还有的华人作沙画、叶脉画、木雕等，书法家泼墨挥毫，可谓不同的民族绚丽文化并行，异彩纷呈。随后，我们来到华盛顿纪念碑下的樱花园赏樱。我女儿随我同行，她在一旁向我介绍有关美国樱花方面的知识。她说：华盛顿市种植的樱花树原是日本国的珍品，为向美国示好早在1909年及1912年先后两次赠送给美国政府。1909年，远渡重洋赠送的2000余棵樱树，因虫害大部分死掉了。1912年，日本又送来3000余棵。从品种上看，大部分是名贵的吉野樱，少量是关山樱。这些樱树都栽种在华盛顿。据统计，日本于1912年赠送的樱花树，目前尚有125棵。1965年日本又送来3800多棵樱花树。这些樱花树在华盛顿的分布情况：1600多棵集中于东波托马克公园内的樱花湖；350多棵种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其他50余棵分散于华盛顿地区其他公园和地段。因此，最使人赏心悦目的还属东波托马克公园的樱花。
据考证，樱花原产于中亚，耐寒性较强。我国古代就有美丽的樱花。唐代诗人李绅《咏樱》一诗中这样写道：“开花占得春光早，雪缀云装万缛轻。凝艳折时初照日，落英频处乍闻莺。”樱花于每年3月底至4月初，枯枝尚未长叶时，短短几天，便群花竞妍。樱花的花朵是单瓣复瓣不一，五瓣一朵，多朵长在一起形成一簇簇花球。一根细长的垂枝上簇拥着无数粉白色的花球，使得枝条枝杈已不见踪影了。在女儿催促下我们踏青朝着樱花湖方向走去，途经美国东部着名的波托马克河岸畔，这条大河的碧绿河水自北向南日夜流淌。它的沿岸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河堤公园草地，可谓水天开阔，视野舒展，蓝天、白云、春风、碧波、樱花和谐呈趣，令人陶醉。随之，东波托马克公园的樱花湖呈现在眼前。
千株集中于一园的樱树、群花怒放的大自然美景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也就是说，单是一两棵树绽放的樱花并不怎么显眼，而近1600棵樱树的群花齐绽则蔚为壮观。远看宛如蒙蒙花海，遮天蔽日，近瞧缀满树枝的花朵散发着银杏气味，一团团竞相绽放，各不相让，压得纤细的枝条形成无数拱形的花环，在春风中摇曳着粉白身姿，恰似众多妙龄的婀娜少女举着迎宾的花环，可谓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我们又沿着樱花湖环湖路濒漫游，不知不觉地转到湖的对岸，来到杰斐逊纪念堂参观。这是一座洁白色的拱形高耸殿堂，凡是环游樱花湖者必谒此殿堂。殿堂于1943年落成，馆内是杰斐逊站立的巨大全身铜像。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开国三杰之一。他于1743年4月13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17岁入威廉玛丽学院读书，1767年起当了7年的律师。1774、1775年召开的两次北美大陆会议，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担当起草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第一个提出了前无古人的所谓“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口号，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为美国人民的独立斗争指明了方向。“二战”期间，美国人民为纪念这位伟人的民主主义的坚定理念，在建筑此馆之际，把他当年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全文镌刻在此纪念馆大理石的内壁上。杰斐逊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极力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二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为美国宪法注入了新的血液《权利法案》，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受拘捕、监禁等公民权利，对于后来的世界各国的宪法的制定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他还主张权利平等，强调实行普选制度，认为普选制度是保障公民权利、矫正弊政的最佳手段。他反对选举中的财产资格限制，要求把选举权普及于大众。
我们从杰斐逊纪念馆走出正门，举目抬眼北望，眼前的樱花湖碧波荡漾，百舸争游。湖的对岸是我们刚刚观赏过的樱树群，再向远望去，直矗苍穹的华盛顿纪念碑，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亮丽风景线。
此时此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在美国大陆会议上，美国的立国先贤们通过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权利法案》中所谓的“所有人类天生平等”、“要永远反对一切对人类心灵暴虐统治的专制形式”的神圣誓言。然而真正落到实处却相当困难。美国立国后的前86年，先后有15位总统高举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旗帜而当选。其中11位总统却着实代表着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主权益。林肯于1861年2月4日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他极力主张解放黑奴。在他当选后第8天，南方11个蓄奴州便发动了长达4年之久的南北战争。1863年1月1日，林肯以“战时措施”正式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最后在广大的黑人参与下赢得了这场内战的伟大胜利。也正因为林肯主张彻底解放黑奴，于1865年4月14日，即南北战争胜利后第5天便被奴隶主的附庸者暗杀了。再是，在美国创业年代，大批华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赴美修铁路、开金矿、流血流汗。谁料，1882年，美国国会却恩将仇报，通过了《排华法案》，规定华人不准入境，已入境者不准归化为美国公民，导致在美华人长期无法买房，无法与国内亲人团聚，无法在政府任职，无法在美开创事业。
之后，美国又通过了一系列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给在美华裔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堪称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直至“二战”，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国会才于1943年12月废除了这部肆意践踏人权的法案，然而却从未向华人做出过任何道歉。笔者在美期间，据报载，有的国会议员正在推动国会对此不光彩的史实致歉。如若达此目的，以“民主之光”着称的美国先贤杰斐逊定会含笑于九泉。
随后，我又想：当年用樱花向远隔重洋的美利坚百般示好的日本，又在向其邻国——中国做了些什么呢？198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赔偿其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创列强瓜分中国之先河；1900～1901年“八国联军”
占领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烧杀抢掠最凶，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按照中国当时总人口，每人罚银一两，计四万万五千万两，四厘起息，到1940年本息合计九万万八千万两；1905年日俄在我国辽南、辽东摆开“狗咬狗”的战场，最终攫取了我旅顺军港和南满铁路经营权；1908年日美缔结《卢特——高平条约》，旨在侵华问题上相互支持，利益均沾，等等。今日华盛顿樱花之烂漫，何尝不是中华民族血与泪灌浇所致。
2005年春写于马里兰居室
巴尔的摩之游
旭日团团水涟漪，驰船嗖嗖在画里。
扶舷远眺抗英堡，恩仇无序美英倚。
2003年春，慕名前往美国巴尔的摩市游览。当汽车从北向南驶向濒水而建的超高弧形铁桥后，巴尔的摩市容便尽收眼底。在大桥左下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大型棒球场，正在举行棒球比赛；在大桥右侧，由于遥对切萨皮克海湾，水面开阔，蓝天舒展。在此开阔的水面上最为醒目的不是进出港湾的轮船，而是闻名于世的“巴尔的摩快帆船”。蓝天白云悠悠，水上白帆点点，湖光春色，妙不可言。与我同行的女儿边开车边对我说：“巴尔的摩快帆船，老早时是小帆船，由于这种小帆船的速度快，可用作武装民船，支援殖民地反英战争。如今，美国人对这类快帆船仍情有独钟，从理念上讲纯属尚古，抑或供假日水上休闲之用。”经女儿提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今日的巴尔的摩之游恰值周日，难怪水上的快帆船格外多。
巴尔的摩人骄傲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