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那些国家，有很多这样的评介机构，有些评介机构在60年代还很有名，发表的评介报告是拿全世界最著名的100所大学来评介。最好的，比如说，最高的分数、理想分数是5分，然后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然后，巴黎大学是4．94，耶鲁大学是4．92。发表了几次以后，就有人问，这两个之间相差0．02，你怎么算出来的。那你就要把你评介的标准公开出来，让各行各业的专家看看，你的标准合理不合理，然后还要看看你搜集的数据合理不合理。如果标准合理，但是里面的数据不合理，那也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差。换句话说，评介标准和评介机构本身在不断地被评介之中，最后你评介出的东西才能被人们承认。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绝被评介，即便你是评介他人的机构，这才是最真正的要害精神所在。
世界—流大学必备的精神气质
讲到这里，我再来讲今天报告的第三部分，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气质是不大容易被看得到的东西。大学，英文是universitir，这个字的字根是univers，字根的意思是“无所不包、普遍”。这个字根引申出了好几个字，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univeI"se，是“宇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学的含义本身应该是尽可能地广泛，尽可能地普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宇宙”和“大学”是两个字，源于同一个字根也是不错的。往上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浩瀚无垠了；低头看地面，再没有比大学能包容一切，知识和观念，技术和科学，人才、奇才和异才，对不对？所以，要讲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另外一个字，和大学是一个字根一个意思的，就是univellistic，它的意思是“普遍主义的”。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机构。看看当年，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在欧洲兴起的大学，大学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教授的内容也不限于一个国家。那么，你再看看世界上最古老的那些大学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这种普遍主义的精神。
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一帮牛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当时不满于牛津大学的一些做法，所以就走了，我到剑桥去办个大学跟你竞争。哈佛大学是怎么来的？是剑桥的一帮教授、学生又不满于剑桥，不满于欧洲，不满于旧大陆，要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登陆的地方开办一个大学哈佛，来和旧大陆竞争。耶鲁大学是怎么来的？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于哈佛，我开办一个耶鲁，跟你竞争。斯坦福大学怎么来的？一个多世纪以前，斯坦福家族拿出一亿多美元的天文数字的捐款，要求哈佛大学给个名字，把斯坦福至少挂在哈佛的名字后。哈佛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谁能让我改名？然后斯坦福说，你不要我这个钱，我到美国西海岸去办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竞争，所以有了斯坦福。
所以，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正体现在这个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地，世界的人才都是我的人才的精神气质之中，才有一所又一所不同的，但都是群星璀璨的一流大学的涌现。如果当年牛津能够禁止自己的人走，就没有剑桥了；剑桥如果禁止人走，就不会有哈佛了，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么多的好大学互相竞争又互补。这种普遍主义在我看起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员的来源，必须是普遍的，它不能仅仅来自于本校，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地，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国。因为知识无疆界，越是近亲繁殖的大学，衰败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的代价也越高。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精神的第二点，学生的来源必须尽可能的广泛和多样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来筛选学生。现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学生，都是来自好多个国家的。所谓高手云集就是这么来的。
一流大学普遍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里面进行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必须是普遍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大学里没有这些内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很多地方资源还不够，我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问题，我现在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我地面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天上的问题？我们这个村、这个省的演化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宇宙的演化啊，是不是浪费钱呀？
我们在西方念书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国家有人在讨论和辩论，说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问题，像黑人问题呀，种族问题呀，收入问题呀，单亲妈妈问题呀，艾滋病问题呀，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得很好，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什么东亚、中东什么的？研究古希腊吧，还马马虎虎，那是我们的源头，那为什么要研究古埃及，甚至还研究其他一些很小的很古老的国家，还有什么中国的墓碑，做什么呀，钱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世界一流大学说，我们的标准不是能不能马上用，也不是你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在世界上，有哪些领域是非常有趣的，有人愿意去探讨那个奥妙，我们都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在今天探讨的这些领域，在以后没有其他的含义呢？所以，教员的来源、学生的来源、社科的研究力量，都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这才体现了大学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在当代，在信息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在人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智慧资源这些方面），都在世界范围流动，如果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在世界的规模上，在世界的尺度上统一竞争；否则，像在高速公路上，你很快就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下去，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
因此，一个大学在全球化时代里，产业的竞争、公司的竞争、雇员的竞争、政府效率的竞争、国家制度体制包括司法这些领域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是跨国的竞争和一种跨国的现象。这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第一流的大学提供这些方面的源源不断的知识和信息的来源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只能在世界分工上处于下等或者中下等位置，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
我最后要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回顾过去的一千年，从过去的公元1000年到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哪里有了第一流的大学，不用多长时间，这个大学所坐落的国家就会变成这个世界上的一流国家。当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上有了近代最早的大学的时候，很快，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兴起于意大利半岛。在13世纪和14世纪，大学在英国兴办起来，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后，英国很快有了工业革命，有了代议会制。
到了19世纪，当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很快成了第二次重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当欧洲老大学的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办起哈佛、耶鲁、麻省等几所大学以后，美国又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所以，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当过美国总统，他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自己的美国总统的头衔，他在墓碑上刻上了一个头衔，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倡议者。
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不仅仅是个西方现象，也是个世界现象。看看我们周边，在很多年内，在亚洲，最著名大学之一的东京帝国大学，它是东京大学的前身，它是怎么兴办的？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国的大学，现代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它又是怎么办起来的？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北大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是从正面回答西方挑战的一个标记。别忘记蔡元培先生就是从德国回来的，他是洪堡忠实的信徒。他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带回中国的就是那个理念：“一流大学必须是研究型的大学。”
所以，我的观察体会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比较好的大学，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当好的大学来训练人才。一个伟大的大国必须有伟大的大学，因为你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起领先作用。领先大学靠什么，必须要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实力，一个是软的实力。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力量才是最好的力量？是软的力量：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硬的实力，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那些工艺过程，主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是sustantcretiviteandecdemicinnovition，就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也就是说，创造一次新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持续的，因为每一次的创新，每一次的发明，都可能成为保守的来源，难的是从来不被自己过去的创新所束缚，始终面向未来。彼德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破坏性的创造”，大学正是为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提供源头的地方。破坏是指对已经过时的、没有用的、低效的、造成浪费的、污染环境的资源的破坏。在社会领域内要想前进、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越来越多的人们享受到它的成果，都有赖于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金要基先生，一生献身于大学的高等教育，他本人的中文基础很好，又在美国留学，在英国留学，对大学有很多的切身体验。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评论，他说：自从1990年代，在海外华人里有一句说法，说在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21世纪要想是中国人的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要有好多所一流大学，否则那仅仅是一个梦。他的话我非常非常赞同。我们大家都知道，近代的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佛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要加上一句：愚昧也是力量。
于是，一个国家越是对外封闭，越是会落后；如果一个大学、一个公司越是对外封闭，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愚昧就越是有力量。如果一个大学、一个公司、一个国家越是对外开放，知识就越是有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很明智地进入了世界体系，不是在体系外了，加入WTO对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面对这个大事，我们已经不可能付出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代价，使愚昧成为力量的成本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付不起这个成本了。所以，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天下，是谁的世纪，不要看别的，就看看那个国家，看看它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点。学者对话周孝正：
刚才，丁学良教授用了80分钟时间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他曾经得过美国哈佛大学最佳教学奖，这个讲演的题目就是时下各界所关心和争论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下面，我们请三位点评人点评。第一位是黄平研究员，他是1957年出生，四川大学哲学系的学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ISE发展社会学的博士后；第二位是郑也夫，他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士，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硕士，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第三位杨东平教授是1949年出生，他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我是人民教师周孝正，为什么要让我主持呢，大概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的岁数比他们大。我呢，今天活了19000天。我们的丁学良老师，还有郑也夫老师和杨东平老师，他们今天都活了18000天。我们的黄平老师今天活了16000天。所以，我们现在先请后起之秀黄平先生发表意见。
大学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黄平：
首先，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聆听丁学良教授的这个演讲。丁教授我知道已经有十几年了，今天是第一次见到。80年代我就听说过他，今天他的演讲，就我的知识范围来说，我认为是相当完整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昨天我和杨东平教授和张维迎在上海，我跟张维迎一个班机赶回来的，他说丁学良也到北大了，去他们那个中心做了一个类似的演讲。今天这个演讲，丁学良教授也不是即兴演讲的，他在这方面是有研究的。
丁学良教授的演讲我感到非常有启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点评的，倒是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也许就是我刚刚来，丁学良教授讲到了，而我没有听到。一两个很小的问题。他讲的，比如关于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标准、大学的精神气质，用我自己的话说，大学当然是个综合性的了，这是第一；第二，它一定是个开放性的；第三，它一定是有竞争的。这样的竞争包括大学内部，大学和大学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大学和社会之间，那么它一定是有个自由度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其实在50年代在中国讨论过。当时，冯友兰先生写过一篇很小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冯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讲，他1949年以后认真写过两篇文章，结果这两篇文章都招来了批评、批判。这两篇文章，一个是关于抽象继承的，一个就是关于大学的。他那篇文章就叫《大学是培养什么人的？》，而这个问题就是冯先生在20年代的时候，在北大一直和蔡元培他们讨论的，究竟一个一流大学，像北大，包括北大这样的学校，我们是培养通才呢，还是专才？这个问题一直是一流大学或者顶尖大学一直面对的问题。而现在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我们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但是大学的理念需要的，不是一些只是在一个领域有特别的发现的，但如果是个畸形的，就不好说。
刚才丁教授说的，一个大学要有广度和深度，学生能够自由地选择，那么这样培养出的人如果专门的话，就是不完整的。这个问题是现在的大学一直面对的，包括在美国也是这样。因为社会越发展，一定要求分工越来越细，一定要求要有专门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通才，或者说，大学的理念怎么才能保持，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讨论。丁教授也好，或者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