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们透过一个个精彩战例,叙述了毛泽东兵法在各种战斗环境中的运用之妙,通过一场场出奇制胜的战役和战斗,展示了毛泽东兵法的基本特征。毛泽东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其思想的精华更突出地反映在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研究上。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问题构成了战争指导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主观指导能力最重要的表现,从而也是毛泽东兵法最核心的内容。毛泽东的战友们对于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指导作用是推崇备至的,这也是他们集合于毛泽东旗帜下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点就连在井冈山刚接触到毛泽东的人,也是印象鲜明的。肖克在他的《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之名我早在1926年去广东时便有所闻,上井冈山后几次听他讲话,觉得他能及时从政治方向和战略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正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领袖,之所以高人一筹的地方。
一、以乡村包围城市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最重要的特点。因此,指导这一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即是寻找以弱胜强的途径,推动强弱转化的运动。
所谓以乡村包围城市,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并逐步扩大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武装斗争道路的独特创造,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总战略。
这个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战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勇于探索,不断总结出来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高举屠刀,疯狂地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积极准备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于是,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紧接着,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中国共产党发动上述这些起义的初衷,都是企图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即打下中心城市,经营一隅,然后将武装斗争扩展至全国。但是,在南昌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的起义,很快就被强大的反革命武装镇压了。事实说明,像共产党领导的十分弱小的武装力量,要想长久地占据大城市,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挫折中他清醒地认识到敌强我弱的事实,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既定方针,把起义武装带上了井冈山。尽管井冈山的斗争异常艰难困苦,但是,毛泽东的队伍仍然站住了脚跟。这就促使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道路作一个新的思考。同时,对于井冈山这样一个山村根据地,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它,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右倾悲观主义者怀疑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为了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消除红军和党内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种独特的中国农村武装斗争加以说明。
从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几篇重要文章,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初步阐述了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理论。
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时指出,红色政权只能发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其原因,第一",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使得农村相对独立于城市,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生存,故而为农村割据创造了经济条件。第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中国政权的不统一,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又造成了一块块白色政权之间的空隙,于是,红色政权得以在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区生存下来。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加剧的状况,指出红色政权可以发生在那些"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能够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生存和发展起来。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武装斗争,红军的存在以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也是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还没有普遍的民权,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所以",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就在于正确地领导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运动。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产生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会变成流寇式的战争,才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造成"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生动局面。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在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10几块革命根据地,这就促使毛泽东把各个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他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完全抛弃了城市中心的观念,开始形成了"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批评了那种想"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来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指出这种思想"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才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就提出了一条既与俄国革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又与中国传统农民起义有别的武装斗争道路。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毛泽东开始形成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并没有被共产党中央所接受,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曾一再在党内受到排斥,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经过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经过大革命和五次反"围剿"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完成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他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对于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了更加系统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由下列这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第一,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对象。中国农民经济地位极其低下,实际上处于农奴的地位,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极易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领导,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放农民,而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从根本上打击了中国反动的统治势力。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现在农民还不要求公有制,而是要求私有制。只有打破农村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少地无地的状况,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去,去做农民工作,解决农民的问题,正确地领导他们参加革命。
第二,中国革命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实质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还反复引用斯大林的论断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那么,中国的武装斗争依靠谁呢?依靠农民。只有动员农民、武装农民,才能稳操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券。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因此,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第三,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曲折的。
毛泽东形象描绘了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毛泽东排列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若干不平衡状况,指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中国人民面对的不仅是控制中国几十年的各帝国主义列强,而且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敌人的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革命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同时,要使这种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步发展到平衡状况,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中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任何盲动冒险的政策都会导致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上述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更具体地论述了在农村建立长期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和可能性。其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优势,农村可以相对独立于城市。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
而在中国,却有这种可能。其二,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其三,中国经历了一场大革命,有红军的种子、共产党和参加过革命的民众。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上述全部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先占城市,后进攻乡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总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获得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证实。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之下",左"倾盲动主义一度占了统治地位。瞿秋白曾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农村中四处蜂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的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个省内工农暴动胜利的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因而要求盲目地进攻。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导下,勉强发动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城市中心论"又一次占了统治地位。决议认为,革命高潮的重要标志是,工人阶级"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爆发起义"",中心城市爆动了伟大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李立三还指责毛泽东关于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种极端错误"",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建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
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和要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恢复起来的白区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使红军和根据地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之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城市中心论"。他们把毛泽东领导下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做夺取中心城市的资本,认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要求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以达到"占取一二个重要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目的。王明"左"倾路线贯彻推行的结果,使党在白区的组织丧失殆尽,农村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全党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背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行城市暴动的战略只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把革命引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