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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对历史的探索(7)

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扆香殿。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帝,他的后妃们,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帝继位人宣统帝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记载?相信史学家们不至于疏忽到这等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入主中原二百余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能力为荣。如果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经有过夭折的儿子,哪怕有过夭折的女儿,史学家们都会不吝笔墨给予郑重记档的。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官胆敢将其疏忽,他有几个脑袋?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从现代医学角度对其透视分析,能依稀看到相当重要的缘由。

可以说,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怒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已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皇太极时代,莽古尔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衮其中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锦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她的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

为了增进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盟,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国初创时期,大清国第一帝皇太极,将长女至四女几个十二三岁以上的女儿,都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子王孙。其中,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给孝端、孝庄两位皇后的娘家子孙。其他几个女儿在皇太极死后出嫁,多数也嫁给了蒙古王孙公子。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清政权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限制。康熙朝规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之女的,应当予以声明。嘉庆朝规定:挑选秀女时,属皇后、皇贵妃、妃嫔亲姐妹的,加恩不予挑选。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然存在。顺治帝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帝玄烨,她后被尊为孝康章皇后。后来,康熙帝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她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帝,后被尊为悖怡皇贵妃。这就是说,康熙帝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于康熙帝来说,既是亲舅舅,又是岳父大人。到了晚清,光绪帝同时娶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妻,姐妹俩分别被封为瑾嫔和珍嫔。此类现象还有不少,上述仅是其中两例。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三万人,蒙古则有四十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伏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享年五十一周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十五位,仅以此十五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中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成人共七位,四个早夭;十四个女儿中十三位长到十六岁以上,只有一位十五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

第二位皇帝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终年二十四周岁还差一个月,可谓短命,但娶了有名分或生有子女的后妃共十八位,生育子女数量不少,共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能与其近亲结婚和乱伦婚配有关,其中四个儿子早夭,六个女儿中超过十六岁的四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三。

第三位皇帝康熙帝,享年六十八周岁,据不完全统计,生前拥有后、妃、嫔五十五位,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十二人,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女儿八人,子女早夭折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一。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胤稹(雍正帝),享年五十六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七人,共生了十个儿子、四个女儿。第五位皇帝弘历(乾隆帝),享年八十七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三十一位,生有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第六位皇帝颙琰(嘉庆帝),享年五十九周岁,共有后、妃、嫔十四位,但只生了五个儿子、九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七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七。

第七位皇帝道光帝,享年六十七周岁,有名分的后妃二十位,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十个女儿中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三十四虚岁,其他四位二十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而且,论医学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旻宁则是拉开架势当皇帝的,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开国皇帝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咸丰帝,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十九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二十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咸丰帝的生育能力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后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宣统帝溥仪,接连三位皇帝均未生育子女。爱新觉罗皇族代表人物的生育能力,如同他们崇尚的武功那样彻底废了。

就光绪帝而言,由于当傀儡皇帝,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婚姻又非常不幸,一生“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祖辈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患有遗精、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灾难。载漪、荣禄之辈,正是钻了光绪帝绝后这个空子,伙同慈禧太后立溥仪、废光绪,惹起一大堆政治麻烦的。

三朝皇帝连续绝后,大清国一派末世征兆。就在这股灰暗晦气之中,曾经辉煌于世的封建王朝急剧走向衰败。

康有为有无劫制慈禧探索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领导和光绪帝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这引起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他们决心扼杀这一进步运动,屠刀已向维新志士砍来。危急时刻,康有为等力图依靠光绪帝的权威,联络袁世凯武装,而在所作为。最后他们失败了。在这过程中,康有为究竟有没有图谋围颐和园、劫制甚至杀死慈禧太后的计划,至今未有定议。

康有为本人否认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唯此之故。”这里,康有为指明是袁世凯捏造了维新人士谋围颐和园的情报,清廷听信其虚报,引发种种事变。有些学者也认同此说。

有不少资料都显示,康有为等确曾图谋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时,清廷就以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罪,通缉追捕他。袁世凯《戊戌日记》说,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夜访袁世凯,要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并有“不除此老朽,国不得保”等语。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叙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详情,当时谭嗣同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显然,康有为等维新派,确曾希望利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武力制服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康有为的密友王照逃亡日本后,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即康有为)因言用兵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此诤友必不泄也。”康有为还要王照游说聂士成,率军保护光绪帝。谭嗣同好友、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所写日记《诡谋直纪》,也证实康有为确有“围园杀后”密谋。

据记载,康有为曾召毕永年至其室,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问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若有异志,以其一人之力无法驾驭袁。康有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后又有人告诉毕永年:“顷梁君谓我云,先生(指康有为)之意,其奏纲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还有材料说,捕杀慈禧的人选,除毕永年外,又曾急召唐才常由湖南进京。可见,康有为计划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另派人捕杀慈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帝聘请的新政顾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与之商讨保护光绪帝的办法,故李提摩太应是当时维新派谋划的知情者。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还说:“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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