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冒鹤亭任温州关监督，那时，赛金花在北京城就以色艺闻名。许多名士都以与其交往而得意。冒名士当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就去赛金花处，双方一见，自然有得谈。在其寓所逗留了二十余日后，冒名士心满意足的出来了。
京城中他的朋友得知此事后，就来找冒鹤亭，大家起哄，认为这不是真事。冒鹤亭指天发誓，这是真事。大家则相约，让他在赛金花寓所摆“花酒”，款待众友人，才相信。
名士喜欢玩，冒名士就答应下来。约定之日，这些名士们都来到赛金花寓所门前，等待冒鹤亭的出现。可是过了时间一个时辰后，才有人送来一封信，信自然是冒鹤亭写的。他说，突然有事，不能去请大家吃饭了，望诸位海涵。
在场的名士闻讯哗然，有人摇头叹息，有人嘿嘿直笑。号称“清末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词家况周蕙风提起笔来，为赛金花寓所戏书了一方匾额：“放鹤亭”。
这是典型的文士左派，三个字既寓调笑之意，又不失文人雅趣，名士们哈哈一笑，就都走了。
“放鹤亭”这三个字背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版本。
说的是，有一次赛金花约冒名士在陶然亭相会，冒名士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谁知约定的时间过去好久，赛金花却没有到。最终，那天，冒名士也没有等到赛金花的到来。对于这样的放鸽子行径，赛金花却不以为羞，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
但不论是哪个版本，冒先生与赛金花曾有过交往是一定的了。为了帮助这位老熟人，冒鹤亭同官商量，把应该将赛金花所受的“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的刑罚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苏州或上海”。赛金花很聪明，选择了上海。于是，这位清末民国的传奇人物又开始了在上海租界的名声大噪。
冒名士年老时，似乎仍对赛金花念念不忘。
他的好朋友赠送给他一本关于赛金花的小说《孽海花》，不到十天，他全部看完。他跑去找到朋友说，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这部小说，因为里面对赛金花的描绘很是差劲，不符实情。他的朋友只是一笑，当他走后，发现书的前面有四首绝句，第一首是：
麦饭宣仁事已空，尚余变法说元丰；
凄凉天水无穷碧，都在师师小传中。
这个李师师，指的就是赛金花。
最后一首则是这样的：
灯火繁台渺旧京，一觞一咏梦承平；同流百辈消沉尽，此簿应题点鬼名。
可以看出，几十年后，他对赛金花仍旧有一定的情感在。
名士的风流恐怕还不仅仅是在韵事上，东晋名士爱喝酒，爱扯淡。但敢想敢做是所有名士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冒鹤亭曾对清朝的乾隆皇帝之出身就做过大胆的“叙述”。
他的文章如下：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能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地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
冒鹤亭敢发这段奇闻，虽然是在民国后，但仍然震荡人之耳目。据他说，他有一位好朋友曾经是热河都统。这位好朋友曾告诉他，自己也是从热河“当地宫监”那里听来的。
为他的叙述做证据的，则是清政府。清政府每年都拨专款修葺那个草房，这就更使冒鹤亭深信不疑。
在清朝，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满清的人与事的猜测和诋毁是稀松平常之事，这缘于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满汉观念。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部分士人总沉浸在晚明想像中的缘故。
“晚明想像”的盛会
1911年4月13日，一场在辛亥革命前最大的“晚明想像”盛会开始了。这场盛会的主持当然就是冒鹤亭先生。而其媒介仍旧是他的先祖冒辟疆，地点则是在北京的夕照寺，目的是为了纪念先祖冒辟疆诞辰三百周年。这场民元（民国元年）前夕的夕照寺雅集，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士大夫集体亮相不可多得的一次。冒鹤亭记载这次盛会时这样写道：
三月十五日，先生招集夕照寺，兼拜巢民先生生日。先生生明万历辛亥（1611），距今宣统辛亥（1911），恰三百年。到者有陈弢庵、林琴南、曾刚甫、温毅夫、罗瘿公、林山腴、潘若海、梁众异。各人亦有诗。先生复以巢民手书及小印，座客传玩。是日有雨。赵尧生、胡漱唐因游嵩山未归，郑苏戡因有微疴。至翌日，郑始补作，赵亦补祝。而陈石遗未至，做诗《鹤亭招集夕照寺拜其族祖巢民先生余未至》，先生复嘱林琴南绘图。是晚复为集饮于酒楼，谈笑甚欢。
文章中所出现的人物，大都是民元前诗坛有名有姓之人，陈弢庵即陈宝琛，陈石遗即陈衍，林琴南即林纾，曾刚甫即曾习经，温毅夫即温肃，罗瘿公即罗惇曧，林山腴即林思进，潘若海即潘之博，赵尧生即赵熙，胡漱堂即胡思敬，郑苏堪即郑孝胥。
巧的是，1911年，这些人都在北京，大家就按照晚明的复社形式结一诗社，如同今天的沙龙。大家相约于人日、花朝等日选定名胜，各携茶果坐送斜阳，暮后则聚饮广和居等处。就在这一年的上巳节，这些人大多参与了南河泊那场诗会，南河泊，俗称莲花池，在今天的广安门外石路南，有大池十亩许，红白莲满之。为此，林纾还特意作《南河修禊图》。
可以想见，冒鹤亭组织的这场夕照寺雅集该是诸多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次了，诸多名士都留下了纪念性的文字。今天来看这些文字，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折射到今天的一个画面。
林思进当日所题诗为《冒钝宦招集夕照寺，并瞻展其先世巢民先生及董姬小宛遗像》，最后两句“凭君莫话兴亡事，万柳烧残堂栋灰”可看作是那个时代名士的心情写照。林思进后来归隐山林，在诗中再度忆及此事时，说：“当年夕照寺，记看洗桐图。羡子还乡就，怜予避地初。相逢偏又别，垂老各何如。君到罗浮去，梅花似旧无”。显然，即使过去多年，夕照寺的这次聚会对于此后各奔东西的民元前名士们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共同追忆的经典镜头。
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的赵熙曾是翰林院编修，官监察御史，以鲠直名著。民国后，他则退居乡里，讲学修志，吟咏为乐。赵名士的诗作俊俏风流，身为四川人，得巴山蜀水清秀之韵致。此次聚会，他后来作一诗，主要是对冒鹤亭平时不善仕宦、广交名士、因倾情晚明而典衣质物购置文物的举止进行了真实的刻画。比如：“岁岁长安抱诗卷”、“口谈国故不嫌琐”、“架中一一国朝集”、“徐拈秃笔细订之”、“典衣买得洗桐图，手制小诗为传赞”等句都是这一典型代表。这次盛会使赵名士在三十年后，仍然记起，感慨万千：“生日记将三月望，同僚招得几人魂。老怀了了殊哀乐，信史纷然纪怨恩。”
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特点，恐怕今天提起来，仍旧很古怪。那就是如1943年以通敌卖国的罪名被民国政府枪毙的才子黄秋岳所说的那样，“吾国史例，承平则修墓祭扫，乱离则发冢取物”。卖国贼黄秋岳举的一个以修墓为代表的人物就是冒鹤亭：“（冒）前既觅得河东君坟，其后居京，又数祭杜茶邨墓，尝于酒座，历数其访求名墓事，同人戏称以上墓专家。”以为“发墓摸金，固当科罪，修坟题咏，亦止增掌故”。
1911年的这场盛会也大抵如此，冒鹤亭所选的夕照寺，与万柳堂、袁崇焕墓很近，这三处地方似乎被晚清士人当成了一条固定旅游线路。林纾就写了《辛亥三月十五日，雨中冒鹤亭集同人于夕照寺为巢民先生做生日，雨止，出游冯益都万柳堂，归途经有明督师袁元素墓下作》，可以看出，“夕照寺—万柳堂—袁崇焕墓”这条清晰的想像路线，已经被这些人深深地印在心上。
对于民元前许多滞留京师的士人而言，但只要是晚明遗留下来的，则就是好的。哪怕是血淋淋的晚明史，在此处早已成为一种“特殊景观”和游览胜地。吴梅曾作有《万柳堂》一诗，谓“皕岁名园有乔木，一朝佳话盛词科”。赵熙就有《吊袁崇焕墓》与《吊袁仆佘墓》之作。前者诗曰：“谁云乱世识忠臣，山海长城寄此身。不杀文龙宁即福，空嗟银鹿亦成神。遗闻玉貌如佳女，亡国天心胜醉人。万古大明一抔土，春风下马独沾巾。”后者诗曰：“天留忠骨伴将军，一撮田横岛上坟。受祀不刊千古节，裹尸曾藉九边云。穷途似子思交道，大石何年刻墓文。野草荒荒春自绿，自将清泪一浇君。”汪辟疆在谈到“袁督师墓”时，则说位于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中的袁墓，闻“每岁清明，粤人之官京师者，咸于是日携遗像至墓前展拜，岁以为常”，“拜者莫不唏嘘欲涕”。
正如同卖国贼黄秋岳所言，这显然是一种风尚。当时，在北京城陶然亭畔有“香冢”，许多名士常来凭吊感伤的。诗人周斌就一厢情愿地把该冢当成了明季遗物。为此作文章道：“陶然亭左，有香冢焉。一抔黄土，石志无名，相传是勒方琦葬某妓遗物处，惟石古字劲，短铭悲壮，绝不类瘗玉之辞，疑中系殉明难者，恐触当时忌讳。借香冢以寓言耳。”文章写完，此人觉得还不能抒发自己的心情，就开始想象：“杜鹃含泪亦嫣然，艳迹消沉三百年。今日泉台应一笑，短歌重续月重圆。”
其实，这种晚明想像不仅在京城风火，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时间段内，几乎全国上下都在跟随风潮，梅花岭吊史阁部、西湖边吊张苍水，文人之笔，男儿之叹，尽在这些遗物面前缓缓发酵。
如果说，冒先生的夕照寺聚会是晚明想像的一场奢华夜宴，那么诸多名士在秦淮八艳的墓址遗踪上大做文章就是下午茶了。这方面典型的代表就是名士丁传靖书写陈圆圆、吴三桂的传奇《沧桑艳》第二十回“访墓”中书生阮仲容夫子的话：“当日读梅村圆圆曲时，缅想香踪不仅神往，不意今日亲自滇中，得见艳迹，好生侥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