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鹤亭在喝这杯下午茶时，曾写下了这样亲切逼真的文字：“好几年冷落了秦淮。这壁厢是江总遗宅，那壁厢是顾媚长街。庾兰成，头尽白。刘梦得，又重来。唉，杨柳也，旧楼台。”
这次聚会，名士陈衍没有去，大概是常去的缘故，当时情景也能猜出一二，所以后来做了诗《鹤亭招饮夕照寺拜其族祖巢民先生生日余未至》。中有句道：“巢民先生老居士，闻孙才调方峥嵘”。
自负而向来务实的郑孝胥没有其他名士那样感怀，只是在日记中写了几个字道：“夜，月明。题冒鹤亭《水绘盦填词图》”。
林纾后来补作的《夕照寺为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记》该算是对那场宴会的总结，但因为是作于辛亥革命后，所以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往事不堪回首”的心理，而且“事定而鹤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追记更多变成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
夕照寺莫详所始，在广渠门内。径道至荒陋，车行如入深谷。
辛亥三月十五日如皋冒鹤亭于寺中集同人为巢民先生做生日。鹤亭淹博能诗，于巢民先生虽断缣零素必拾而藏之。
呜呼。先生于万历三月生，去今辛亥三月，三百余年矣。以壬午副贡累膺徵辟，咸无就。而余亦以壬午领乡荐，是先生三百余年之后辈。而今日复值辛亥三月，为先生祝，匪惟科名同，即所遭之遇几同矣。晚明之季，朝政析如乱丝，讫于熹宗而明亡。今日虽无厂珰之祸，然贵要沮兵而行赇天下，疲癃如沉疾，人心思乱者尤众，兀然一不知悟。余安能不瞿然而怀先生耶？当熹宗季年，先生结社金陵抗逆案也。今我辈雅集于此与六君子之难裔，殊独鹤亭者为先生裔孙耳。余非不病之呻而有集霰之惧，临觞太息，惨默无言，则勉为之解曰：昔者如皋中元，先生必于定惠寺集同人为阳羡君设斋资冥福，今日之集，殆踵先生之礼阳羡乎？鹤亭首以诗倡众皆属和。余为制图。是年秋，武昌事起，余移家析津，事定而鹤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未审所制图存焉否邪。呜呼，先生与余同壬午耳，敢不惕然步武先生之后闭户终其余年，唯恨不至江南向水绘庵遗址临风一吊先生也。
如同这次“晚明想像”的盛会，冒鹤亭后来再也没有办过。并非是时局不同，而是人心不同了。
有时候，人心已散，人心已死，那场奢华的夜宴，即使再奢华，恐怕也仅仅只是一场饭局了。
名士终结后的生活
早在1911年初，冒鹤亭曾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爆发，冒先生离开天津，回北京，希望可以在北洋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终于在1913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
由于工作不是很忙，在任职期间，冒先生对当地文化起了很大兴趣，曾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改建，同时对温州文献进行整理，将当地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编成《永嘉诗传》。当年外祖父版本研究使他在这方面开始大展其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又自出资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前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该书：“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为此，为中国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
1917年，冒先生出于个人爱好，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
作为海关监督，冒先生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一次，日本领事来访，气势汹汹。冒先生玩起了幽默，他很客气地让人上茶点，而点心上却刻有“毋忘国耻”，居然还频频让日本人用点心。日本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很是尴尬。
同年，他成为财政部顾问，民国政府听说他曾在清廷农工商部任职过，随即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自此后，他离开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
1930年，冒先生被任命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高等典试委员，这相当于清朝时的主考。
当时，民国官员戴季陶一心复古，一仍明清考官锁闺的旧规，以示严密防范。1931年夏天首届高等考试时，南京天气热得如处火炉之中，戴季陶亲自送典试、襄试委员入闺。在闺门前鞭炮齐鸣声中，戴季陶按照清时规矩，亲自锁键、贴上封条，笑着对他们说道：“委屈诸位入瓮了。”
典、襄试委员入闺后，即与外间隔绝，电话不能打、书信不可以写寄，大家所能做的事，只能在闺内相互作诗唱和，考题也在闺中拟定，以防外泄。还规定考官分级别，该用什么颜色的笔。
冒先生出闺后，曾戏言：“无端坐了两个月牢房，幸好在闺内行动还自由，旧识新交难得有这欢聚一堂的机会，唱和至乐。再有，伙食特好，还天天送来西瓜。苦在不知外面消息，好象住在深山古庙的老僧，日唯参禅打坐而已。出闺之日，真同‘刑满释放’。”
就在这一年，冒先生的好友胡汉民被蒋介石幽居于双龙巷，禁止客访，许多人都不敢登门，独有冒先生不畏特务监视，经常走访谈诗论学。胡汉民感激不尽，认为是患难之交，在孤独中感到雪中送炭的温暖。有特务向蒋介石举报道：“天天有个老头来看胡汉民。”
蒋介石问，“是什么人？”
特务回答：“是个作诗的文人，和政治无关。”
冒先生这才没有被蒋介石放在心上。
1932年，冒先生任广州中山大学、襄力勤大学（后改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文科教授，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抗战时期任上海太炎文学院教授。
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先生来到上海，当时住在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模范村，准备一心从事著述，但时局很动荡，可仍旧不能阻止他对学问的追逐之心。在这段时期，他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经学方面的《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的《唐书吐蕃世系表》、和关于他祖先的《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的《管子集释长编》，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在今天许多所谓的国学大师看来，冒先生的这些著作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
在这段时期，冒先生和寄居在上海的前清名士都有来往。由于大家都有感寂聊无事可做，乃约期限作“文茶之会”。之所以不称“文酒”而称“文茶”者，是因为那时生活太过于艰难，大家都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所以就定期在下午聚集喝喝茶至多吃二碟点心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先生又应聘国史馆纂修，并起草人物传记多篇。在南京，他与当时名流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人均有来往。但由于年事已高，所以来往并不密切。大家平时工作后，都以休息为主。
后来，冒先生又回到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在一次会上听江庸（民国时期任过司法总长）说冒老在上海，会后即约同江庸去看望冒老。陈毅同志见到冒老后，首先说：“毛主席对你们老先生是很重视的啊。”
冒先生感激万分，当陈毅听说冒老先生无收入，生活较为困难时。陈很是难过，当即就送钱给他，冒老先生不要，陈毅说：“现在是人民的钱，你应该要呀！”此外还谈了些诗词方面的事，冒老非常兴奋。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以后相从过往甚密。在陈毅同志荐举下，上海市文管会送来聘书，聘请冒老为特约顾问，月薪320元。
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冒老先生来到北京，周总理从陈毅同志处得知此事后，派人告知冒老暂时别走。1957年仲夏的一天中午，周总理轻车简从来到冒先生住处。看见冒老，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时值仲夏，气候燥热，见家人开动电扇，总理随即安详而体贴地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
冒老先生感激。
临别时，总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冒老先生只好住了下来，不久一天的一个深夜，毛主席派来车子特邀他到中南海会见，车到中南海，毛主席趋步亲迎，与冒先生握手致好。随后尽意叙谈。他们先谈了些时局方面的事。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老先生点头称是。
两人谈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很是欢畅。
冒老先生告辞时，毛主席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先生思考了一下，就引用佛经故事说，“狮为百兽之王，不惧任何猛兽，只怕自己身上长虮虱，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听了，连声说：“老先生高论甚是！我一定记在心里。”
最后主席送冒老先生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怕冒先生碰到车顶。冒老先生事后回忆起与这几位伟人的见面场景，仍旧记忆犹新。
1959年8月10日冒鹤亭先生逝世。1961年，他的家属按他的遗愿，将其收藏的先人冒辟疆的行书诗轴、草书立轴、手稿、书札、画像以及《圆圆曲》作者吴伟业有关水绘园的手迹、《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水绘园图》等一批珍贵文物共900多件全部献给国家，现保存在上海博物馆内。
冒老先生走得很平静，很安详。1959年前四十八年，是为1911年，冒鹤亭38岁，正沉浸于“晚明想像”中。再向前半年，他正在夕照寺举行那场盛大的宴会，再向前66年，冒鹤亭20岁，他已经为先祖冒辟疆撰写了年谱。他历仕三朝，安享晚年。却不知，早在他去世那年的66年前，他的中国名士身份就已经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