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传统士大夫的一部分想要以经济力量来治国平天下的代表，盛宣怀给了他们一个象模象样的答案。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又很自在地活了8年。他虽然也帮孙中山连续的革命出钱，但他的那条路再也无法回来了。
1916年盛宣怀去世，他留下的子女因为他留下的2000万两银子而大闹了一场。因为这笔2000万的糊涂账，盛宣怀一直在遭受着责骂。大概是因为他以一个士大夫的身份去做商贾的事情，这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与理想。毋庸置疑，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更或是社会环境上，盛宣怀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从士大夫过渡到了商人，最后却没有返回到士大夫的身份上去，且在死后，遭到了许多人的诟骂。谁让他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呢？又赚了那么多钱呢？
贵人李中堂
1844年，中国大地已呈冰消雪融之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盛宣怀来到了这个世上。盛宣怀出生贵族，非穷人所能比。
盛家三代为官，其父盛康虽然出身进士，但摈弃虚夸之学，重视经世致用，曾编撰过《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这位江苏开明人士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和观察中国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上，这对于盛宣怀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
盛宣怀的父亲后来主要在湖北做官，童年的盛宣怀有两处地方可以读书，一处是随父母在湖北，另一处则随祖父母在常州家乡。1860年，长毛军进江苏，打、砸、抢成风，17岁的盛宣怀只得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的亲戚家，后来又到湖北。
此时，他父亲正由湖北粮道改任武昌盐法道，湖北地处淮北与四川两大产盐地之间，他父亲上任后，淮北与四川争夺湖北的市场激烈，相持不下。
小小年纪的盛宣怀大概是解决父亲晚上愁得睡不好觉，就私下草拟了一个将川淮盐业在湖北的销售统一的建议。他的父亲看到这份计划书后，大惊。认为儿子比老子强。后来，这份计划书被父亲交到政府，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
仅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盛宣怀年轻时注意的事情就已经脱离了士大夫空谈与闭眼遐想的套路。他把眼光放到了实际问题上，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空话。
可有一条却是不能逃避的，作为一个士大夫的后代，他关注的问题虽然可以被自己解决，但读孔孟之书，却是必经之路。因为知识分子在当年的出路，恐怕只有一条，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然后才能将理想化为现实。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回到家乡与二弟一起在武进县应童子试。中了秀才，次年，祖父去世，盛宣怀乡试落第，从此，他开始了与落第为伍的日子，1867年，1873年和1876年，他三次去参加乡试，三次都落第，举人这一毕业证对他而言，实在是太难拿了。
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他的频频落第，而是他的智商与落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任何认识他和他父亲的人都由衷地说过，他是个天才这样的话。帝国时代，天才二字恐怕不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那两个字。天才就意味着考中畅通无阻，就意味着将来可以出将入相。
有人说，盛宣怀如果肯把心思放到四书五经上一半，那么，他中个举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他偏没有放到这上面，只是一味地在追求实际事情的解决方法。虽然他没有中得举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前途。
1870年，李鸿章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受命率部前往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这位一向以人才为本的总督无时无刻不在招揽人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样是江苏人氏的杨宗濂向与盛家有交往，于是，盛宣怀的父亲将儿子让这位老乡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一见到盛宣怀，谈话不久，就对这位后辈赞赏有加，随即给了他营内文案（即机要秘书）兼充营务处会办的职务，随军队前往陕西“剿回”前线。
盛宣怀的父亲这一举措被后人称为有先见之明，但是这位最合格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虽然也很务实，可在把儿子介绍给李鸿章这一问题上，实在是无可奈何。自己乃堂堂进士。儿子却连秀才的影儿都没有见到，总不至于让他考一辈子秀才，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是，他在给儿子选择一条出路，或者说是一条迫不得已才走的路。那就是洋务之路。
盛宣怀是否有能力把这条路走得非常好，他的父亲似乎也没有把握。但他知道的一件事是，儿子从出生开始，一直就在关注中国将走向何方，或者说是，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才能走向远方的问题。
盛宣怀出生的前两年，大清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一年，魏源在林则徐于1840年组织人力编成的《四洲志》基础上，辑著成《海国图志》，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当1861年左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标志已完全凸显。
1861年，盛宣怀18岁，中华大地上相继建立起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安庆内军械所成立，同时，洋务运动开始。第二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上海洋炮局，专门请了洋技师来负责指导。1863年，湖南人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大江南北，整个中国都在为一种看上去非常光明的洋务运动而开动一切机器，种种洋务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使本就喜欢务实的盛宣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洋务思想。有时候，一旦社会的力量来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时候，你想不改变都不可能。
盛宣怀在李鸿章那里的工作主要是草拟一些文稿，有时候也参与一些军事工作，李鸿章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盛宣怀非常勤勉，盛夏炎暑，每日驰骋数十百里却不叫苦，要知道他只是一个书生，从前哪里受过这样的苦。一方面是努力，一方面是才华，两者结合，其崭露头角是必然的了，据说他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
不久后，天津百姓攻击西方教会，西方国家把兵派到海上，希望大清朝廷给个说法，李鸿章奉命将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
李鸿章走后，陕西军务由刘铭传督办。为了加强陕西淮军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淮军营务事宜，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担任此要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采购与后勤。
正是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职务，给了盛宣怀去沿海津沪购买新式军用装备的机会，有了与上海、天津等地外国洋行较为广泛的交往、接触洋务的机会，盛氏洋务也就拉开了帷幕。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了另一个盛宣怀的父亲，这位老人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李鸿章的“小算盘”。盛的老父亲深深知道一点，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太多了，但儿子实在不争气，李鸿章当时权倾一时，其所办洋务又是儿子所好。把儿子送给李鸿章，无疑是让儿子将来做官的一条捷径。即使无官可做，李鸿章的洋务也能让儿子学到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在任何地方学习不到的。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他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拟定《轮船章程》，这分章程包括“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条纲领，由此奠定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础。
两人的目的很明确：筹国计必先顾商情。
所谓“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富民才能强国。这是“官商一体”而实现“双赢”的高明策略。
这一年，盛宣怀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三年后（光绪十一年）升任该局督办。
1874年，盛宣怀和李鸿章达成一致，将属于外国人的吴淞铁路买回。这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窄轨轻便铁路，全长1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当时，英国人并没有通知中国自己要修铁路，可后来居然修了，而且还用。李鸿章由盛宣怀出面办理谈判事宜，最后，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并且拆毁。
这件事让当时的清朝政府与李鸿章对盛宣怀刮目相看起来。李鸿章还给了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高评价。
由此后，盛宣怀开始走上盛氏洋务的光明之路，1880年，他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1896年建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建立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10年办成私人性质的上海图书馆。这一切都是盛宣怀创造的中国第一。
在创建银行上，盛宣怀与李鸿章有些摩擦。
中国境内最早的银行是英国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创办的的丽如银行，最开始，它在香港设立分行，同年又在广州建立它的机构。1848年，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此后诸如花旗、汇丰等世界有名的银行逐渐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
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中国人始终没有自己的银行，对于任何事都要争第一的盛宣怀来讲，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李鸿章一直想和洋人合办银行，盛宣怀非常不满意。
当他听说英国人赫德准备在上海设立一家中英银行时，便对李鸿章说：“银行是商务的枢纽，哪有我们开关互市，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聚敛财富，而自己什么也不做的道理！”
经过再三劝说，李鸿章答应了盛宣怀的要求。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政府提请开设完全由中国商贾集资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将总部设在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实际上，这个银行的英文名为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翻译成中文则是中华帝国银行。
这是中国第一家银行，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可见其重视程度。
事实上，没有李鸿章就不可能有盛宣怀。
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李鸿章就上奏朝廷，希望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因为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或许是为盛宣怀制造舆论，李鸿章对其赞美为“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且常跟人说，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帝国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在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总局期间，李鸿章给他写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
李鸿章还对他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
当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时，李鸿章更是频频去信，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因为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当盛氏信心发生动摇时，李鸿章就安慰他，并且直点破事情利害。他对盛宣怀说，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大家现在都在关注洋务运动，倘若一旦兴办不力，正是给了那些反对洋务的人以口实，他们不但会看笑话，而且会落井下石。倘若真是这样，许多洋务大臣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搞不好会功亏一篑。最后，他郑重告诉盛宣怀，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一定不要让自己将来无立锥之地。
李鸿章对盛宣怀寄于厚望，当然也知道盛宣怀要什么。盛宣怀要的做大官，办大事。
所以，如果我们画出盛宣怀的官场路线图，会发现，这条路线绝对是一条直线。
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
还有一些官职，几乎是一日三升：湖北开采煤铁督办；电报总局总办；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督办；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以督办身分接办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并为公司大股东；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授工部左侍郎、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盛宣怀自己也承认，这都是李鸿章的提携之功，所以，他对李氏的感谢已非言语所能表述的了，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
关于李鸿章为什么会对盛宣怀如此器重，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说，“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在他看来，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种说不出的痛
在庸人看来，盛宣怀的现状太让人满意了。手中既有权，又有钱，还有重臣李鸿章这座靠山。但真正的欲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永不会这样想。盛宣怀身上，或多或少地还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将自己平生所学所得，卖与帝王家。
然而，这就是冲突所在。你想给的，正是对方不想要的。或者说，你想给的，正是别人不想让你给的。
盛宣怀与李鸿章迟早会有矛盾，原因无他，全在李鸿章身上。
1896年，盛宣怀已经52岁，这种年龄正值做出大事，并能把大事做好的年龄。无论是阅历还是头脑，都正处在高峰期的年纪。此时，盛宣怀也有了做大事的资本。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全在他掌控之下。尤让他兴奋的是，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
太常寺少卿不过一虚名，用来映衬他作为士大夫的那一面。而专折奏事权却大有意味，这个权力可以让他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指点江山的人面前，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手指头来为指点江山的人数数。其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另年后，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等人变法，给这些人的权力中就有专折奏事权。
与皇帝可以直接沟通交流，不需要通过任何转折，这在帝制时代无异于祖坟冒了青烟。
盛宣怀一旦拥有这个权力后，绝不浪费，在得到这权力后的第三十天，他就上了一道奏折，是为《条陈自强大计折》。
当然，中国人喜欢铺陈，这道奏折的前半部并无可观之处。他对在动荡时世中的帝国命运之忧思和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那个时代，但凡是个读书人就能做到的事。这道奏折中最让人可观的是后半部分，盛宣怀对如何维系帝国的统治，提出了具体而更有利于自己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