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的那边，父亲老了，像一座石砌的拱桥，被岁月苍凉。父亲是从后背开始老的，现在甚至有些驼了。每每忆起父亲，父亲总从叶子烟和苞谷酒里走出来，走进潮湿的老屋，沉默寡言，心事徘徊在油盐柴米之间。
记得他在一盏煤油灯下记帐的背影；记得他的桌子抽斗里，躺着一节节剪好的叶子烟；记得天井里雨声淅沥的黄昏，他爱一小杯一小杯抿着苞谷酒；记得有好多次交不起学费，我开口找他要钱，他愁眉锁眼，头低着，那微驼的后背愈发沉重。
父亲的父亲是从江西来到鄂西的。
清末民初，爷爷辈挑着担子背着铺盖沿清江逆水而上，闯进这深山老林做生意。那情景，颇似如今下海南的打工仔。这片山区特产丰富，桐、麻、漆、茶，样样都有。于是娶妻生子，安居乐业，置房买田，企盼发财。没想到日本飞机丢下几颗炸弹，把积攒的家业变成了一片废墟。也好，家庭成份落了个小商，省去日后许许多多的麻烦。但十年浩劫期间，仍有造反者贴大字报，称我父亲为“破落地主”。父亲说：冤枉，没享过几天福。
他生性怯懦善良，不理家政，走路怕踩死蚂蚁，掉片树叶怕打破头。工作期间年年是先进，但一辈子连个科长也没混上。临到退休，发给一张经济师资格证书，算是一种荣誉。但他大事不糊涂，是非分得清。有个个体茶庄聘他当会计，月薪二百，他只去两天就告辞回家了。问他原因，他说：尽是黑帐，我不能做。结果原单位返聘，工资仅几十元，他却做得尽心尽力。母亲说他是个老实疙瘩，尽吃亏。
他爱看书，那书是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母亲无工作，靠他一人那点微薄薪水养活五个孩子，确实不容易。可他仍然省下钱买书。有次他在利川买了《儒林外史》，我在恩施也买了《儒林外史》，只好分一本给别人。我家那时有一张老式红漆大木床，带栏杆，两边床脚各有两个长抽斗，就是藏书的地方。这两个抽斗是我的营养柜，我从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中窥到了山外的天地，小小年纪便幻想做精神漂泊者。
父亲也曾动笔写过小说，我是在读小学时从他的一个绸面精装笔记本上发现的。用的是“五四”时期的语言，把“她”称作“伊”，文笔像郁达夫式的。他写道：“伊靠窗坐着缝衣服。一抹艳红的夕阳映着伊的侧脸，将那脸部轮廓勾勒得十分生动与丰满。”就这么两句，文章才开头，没了。我疑心他在为母亲画肖像，很可能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可惜父亲没有写下去，大概是贫困艰辛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割爱。但我毕竟把这两句话烙印在脑子里了，如夏夜两只荧火虫，光幽幽的，极诱惑人。
父亲与儿子感情多于语言。每见他那由生活重压而隆起的驼背，我无话可说，只有伤感。我感谢父亲给了我创作的精血和漂泊南方北方的韧性。父亲的梦由我接着做，由我来圆。
我能圆么？父亲是一本大书，做儿子的能读懂么？石拱桥藏着多少传说和传奇，那都是人生的真阅历。
传说，父亲是坐轿子骑马的三少爷，即使与母亲婚后，依然打麻将赌博通宵不归。钱输光了，连母亲的金银首饰也偷去送给当铺。有天夜里母亲去抓赌，牌桌上的四个人她都不认识，后来别人才告诉她，那个戴礼帽和墨镜的人就是父亲。父亲化装赌博的故事，在我们家族里传为佳话。
除了传说，还有传奇。第一次抓壮丁时，他被家里拿棉纱和布匹保了出来。第二次抓壮丁时，送兵的车开到四川境内，他跳车跑了回家。巴山蜀水，餐风宿露，他是怎样步行回家的呢？父亲是一部小说，小说中有许多吸引人的悬念。
抗战期间，遭日本飞机轰炸，家业破产后，父亲便去“福星和”当学徒，开始给老板端茶送水送货守夜，慢慢地就学会了打算盘记帐。解放后，他是茶叶公司第一批职工，穿起制服，当上统计员。父亲朴实勤谨又很聪明，很快学会了看茶——只要看一眼茶碗的水色，就知道是玉露还是毛尖，是几级茶。他天生就有生存的悟性和能力。
有一年，我接到母亲的召唤，说是父亲得了急性肝炎，正住在窑湾传染病医院，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我从山西赶回老家，在病床旁陪他，读他花白的头发和寡瘦多皱的脸，以及在他侧身而睡时，微驼的后背勾画出的桥的轮廓。我想我也会老的，也会变成一座桥的。我是父亲的儿子，也是儿子的父亲。
事实上，父亲很快就康复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抽烟喝酒，连米酒也一滴不沾。唯一保持至今的爱好是打麻将。每次从麻将场上回家，他都是笑嘻嘻的，见着孙儿孙女，一人给五块钱，言称是打麻将赢的。其实，哪有常胜将军？他不过借此表达一份天伦之乐的心情。
在这个人世上，父亲已走过了７０年的路。离乡背井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他。特别是有月的秋夜，老家浮现，父亲浮现，他那微驼的后背像石拱桥，苍老而安详。日子如生命之河，就这样从桥下潺潺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