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有九道泉水，俗称头道水、二道水、三道水……母亲的家就在头道水的山湾里。
母亲是住在山湾里的岩洞里长大的。
母亲是喝着清甜的山泉水长大的。
山坡上的竹子密密的，母亲砍了竹子破成两半，把中间的节疤打通，连成一道竹槽搭成的桥。于是，清甜的山泉水顺着竹槽流进了岩洞屋的石缸里。
母亲用泉水煮苞谷饭、烧罐罐茶、喂猪、洗菜、洗身子。
母亲用泉水滋润着一首咿咿呀呀的童谣。
外公和舅舅们在离山湾好远好远的田里栽秧。外婆送饭去了。母亲背着背篓在田边地角割猪草。绿茸茸的鹅儿肠，猪是最爱吃的。母亲手脚利索，不多久就是满满一背篓猪草。
她掰了一枝黄灿灿的山胡椒花，插在背篓里。瘦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在田间小路上。黄灿灿的山胡椒花摇摇晃晃地，陪伴着瘦小的她。
黄昏，她把晒干的鸡毛草塞进灶孔里，岩洞屋里飘出一缕淡蓝色的炊烟。洋芋果果熟了，黄豆磨的合渣汤也香了，连月亮也出来了。母亲跑到山湾湾的岔路口，接外公外婆和舅舅们回家。山高月小，母亲小得像只麻雀。起风了，把她的印花布衫子鼓得像只张开的翅膀。
岩洞的桐油灯忽闪忽闪红红的。红红的火苗染红了母亲黑油油细溜溜的辫子，天上的月亮温暖着一个乡下丫头春天的梦。
自然，日子长长的。
母亲的辫子也就变得长长的了。
紧靠岩洞屋的山脚下是一片新开的桔园。桔子树第一次开花的时候，母亲就出嫁了。
唢呐鞭炮嘹亮了整个山湾湾。
土家族风俗时兴哭嫁。母亲不是为了风俗而哭，她是真的哭了，伤心地哭了。哭那终年潮湿的岩洞屋，哭那清清甜甜的头道水，哭那翠竹、桔园、鹅儿肠、鸡毛草。她哭的是昨天的月亮。她哭的是父老乡亲们艰辛的岁月。
母亲的花轿悠悠地，从乡下抬进了城里。
下轿了，她下轿时才只有十七岁，挪动着一双在山里走惯了的大脚，颤颤抖抖地，踏进了生意人家三少爷的门坎儿。从此，街坊邻居都叫她三嫂子。
生意人家规矩真多。上有爷爷奶奶，下有伯伯姑姑，早要问候，晚要请安，端茶、送水、洗衣、做饭，都是母亲的事情。吃饭不能上桌子，祭祖不能走在前面，眼巴巴看着姑姑们背着书包上学堂，母亲推着石磨转了一圈又一圈。
沉重的石磨，磨着苦难的故事没有完。
父亲出远门做生意了，好不容易赚回来几个钱，又在赌场上输了个光。他便偷走了母亲结婚时的金耳环和金镯子，又躲进一间小楼搓麻将牌去了。牌搓得哗啦啦响，家产也哗啦啦如水流淌。奶奶抽着鸦片烟指着母亲说：“连个男人也管不了，你是头猪么？”母亲心里好委屈，好难受，好恨。她咬着牙不说话，照样补衣服、扫地、推磨……
淡淡的月光从玻璃亮瓦射进堂屋里，映着母亲忧伤的泪，映着流泪的红蜡烛。
十八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她好像又有了盼头，生命的树又萌生了一叶新绿。
土家族人崇拜白虎，她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看见我皮肤粗糙糙的，她天天给我洗澡。
因为有了我，父亲也渐渐变好了。母亲让父亲买来藤制的摇窝儿，她常常在温柔的月光下给我喂奶，然后把我轻轻地摇入梦乡。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鄂西山区寒砭肌骨的冬天过去了。
山坡坡上，桃花、杏花、李花、梨花全开了，春天说来就来了。
父亲脱掉长衫，穿上了国家干部的蓝制服，在茶叶公司当统计员。日里夜里，他把算盘子拨得噼啪脆响。
母亲在茶叶加工厂做季节工，选茶、筛茶、搓麻绳、洗麻袋、捆茶包子。身强力壮的母亲喜欢这种生活，用劳动赚来的钱养活自己的儿女。再苦，心也是甜的。
清江的水清得见底，站在桥上看得见水底的鹅卵石。晴天阴天，夏天冬天，母亲总是挽起袖子裤子，站在河水里洗那些洗不完的麻布口袋，洗干净了就晒在宽宽的河滩上。
一大片白白的布袋，像一大片白白的雪。
母亲的木捶棒一上一下地起落，溅起了亮晶晶的水花，溅起了一个家庭妇女无限美好的希冀……孩子一个接一个生，我下面又添了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儿多母苦，母亲仍然是受罪。但母亲从不抱怨命运，从不为腰酸腿疼叹息。屋里屋外，日出日落，还跟乡下时一样辛勤。
她把我的衣服改给妹妹穿，妹妹的衣服改给弟弟穿，都是旧的，打了补丁的，却都是干净的，整整齐齐的。隔壁的杨妈妈夸奖母亲：三嫂子好福气，儿女们一个个好清爽！母亲望着高高矮矮的儿女们笑：都是冤孽，还不完的债，指望他们读点书，有碗饭吃就行了。
那些年，母亲并不见老，还是像做姑娘时那么好看。不过，没有辫子了，乌黑的短发剪齐耳根，爱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斜襟便衣。空闲时，她还参加街道的扭秧歌、打腰鼓，去扫盲班读书认字。有一天她居然学会骑脚踏车了。母亲蹬着脚踏车，从老城六角亭的陡坡上冲下来，路边的人都说这个女人好有本事。
山泉日夜流着，不是潺潺地响，而是叮咚地唱，一出山就流得好远好远。母亲原本是个来自山乡的坚强能干的女人，她的路好远好远。
母亲的头发是我们插队那年变白的。
开始是一缕淡黄，后来是一绺灰白，再后来是一簇一簇银白色。
五个子女全下乡了，一下去就是六年，等我们回城时，母亲的头发白完了。
母亲的眼睛肿得红泡泡的，心疼得酸酸的，又有大字报说父亲出身于破落地主，她实在不愿在家里担惊受怕地呆下去了。母亲跋涉遥遥数千里路，风尘仆仆地跑到清湖村来看我们，帮我们做饭、洗衣、养鸡、纺棉花。
清湖的月朦朦胧胧的，清湖的夜死气沉沉的，母亲那辆纺车呜呜咽咽的。偶尔一两声狗叫，像哭，为母亲的纺车和她的凄苦。
冬夜连着春夜，纺车把母亲纺老了，纺出了母亲的一根根白发……
后来，我们都陆续找到一碗饭吃了。那时，我在黄土高原的北方工作，发工资了，便让妻子织件新毛衣给母亲寄去。几个月后，母亲还是用这些毛线，给我织了一条新毛裤，又寄回来了。她在父亲的信里说：“北方天气冷，山里面暖和多了，我用不着。”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思永远惦念着儿女们。
我每次从远方回家，她总笑得合不拢嘴；而我每次离家，看见的却是她啜泣的背影。
无论在哪里，母亲总是轻轻地走人我的梦帷……她说：莫熬夜，少抽烟，身体要紧。
或许由于天气太冷了，于是雪覆盖着她的头；由于风太硬了，于是眼角摇曳着一根根长藤；由于儿女太多了，于是乳房的丰满才由山岭沉落为粗糙板结的贫瘠和干瘪。
母亲终于老了。她在长长的路上走累了。
我记得，母亲的头发是我们插队那年变白的。也怪，那年的节气才是小寒，就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
每一个幽幽的夜，母亲都要吃几片“心得宁”。柔弱的肩膊曾经挑得起疼苦却挑不起儿孙满堂的欢乐，母亲患心脏病了。
人病了，便会油然生出一片怅惘来的。她开始相信命，悄悄地请过算命先生。算她自己的寿，也算儿女们的前途。我劝过她，她缓缓地看看山，看看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人就是这个样，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我是不怕死的。
我很惊讶，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说的话竟然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她彻悟了？
其实，母亲是不甘心死的，却也是把死看穿了的。儿女们对她说：活着，总是有幸的。
母亲便点头，便要在生前选一块坟地。选来选去，还是选在头道水的冉家湾里。选好的坟地周围，埋着外公外婆。这样，母亲就不会感到孤单了。她从生到死不愿离开那块土地。
土家族有个古老习惯，在人活着的时候就立下墓碑，这叫“在生碑”。人死后，再把碑竖在坟头。母亲从乡下一回来，就要我们请石匠，她要立一块“在生碑”。
“在生碑”大概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豁达、清醒与超脱吧。母亲把生和死看成一样的。她素来就好强。她面对死亡就是这样洒脱。
母亲反复叮嘱，要把所有儿孙的名字都刻在碑上，日里夜里好陪伴她。不然，她就显得太寂寞了。
又说，坟前种两棵桔子树，让那一盏盏红灯笼照亮夜路，她的魂儿才看得清归途。
还说，每年清明记住给她上坟，多烧点冥钱，但不要五十、一百的票子，阴间换不了。
母亲说话时不是凄凄哀哀的，她那心脏病人常有的潮红的脸上，浮着真诚的笑。
我想，等到来年春天，山胡椒花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要陪母亲去头道水的冉家湾里看看的。
到那时，“在生碑”肯定打好了。
碑，长长的，方方的，厚厚的，是属于一个平凡的母亲的。于是，母亲笑了。
母亲的笑是恬淡的，蕴蓄的，像润泽的暖色调的山胡椒花似的。
山湾里的泉水日夜流，叮咚叮咚地流走了。流不走的，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深深的，沉甸甸的，全都刻在那块“在生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