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飞机上认识这个红花套的女人的。当时离起飞只有几分钟了，而她却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刚刚风风火火地闯进机舱。她对着机票看了看座位，然后吐出一口长气，一屁股就坐在我旁边了。
她见我的同伴注视她，就向我们解释晚到的原因。她说的是难懂的广东鸟语，什么火车、汽车、出租车，意思是转来转去就耽误了。我和同伴问她是不是去三峡做生意，她一下子就听出了我们的口音，于是笑起来，改用宜昌话，毫无顾忌地说：“我就是红花套鄢沱的人，急着赶回去过年哪！在广东好难得听到一句家乡话，见了你们我就想哭了。”她就这样说着，笑着，让人感觉到她特别爽快、质朴。
旅途中，我和同伴与她海阔天高地聊天。她是个瘦瘦的、眼睛大大的女人，虽说眼角有鱼尾纹，但翘鼻子小嘴的，仍有几分古典之美。我的同伴不相信她有３８岁了。她说：“远看一枝花，近看鸡子抓，再看豆腐渣。加上飞机上灯光暗，看不清楚。等天亮了你们看吧，要几丑有几丑！你们看我额头，像一道道绳子印。这双手，粗糙得像锉子。想起做姑娘时候，我那双手又白又嫩。现在打了４年工，人都打老了。”她长长叹了一口气，我的心也随之颤动起来。
这个红花套的女人其实也有过短暂的欢乐的童年。她爱读书，爱唱歌跳舞，长得又好，自然逗人喜欢。县里文工团曾把她选去当演员，几个月后被她母亲拖回家了。她回忆起小时候盘起两条长辫子登台扮演铁梅的情景，脸色温婉动人。她说读书时参加学校文艺表演，上山砍了三天柴，买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坐在山坡上，腰都笑软了。
可惜，好景不长。她６岁时，被打成右派在山村教书的父亲病故了。母亲带着６个孩子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为了供哥哥读大学，她读初二就回家务农，后来结了婚，没想到男人又出车祸死了。嫁人吧，一方面是婆婆管得特紧特狠，生怕她再嫁。她说她婆婆一张嘴，又薄又快像刀子，骂三条湾都不熄火。另一方面拖着一儿一女，谁愿娶她呢？女儿读高中，儿子读初中，吃饭穿衣盘成人，每走一步都要钱哪！生活逼得她只好去广东打工。
在东莞，她开始是铺一块塑料布摆地摊，在街头巷尾卖水果。半年后，赚了６００块钱，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次又拉又推地拖着一车水果爬上坡，她感到腰椎骨都要挣断了。然而屋漏偏遭连夜雨，三轮车又被人偷了，半年辛苦白干了。她说：“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呢？”她的话像石头硬硬地砸在我的心上。那一刻我觉得命运真是不公平，为什么窃贼偏要欺侮这样一个勤劳而美丽的女人呢？
她通过熟人找到一家香港老板办的工厂打工，一天做十几个小时，一年四季关在厂房里，连外面下雨天晴都不知道。吃的菜是肉皮上带毛的，睡的架子床不敢翻身，熬到年终了，想回家看看，还得请人代工，不然再回来就没有岗位了。想家啊，想得人肠子打绞。她说：“每次在电话里，听见女儿说，妈妈，你要注意身体。我就鼻子发酸，眼泪直往外冒。”她扭过头，眼睛噙着的泪水在灯光下朦胧闪烁。我岔开话题说：“你很健谈。”她笑了笑：“长疙瘩，短疙瘩，说的都是些树疙瘩，你们别见怪。”
到宜昌了。她妹夫带着她的孩子开车来接她。那一刻，再去看三峡机场，灯光依然亮，彩旗依然飘，旅人行色依然匆忙。她牵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瘦瘦地走在人流中。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涌出一些淡淡的惆怅，同时，这惆怅也是瘦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