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是中国清末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来到中国传教，认为应以教育为先，让中国人脱离贫困，才能真正达到传教的目的。他致信英国浸礼会，要求派高水平的牧师来中国。1891年起他担任上海同文书会的秘书长及《天津时报》的主笔。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他仍任原职。广学会在他的领导下出版了大量书刊，尤其是《万国公报》，致力于翻译西学，兴办学校，鼓吹维新变法。他与中国的高层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曾纪泽等都有深厚的交谊。在康梁变法的时期，他到北京参加了强学会，差一点成为光绪皇帝的改革顾问。他在中国生活了45年，救济灾民、兴办教育、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忙忙碌碌，似乎一刻也不曾停歇过。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慈善家于一身，广泛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近人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的经历：“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在李提摩太的介绍之下，杨仁山在上海又认识了欲振兴印度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人达摩波罗。两人一谈倾心，杨仁山对达摩波罗的理念和计划十分赞同，他们都认为印度佛教自10世纪后，事实上已经灭亡，要重兴印度佛教，须从中国、日本这些佛教发达的国家派遣精通佛法的青年去弘传。杨仁山答应波罗要在中国培养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弘法。
这可能是杨仁山后来创办祗洹精舍最初的一个动因。
四、失而复得的古代大德著述
正史记载，佛教在中国流传为东汉永平八年，但佛教实际传入中国的时间却要早得多。当代陕西法门寺的考古挖掘发现，早在公元200多年前就有13位印度僧人带着19颗释迦牟尼的舍利，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传播佛教。这一初来乍到的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扎下根来，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直到东汉永平时期，佛教受到皇帝的重视，派遣一支18人的队伍前往印度，然后由一匹白马驮运大量经典回到国内，建立白马寺，于此，佛教在中国才开始真正兴旺起来。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众多高僧大德对佛理进行阐扬，最终使这一外来宗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并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深入契合，相融相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隋唐时期，迎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佛教开始形成，大乘八宗门派依次建立。
大乘八宗门派中，每一宗门派的建立，都经历了好多代高僧大德带领无数弟子勤修苦炼，不断探索、阐扬、完善，才最终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如禅宗，从达摩西来，面壁十年，是为一祖。二祖慧可断臂修行，再经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直至六祖慧能著《六祖坛经》而集大成，而后又南北分派，产生了怀让、行思、道一马祖、石头希迁、百丈怀海等一大批佛门大师级的龙象人物。每宗每派在建立的漫长过程中，每一代高僧大德们都留下了大量他们对佛经的注解、注疏和疏钞（注释的注释），以及阐扬佛理的论著。这些著述浩如烟海，灿若星河。尤其是唐代及唐以前各宗门派创立初期各位高僧大德的论著更是佛教文化长河中的瑰宝，如被称为诸经之王的《华严经》，创立华严宗的贤首国师和清凉大师，都是著作等身的人物。
现代人学佛，若要不产生歧义，不误入迷途，就必须正本求源，了解认识这些古代大德的学说和思想，从而能正确理解、领会中国的佛教。从国外回来的杨仁山，深切感受到西方国家学术的发达。他认识到，如果自己要肩负起佛学复兴的重任，仅仅刻印流通佛教原典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刻印流通古代大德重要的佛学论著，繁荣佛教学术。这是当务之急，是佛学复兴道路上的重要环节。他的北京之行就是为了寻求古代大德的佚书，但他几乎空手而归。
自唐代以后，中国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各朝各代都有对佛教严格控制的时期，并且千年之下，战乱不断，兵连祸结。到清末几经战乱，大江以南，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佛书了，中国无数古代大德的煌煌著作，已灰飞烟灭不见踪影。
1885年南条文雄在英国学成回国，杨仁山在与他的通信中，就请他在日本代为寻找有关佛学的书籍。后来杨仁山再次出国，他们的通信也时断时续。直到1890年，李经方出使日本，杨仁山因与李经方同时跟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与李经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李经方出使日本，杨仁山向他推荐自己的妻舅（内弟）苏少坡作为他的随员一道出行。苏少坡动身之时，杨仁山嘱他带一封信给南条文雄，并将在北京得到的《梵文字母谱》和《身心语》作为礼品送给南条文雄。在信中，他烦请南条在日本帮助寻觅中国失传的古代大德佚书，开列了18种他急切想得到的佛书书单。苏少坡到日本后，很快就找到了南条文雄，转交杨的书信和礼品。南条文雄及时给杨仁山回信致谢，答应尽力寻找杨仁山所需之书。
南北朝的梁元帝时期，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隋唐时，日本派遣大量僧侣到中国留学，中国的高僧也东渡日本传教，最有名的就是唐代的鉴真东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献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
果然，南条文雄很快就在日本找到了一批中国的古代大德著述。1891年6月，杨仁山收到了南条文雄寄来的第一批书，第二日，又接到南条文雄的朋友东海玄虎和町田久成二人寄来的佛书，共计86本。这些书有一部分是杨仁山所知道的，但很大一部分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他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回信感谢，同时又开出甲、乙两张清单，开始更大规模的求购，甲单开列了古代大德书21种，乙单开列了64种。并应东海君的要求，将刻经处所刻之书寄出256本赠给他。另寄出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经籍20本赠送南条文雄。
甲单中所列的21种书目，在日本找到了18种。其中7种分别请人从所藏之处抄录出来，才使得回归本土。乙单中所列的64种，找到了49种。1892年8月，第二批书寄到南京，杨仁山欢喜雀跃，高兴心情非语言所能形容。他求书心切，无有厌足，又向日本朋友开出了丙字单，所列书目数量更多，达118部。
一年后，第三批书又陆续寄到。丙单中的118部书，找到了84种，一大部分仍是请人从所藏处抄录出来的。从1891年到1894年的三年间，杨仁山从日本寻觅回来的古代大德著述达235种、1千多册。在日本，帮杨仁山寻觅汉土古代大德著作的，除南条外，还有东海玄虎、町田久成、赤松连城等多人。杨仁山寄往日本的所刻经书和中国传统典籍也几乎达到了相同的数量。这表明，杨仁山在寻觅古德佚书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着热火朝天的中日文化交流。后来，南条文雄就他与杨仁山寻觅中国古代大德佚书的过程，专门写下了《赠书始末》和《清国杨文会请示南条文雄送致书目》二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为杨仁山所购佛书的经过和所寄的书目。书中还收录了南条文雄与杨仁山及苏少坡的通信共39封。其中，杨致南条的信有10封，南条致杨的信有11封，其余的是南条与苏少坡的通信。南条的书中还记录了杨仁山向南条所赠送的书目。阅读此书，对杨仁山从日本寻觅古德著述的经过、书目名称、所获数目及互赠情况等，均可一目了然。
这三年时间，是杨仁山向日本寻觅古代大德著述的主要时期。这其中大有功劳的是内弟苏少坡。他从中协调，不断奔走，才如有此巨大的成绩。或许，杨仁山向李经方推荐苏少坡时就有自己内心的打算。1893年底，苏少坡期满回国后，杨仁山从日本购书的数量渐少。不过，绝大部分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代大德佚书已经回归国内。后人评论，从日本取回古代大德佚书，是杨仁山复兴中国佛学最重要贡献之一。
杨仁山从日本购回的这一千多册古代大德书，上自梁、隋，下至唐、宋，罗列满架，收集宏广，价值连城。像贤首法师阐释华严的《探玄记》，玄奘弟子窥基所著的《成唯识论述记》等汉土佛典的重要著作早已在中国湮没无闻、失传千年了。得到这些书后，杨仁山择其精要，陆续刊刻了一百多种，为近代佛学的传播和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