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大业五年（609），刚刚年届40岁的杨广事业达到了顶峰时期，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社会经济一片繁荣，人口高速增长，当年统计的全国人口共4603万人。也就在这一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空，大隋拓地数千里，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还成功地在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将大隋王朝的影响力拓展到了西域诸国，“（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大业神话的破灭
高丽壁画
史籍称古朝鲜人为“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他们遍布于中国东北、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以北和韩半岛。朝鲜半岛具有5000年历史，最远可以追溯至檀君建国。但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人居住。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70万年，公元前10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4世纪进入铁器时代。朝鲜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北面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逐渐迁移到朝鲜半岛，从公元前4世纪，在北部形成了一个奴隶制国家，史称古朝鲜。半岛南部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后来马韩统一三韩，称辰国。史书记载：其朝鲜历千余年，致汉高帝时灭，武帝元狩中，开其地置乐浪等郡。高丽本朝鲜地，汉武置县属乐浪郡，时甚微弱，后汉以后累代皆受中国封爵，所都平壤城则故王险城。
由于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大分裂，高丽有了发展壮大的时机，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之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南北朝时期，高丽则左右逢源，一方面不断遣使南朝进行笼络，和南朝各政权对北朝形成包围之势。历代高丽王，从高琏到高云到高安到高延到高成，始终把与南朝政权交好作为基本国策，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不停地贡献财物给南朝各君主，如公元436年，宋文帝欲侵魏，高丽王琏资助军马800匹，而南朝各政权也对高丽王许以加封官爵来讨其欢心，使之成为牵制北朝政权南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高丽和北朝也时有敷衍。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时，高丽王高琏“贡献倍前”。高丽君王心里明白，只有维持南北朝分立的局面，自己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不受中原王朝威胁，因此极力阻挠中原王朝的再次统一和强大。
但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南北后，高丽非常恐慌，此时的高丽王名汤，他已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威胁，于是一方面仿照以前的边疆小国的做法，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另一方面，积极扩军备战，更甚者，派军队骚扰隋的边境。史称“高丽王汤闻阵亡，大俱，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这种既顺又抗的骑墙态度使隋文帝杨坚很是不满，于开皇十七年写信斥责高汤：王每遣使入，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贼？时命使者，抚慰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不在宾。 大概意思是说你高丽王朝既然已经藩附于我，为何还要煽动靺鞨、契丹与我为敌，并且还磨刀霍霍，对我的使者封锁消息，更有屡犯边境，害我边民。杨坚认为高丽的种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对隋朝的挑战和威胁。
要知道，自古以来，东亚世界是以中国各大朝代为宗主，周边国家为属国的华夷朝贡国际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于商周时期的天子分封制。中原强大的王朝经常册封邻国，以维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及边境安全，渐渐的形成了一种册封体制，得到天朝皇帝恩准的国王，才是符合东方国际体系的真正的国王。该部落也变成了天朝的属国，要遵循朝贡之礼。同时，天朝也需承担起了保护该属国的责任。至隋朝时，这一册封体制巩固了下来，成为当时以隋为核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当时已经是四方来朝，但是唯独高丽在这方面敷衍了事，没有诚意。自从北魏世祖册封高丽王以后，高丽一直对中原王朝称臣，并遣使入贡。开皇元年，杨坚建隋，高丽遣使入朝进贡，但在有隋一代，高丽入贡次数寥寥可数，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入朝的次数日渐稀少。无怪乎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对高丽使者言道：“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
其实上仅如此，高丽已经明里暗里和隋朝唱起了对头戏，开皇十八年（598）高丽联合靺鞨侵入辽西地区，“元率靺鞨之众万余，侵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之”，大业三年（607）三月，炀帝巡幸至突厥启民可汗处，发现高丽秘密派出的使者早就到达了那里，种种迹象表明高丽早就与靺鞨、突厥明铺暗盖，其对付的自然是隋。高丽的种种不轨行为，不仅是对隋朝天朝上国地位的挑战，而且也鼓励了其他小国对隋“不忠”，成为隋的隐忧，因此，征伐高丽就有了敲山震虎的意义。
隋朝对高丽的征伐始自杨坚，就在598年，高句丽进攻辽西后，隋文帝就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并下诏黜除高丽王高元官爵。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注：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但已无力投入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虽然出兵不利，但目的总算达到，高丽王慑于隋军威，亦遣使谢罪，隋文帝于是罢兵。
可以说，杨广的出兵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不是脑袋发热的心血来潮，大业六年，隋统治集团曾就高丽问题进行过讨论，裴炬力主讨伐，他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意思是说，高丽原本是中国的领土，怎能不要，高丽心怀不臣之心，怎能不伐。于是，杨广打着“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的旗号，准备向高丽讨个说法。因此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攻城掠地军事目的，而更具有政治含义。
当然，就向现代战争打的是科技含量一样，古代战争打的是经济含量，要是中原处于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年代，中原王朝也难以对高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统一及隋初十余年的励精图治，隋国力大增，具备了征伐高丽的资本。这从隋炀帝伐高丽时军队的数量规模等可以看出来。隋军兵力113万余人，号称二百万，这还不算那些后勤支援部门，“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如果说，杨广在政治上和工程上还有两把刷子的话，军事领域他的确是门外汉，别看他的头衔中曾经有大将军，也参加过平陈战役，但那都是纸上谈兵，是虚衔，真正的排兵布阵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纵观杨广的第一次征伐高丽，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大业七年（611）二月巡幸至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二十六日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于明年春天到涿郡集中。只这一条，就可见杨广军事上的弱智，那有让天下兵马都汇集一地的道理。于是乎，一时之间，洛阳至涿郡的运河上，船队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官道上从全国各地奔赴涿郡的兵卒和运送兵器铠甲等军需的民夫川流不息，拥挤于道，昼夜不停。一场局部战争搞得全国都不得安生，从政治上首先就不可行。
在战役的进行中，杨广的出发点恰恰又是政治因素压倒了军事因素，埋下了攻伐高丽失利的种子。隋朝百万大军分成左右各12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不是作战，大军远征，利在速战速决，尤其是劳师以袭远，历史上也罕见这种撒鸭子式的作战方式，根本就是大阅兵。而且在军事指挥上，杨广也越俎代庖，要求“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直接剥夺了前线指挥人员的随机应变权力，无法应对战场瞬时万变的局面。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杨广还要求部下“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就把战斗的出发点限定在了敌人不战而降的主观设想上，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
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战略战术上，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摆出亘古未有的庞大出兵阵容，完全违背 “兵贵神速”，“速战速决”的一般军事原则，在作战指挥上，隋炀帝又大权独揽，各将领作战中处处受其掣肘，丧失了许多取胜的良机；再加上辽东地区交通不便，气候恶劣，隋后勤保障不利，致使隋军损兵折将30余万，丢弃军资器械数以万万计，惨败而归。
第一次失败后的杨广并不甘心，大业九年（613）二月，他欲再对高丽用兵：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此次出征炀帝接受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从事”。隋军包围辽东城，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正当辽东岌岌可危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炀帝大惊，不得不密令撤军，军资、器械、攻具及营垒等皆弃之而去。第二次征高句丽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发动第三次攻高句丽之战。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注：即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时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困弊不堪，无力再战，乃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
隋炀帝杨广三次征伐高丽，从军事角度来说，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实在是失大于得。但从全局出发，攻伐高丽并不是完全失败的，隋朝三讨高丽，政治目的基本达到，既使周边各族无叛乱之心，稳定了边疆局势，又在辽东及朝鲜半岛上加强了中原王朝的影响，稳定了东北亚局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边境虽然无战事，隋朝内部却乱作一团，直接埋下了隋朝灭亡的伏笔。
隋炀帝东征，动用士卒百万之众，征集的民工数量更是远远大于此。据考证，当时隋朝人口4000余万，而被征集用于大兴土木和东征西讨的劳役人次超过600万。《资治通鉴》记载有：“牛车往者皆不返，土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谨，谷价踊贵，……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因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后来，魏征评论隋炀帝之用兵高丽，曰：“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末之闻也。”实乃千古定论。
一代王朝的倏起忽落
隋炀帝杨广陵墓
隋朝自隋文帝杨坚581年创立，到隋炀帝617年亡国，虽然杨广后还有恭帝（617.11-618.5）、秦王浩（618.3-618.9）、皇泰帝（618.5-619.4）在位，但他们都是傀儡皇帝，且在位时间极短，故在此不被列入隋朝的年限。曾经一度海内一统，繁荣昌盛的隋朝，为何“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