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在探究隋朝灭亡之因时，归纳出了一系列“身亡国灭”的沉痛教训：第一：依恃富强的国力，野心膨胀，好大喜功，丢掉了“无为而治”的根本。第二：为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意孤行。第三：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纵情享乐，忘掉朴素节俭的作风，导致全国风气败坏。第四：不行仁政，而推广法治；不施德政，而重刑罚。第五：赏罚极为不公，升黜极为不当。第六：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加重人民的徭役租赋负担，导致天下大乱，人不堪命。第七：君臣相蒙，上下相欺，导致政治机器运转失灵，国家政务陷入瘫痪。第八：不重民，不爱民，而把人民当犬马，当敌人，最后导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第九：行幸无度，放弃关中战略要地，远游扬州，最后死于叛军之手。第十：崇佛道，轻教化之风、矫情施诈之风、请托贿赂之风、奢侈逸乐之风、投机盈利之风、人情滥赏之风、大兴土木工程之风、靡乱无耻之风，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成为瓦解其政治经济体制的腐蚀剂。
魏征的矛头直接指向隋炀帝自身，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封建帝制下，王朝的兴亡，应该由君主负主要责任。但客观地来说，在炀帝统治的前半期，至少到大业十年（614），虽然时间很短，但也出现了隋代最繁荣的时期。这说明，炀帝并非治国无能之辈，除了三征高丽的不明智之觉外，隋炀帝其他的政策和举动也并不是出于奢侈荒淫的本性，而是有着极高的政治远见和战略意图的，并且也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建造宫殿则也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号称世界第一城的大兴城也是杨坚的杰作；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所以在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认为：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真正让隋朝走向灭亡的，不是皇帝的能力有限，而是皇帝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国家命运的帝王的性格对王朝的兴衰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面对父母后清教徒式的生活，近乎变态的嫉妒和近乎畸形的氛围，乖巧的杨广学会了察颜观色，“弥自矫饰”，投父母所好，取悦于人。正如胡戟先生所言：“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非常人才。” 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13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及至即位后乃无限扩张，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可见一斑，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的郑声。而少年发达，功名事业易如反掌的顺境，“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一旦身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以杨广日后的悲剧情结，也是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另外，封建帝王万乘之尊、独一无二的王者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唯我独尊、刚愎自用。这一通病在炀帝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也最为典型。杨广笃学博识，多才多艺，智能超群，显赫的出身地位，杰出的文治武功，成了他自负和高傲的资本。史载：“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常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他自负才高无伦，从来不听大臣的良言相劝，对于忠谏的大臣一律杀掉。正直有才干的大臣被排斥一空，当时在朝廷之中剩下的多数阿谀逢迎的无能宵小之辈。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怀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大臣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外表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这是明显的近小人远君子的亡国之言，于是乎，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杨广的身上融合了高超能力加卑劣人品的典型，一方面是高瞻远瞩、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是随心所欲、急功近利与妄自尊大。这些集中体现在大业八、九、十年，炀帝连续三征高丽，这是他人生、事业的转折点，也是隋王朝从极盛急剧转向乱亡的转折点。首征高丽以隋军的惨败而告终，不可一世的炀帝遭受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失败，自尊自大的他当然不会从自身方面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认真总结其惨败的教训，而是将责任推给各个将领，盛怒之下他严惩了宇文述等几名带军不利的将领。这次失利，也使炀帝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其根本原因不是农民起义，那时尚处在初发阶段，其人数并不多，规模影响也并不大，而且一向自命不凡的炀帝对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是非常藐视的。而是征战高丽的惨败，他在众目暌暌之下蒙受的奇耻大辱，充满自信和狂傲的心受到的致命打击，失去理智的炀帝此时根本不会去考虑如何治愈这次远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而是急于要去报仇雪耻，去重新赢得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以挽回其大国天子的尊严，抚平心灵的伤痛，第二次征高丽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进行的。
二次征伐高丽中杨玄感的反叛，给了隋炀帝一个严厉的警告和信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日趋激烈，农民起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此时隋炀帝的当务之急应是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调整政策，采取适当措施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维护国内的。但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他却一意孤行，视当时极为严峻的局势而不顾，不平高丽，难平心中的愤恨和羞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三伐高丽。大业十年二月，炀帝“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不懂得动用兵役夫役的基本限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暴力还是由经济力量来决定”，农耕社会的军队调用都必须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养兵用兵都需根据民力即经济能力而定。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脱产官吏和军队若超过人口3%，通常便会超过社会负担能力。隋廷最盛时人口统计为4600万人，若加逃税隐漏者至多不过6000万，炀帝时服兵役劳役者至少超过800万，尽发男性青壮尚不足，竟至“役及妇人”。
隋炀帝的性格也直接导致了隋朝速亡的悲剧，虽然隋朝末年起义蜂起，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看出，但可惜的是，在一连串的打击后，杨坚彻底丧失了东山再起的信心，采取了消极颓废的逃避行为，躲到了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在618年那个凄雨绵绵的早春，被困江都的杨广只能终日醉酒消愁，哀叹颈上好头颅不知谁来斩，却仍不明白众叛亲离的根本原因。他在身边军人叛乱前不久，还赋诗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真可谓至死不悟。因之后人论及昏君暴主，莫不以隋炀帝为最！
当然，除了隋炀帝的性格因素外，当时的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格局也是导致隋朝速亡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杨坚建立隋朝是依靠关中大姓家族的支持，但杨坚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针对世族势力的政策，使得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但仍然没有从根基上动摇世家大族的实力，李渊在《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一文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说明了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很高，势力强大。
再有就是从江淮到岭南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其时，陈之故境，大抵皆反。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是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为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立即起兵反隋。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地区，隋征吐谷浑后，国家马驴死者十有八九，后征高丽，隋炀帝诏征马匹十余万，主要出自中原，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家而九，反心尤盛。
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隋朝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杨玄感起义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杨素之子，杨素死后，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大业五年（609），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可见统治阶层内部的四分五裂。
李渊也是如此，他是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趁火打劫、称帝建国，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3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四年（618），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历史与杨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隋朝起自宇文世家，又灭于宇文世家。
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徵在《隋书》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们得到了传国宝鼎。
隋朝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情况颇似秦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外表强盛至极，在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埋藏着深刻的不安定因素，统治基础很不稳固。这种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才是隋朝在强盛之际，转而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