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北京机场时，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想好了该如何做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刻意要在这举世瞩目之时，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并略为修补美国过去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同时为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故特意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此事虽已再三叮咛，但他又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机舱口，以防其他人员紧随其后，当他和他的夫人快步走到舷梯尽头时，在掌声中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摄影师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时刻，快速摄下了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握手的瞬间。
这一历史性时刻被许许多多的摄影镜头摄下了。
尼克松为这一时刻作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绝妙的一笔。他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
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尼克松到的当天下午，在美国人用完午饭不久，毛泽东便表示要跟美国总统谈一谈。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握手之时，毛泽东说：“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可不赞成这样啊！”这句话让大家都笑了。
当尼克松跟毛泽东试图谈论一些具体问题时，毛泽东说：“具体问题你找周恩来谈，我跟你只谈哲学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和尼克松的情绪都很高昂。周恩来不时地仰首开怀大笑。
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上，周恩来特意安排军乐队演奏了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尼克松非常感谢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因为这是一九六九年他为自己的就职仪式选的一支歌曲。
在宴席上，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帕特寒喧时，指着摆在桌上的特制的熊猫牌雪茄烟烟盒说：“我想送你这个。”
“你说……烟吗？”帕特大为吃惊。
周恩来笑着向帕特解释道：“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身旁的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要送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卫星传输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新闻中播出。这一天，在美国的街头巷尾、在家庭餐桌土、在公司走廊里，人们都在议论周恩来送熊猫这件事。
《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理。”
《华盛顿邮》评论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三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第三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论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上年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双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这是当时最艰苦的一轮会谈。乔冠华与基辛格他们二人整日躲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章含之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汇报会上见到乔冠华，总见他神情凝重，无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却不断抽烟。
相比之下，章含之的工作就相对轻松些。她说：“本来，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访问中，我的任务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妇参观访问。那是最为轻松的工作。我陪他们去长城；陪尼克松大人参观北饭店厨房……”
正如章含之前述的，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为了翻译的事情，当时也有一段故事。章含之说：“尼克松初来北京是冀朝铸担任他的翻译，我是尼克松夫人的翻译。尼克松乘坐的是‘一号车’，以前是林彪的防弹专车，我坐前排，他们夫妇俩坐后排，有一天，尼克松突然对周总理说：我要求换翻译，我要求我夫人的翻译在我举行答谢宴会时担任我的翻译。”
“总理觉得奇怪极了，难道冀朝铸不行吗？他可是外交部的‘一号翻译’啊。尼克松说（大意），冀先生的翻译无可挑剔，但是他的个子太高。当我和你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你的翻译是女士（唐闻生），你们很协调，我的翻译却高高大大的，看上去不太协调，这不公平，我的翻译就为什么不能是女士呢？”
“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那就换一换嘛。冀朝铸这人特别厚道，一听就说没问题，可我就不乐意了。僵持到最后总算妥协：尼克松只要一离开北京，这翻译的差事就是我的了。”
“结果在杭州还好，尼克松还当众表扬我译得好，一到上海就差点‘闯祸’。那天是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公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达成，当晚中美双方人员都轻松极了，晚宴上尼克松发表热洋溢的讲话，大意说公报发布后，中美双方距离就更近了，况且本来就不太远，也就是一万七千英里左右……我当时不知怎么翻成了‘七千英里’，我国的记者们也照此直录，没人察觉，可我余光一瞥，发现前排的总理在跟我急，正使劲打手语，压低声叫着：含之！含之！没那么近！没那么近……偏偏我听不懂他意思，总理只好笑着，悄声说，两个国家的距离被你抹掉了一个数……”
“我赶紧作了中文纠正，然后对尼克松表示歉意，谁知尼克松却说，那更好，两国距离岂不是更近了。这一来我脸更红了，捂着嘴直乐……”
二月二十六日，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基乔会谈”大约历时二十小时。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道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第三层会谈主要是由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来起草公报，偶尔需要请示我们的领导。这种会谈总共历时约二十小时。此外，我还同周恩来会谈了两小时，他有两次走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谈，让我向他直接解释我方的某一观点。我们的会谈是在一幢中国人专门用来商讨问题的宾馆楼里举行的。”
“在尼克松处理白宫事务的时候，乔冠华和我利用第一天的谈判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现有的草案，肯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我解释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需要；乔冠华表示他无权改变中国方面原提的建议。我决定把这事暂搁一天，利用第二天2月23日的谈判时间向中国人介绍了我们准备在莫斯科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中国人显然对我们的对莫斯科的政策感到不快，但他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三角外交的现实。”
乔冠华本人则说——“从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加起来是二十小时。不是亲自参与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词一句曾是经过怎样的修改，最后怎样达成协议的。例如，不讲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讲双方都‘希望’如何。不讲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讲‘不应该在’。不讲任何一方都‘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而讲‘不准备代表’。不讲考虑到这一‘前提’，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而把‘前提’改为‘前景’，等等。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
四
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前，本来乔冠华与基辛格已经就《公报》达成原则上的一致，也已经毛泽东、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时只需对文字略加润色即可。没有料到，就在离京前夕，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最终见到了《公报》草案后开始发难，提出不能接受这个草案，要求作实质性修改。一时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因为访问的时间仅剩两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在此时如此尖锐地表现出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公报》的诞生。周恩来和乔冠华都十分气愤。最后在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本来在杭州对周恩来和乔冠华应当比较轻松的访问却变成了异常艰苦的谈判，因为到杭州之后的二月二十七日是最后一天。假如《公报》达不成一致，将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对中、美双方都极为不利，尤其是对美方。当天晚上在杭州，乔冠华、基辛格彻夜不眠，周总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宾馆等候他们的谈判代表的消息。
参与接待工作的章含之后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上海公报》的关键就是在杭州的二十四小时，乔冠华与基辛格再次在刘庄宾馆（又称“八角楼”）又开了一次夜车。尼克松、周恩来都未睡觉，这是对双方政治智慧、谈判技巧的极大考验，谈判几乎破裂，因为是美方首先发难的，中方当然不高兴。凌晨四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于是，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北京方面毛泽东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接下来，乔冠华与基辛格两人就第二天在上海的相关活动作了安排。据基辛格回忆：“我向乔冠华扼要介绍了当天下午我准备就《公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双方决不要自称取得胜利，也不要自作聪明地进行解释。这是对干练的（而且时常是对工作有帮助的）章文晋部长助理的一个不很隐讳的告诫，他区分意思上细微差别的能力很了不起。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乔冠华明白，在对记者的谈话中，我要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我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不要作出什么反应。乔冠华回答说，他指望我会处理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