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当章含之被派去刘庄接罗杰斯一行去机场时，见到美方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个满脸怒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在大声议论，估计是尼克松刚刚送给他们的公报最后定稿。见到章含之进去，他们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悦地跟她去了机场。
按照事先的商议，从杭州到上海，周恩来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章含之等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总理、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相对来说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他们并未参观飞机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章含之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恩来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恩来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他的工作，要章含之陪同他去。
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章含之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只见罗杰斯手下官员正为谈判的事而发牢骚，见周恩未来了，才悄然而止。周恩来和罗杰斯亲切握手，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特地来看望你和国务院的各位先生。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的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外交官很有见地，我们很为赞赏。”
周恩来这番不卑不亢的谈话，一下子把室内的紧张气氛扫除一空。罗杰斯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国务院其他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喜色。罗杰斯当即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步妙棋，真是太漂亮了。这一下顿时把两国多年疏远的距离拉近了。总理先生，真是英明的。”房间内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周恩来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五
当天下午五时，中美双方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下午五点五十分，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上海公报》发表谈话。
顺便说一下有关“记者招待会”的趣闻，那是章含之透露的。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媒体”“记者招待会”这些概念，《上海公报》下午4点发表，请新华社记者参加，叫“吹风会”，而不叫“记者招待会”，所以许多记者临时都冲到锦江饭店的理发室，一时间这个小小的理发室门庭若市，而理发师傅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招架。第二天，章含之去理发室理发，师傅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大家忍俊不禁，轰然大笑。
章含之后来还回忆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胜利是都用了我们的翻译。外方有翻译，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人懂什么中文，所以就坚持翻译都要用中方的。美国人同意用我们的翻译，他们带的翻译就坐在后面旁听。
有一天谈判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话，拿中文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利益上是parallel（中文意思为‘平行’）。”当时不是章含之翻的，是另外一位翻译。他就翻译了：“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
这样翻译一点都没错。可是，尼克松的翻译弗里曼突然说：“总理阁下，我能不能作一点评论？”周总理就很奇怪，说：“好啊，你有什么评论？”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刚才翻得不够确切。”
周总理也懂英文，“怎么不确切？”弗里曼说：“贵国翻译把我们总统的话翻成‘我们两国的利益是平行的’，‘平行’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永远不相遇的，就像是双杠，双杠永远是两条杠子，永远不会碰在一起的。我们总统的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向，但是最终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用‘平行’这个词不合适。”周总理很有兴趣，“那按你说应该怎么翻？”章含之当时在旁边也想不出来。结果他说：“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后汇集到一起。
由此，章含之非常感慨，她说：“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就不会用“殊途同归”这样的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文化底蕴的东西。‘平行’是很简单的词语，初中生学英文也会说‘平行’，但是要翻出‘殊途同归’，没有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可能就翻不出来。这件事情当时让我们中国的翻译挺受刺激的，因为本来我们特别自豪用我们自己的翻译，结果被一个美国翻译当头给了一棒。”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哪里学的汉语。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恩来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
此时，周恩来转过头指着章含之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
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章含之父亲章士钊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恩来说章士钊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
接着，周恩来对章含之说要她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此外，他还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给尼克松。当晚，气氛轻松热情，尽欢而散。
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章含之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启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十点，她想，到哪里去找这套书？
于是，章含之就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她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是在毛泽东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
但由于这是周恩来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章含之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章士钊的著作，她认为必须找到《柳文指要》才能交待。
可是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章含之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她说：“找到了，找到了！”章含之接过他手中的《柳文指要》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不好找，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有一套，就拿来了。章含之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她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字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指要》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她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再回过头来说一下在中方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上，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七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乔冠华笑得特别开心，他的笑容格外灿烂。据在尼克松答谢宴会担任翻译的章含之介绍：“那天是整个访问当中的高潮，因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尼克松访问这个历史事件，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所以那一天所有人都轻松，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喝了好多茅台酒，那大概是空前轻松的一次。第二天尼克松要回国了，我们也要回北京了。总理也高兴，尼克松也高兴，然后乔冠华也喝了茅台，那天晚上真的是已经打破了开始阶段的那种拘谨。以前的过程当中，表面上虽然是一种很欢乐的气氛，但实际上还是有紧张的。因为到底谈得下来谈不下来还是未知数。而最后这一天大家是真正的放松了，包括那些记者也都特活跃。”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乔冠华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上。等美国总统专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后，周恩来专机就从上海起飞，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毛泽东顿时精神一振，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然，他隔洋骂我们那么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和我们谈判啊？”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和我们再次相会。”
乔冠华为《上海公报》的顺利问世，殚精竭虑，功不可没，他克服了“非常艰难”的关口。章含之曾云：“白天好像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一到晚上开会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是非常的艰难。当然双方都希望有一个《公报》，但是在晚上开会汇报的时候，我看出来乔冠华对于这个会谈感觉到非常艰难的。而且当时就是说能不能最后出《公报》，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双方其实都希望有《公报》，我们也希望。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些问题也并不是有把握的。”
章含之还对基、乔两人作了比较，她说：“乔冠华的谈判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定的方案来做的。但是外交谈判跟别的工作有一点不一样，外交这里头个人的魅力特别的重要。同样的一个政策，是个人执行的，需要用个人的智慧，个人的甚至于他的广阔的知识面；同样的一个原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执行得很好的，你是机械的执行，还是你是非常灵活地去执行，关系重大。在这一点上乔冠华跟基辛格是完全匹配的，也是让西方外交家佩服的。他可以在同一个层面上头跟基辛格去辩论。我陪着他跟基辛格谈过很多次，以后每年在联合国，他跟基辛格也谈。每次谈都是针锋相对。我曾经说过，我说我给别人做翻译的时候，我跟冀朝铸学会了不耽误吃饭，因为新的翻译往往吃不饱饭，但是我只有给两个人翻译我是没法吃饭的，就是乔冠华和基辛格。给这两个人当翻译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两个人都很有智慧，乔冠华也咄咄逼人，非常锋芒毕露，不过必要的时候他又非常幽默，我觉得他在外交上就有这样的一种魅力，跟他的知识面广有关。他基本上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无所不晓，因此他可以跟他们谈。他跟基辛格可以谈哲学，他们一个黑格尔派，一个康德派；他可以谈德国，因为他是在德国拿的博士学位，他可以谈所有的东西。另外我觉得乔冠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外交特别带有激情。他不是一个文官，这点我觉得他是胜过美国人的。美国外交家可以说很厉害，知识面也可以说很广，但他们都是文官，他们都是循规蹈矩谈谈道理。可是我觉得乔冠华有激情，他谈得高兴的时候，他真正的激情完全表露出来，愤怒的时候他是真的愤怒。这种激情，这种对国家的爱，这种对于自己事业的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他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