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作者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但阿Q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正确的，鲁迅也没有回避农民的弱点，因此阿Q这个人物在鲁迅笔下的出现，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小说自1926年由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将法文译本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杂志刊登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40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鲁迅的杂文
杂文是鲁迅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它在鲁迅全部创作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尤其到了后期，鲁迅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从事于杂文写作，使这一文学形式的战斗性和艺术性，通过他的倡导和实践，有了迅速与广泛的发展。
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鲁迅最早的杂文见于1918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他的前期杂文收集在《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杂文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广泛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却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他一系列杂感里，鲁迅猛烈地攻击腐朽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扫荡封建制度，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善于运用生动的形象和幽默的语言，展开逻辑严密的论点。《热风》里的短文精悍凝练，明白晓理，一篇篇锐利如匕首；收在《坟》里的较长的杂文，则又气势跌宕，层层深入，表现了擒纵自如的特色。
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后，鲁迅继续坚持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他思想上有苦闷，但在杂文创作上，依旧高张正气，极力反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五卅”事件前后，人民群众反帝浪潮高涨，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多方阻挠人民群众的斗争。鲁迅的杂文也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收在《华盖集》后半、《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最后一部分，环绕“五卅”事件、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杂文，集中地攻击了为军阀官僚服务的欧化绅士和市侩文人，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以后的新的任务和意义。
着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指出：在封建统治者的血腥屠杀面前，“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预感到：形势已经推进到大战斗的前夕，“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还说：“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绅士文人们正在完成其“领头羊”的任务，更加露出了本相：“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的杂感不仅含有精辟的见解，而且时时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揭示了帝国主义奴才们的面目。
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他提出着名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反对姑息的态度。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北京工人学生又举行示威游行，促其即日下野，有人出面提倡“费厄泼赖”，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针对这个情况，鲁迅列举历史事实，说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主张不打落水狗，却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来，仍然会把人咬死。他还指出，如果以为落水狗可怜，则天下“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鲁迅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思想中虚伪的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坚定的立场。
他在《写在＜坟＞后面》里特别提出：“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他长期以来斗争经验沉痛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进展。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从这时开始一直到逝世，他写了更多的杂文。1935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回顾了自己写杂文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后9年中的所写，比前9年多2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瞿秋白在1933年对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20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鲁迅的杂文实际上是时代生活的记录。
写于1927年~1929年的篇什，比较显着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转变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文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则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谴责。《三闲集》里收录关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作家世界观问题已经成为双方论点的中心，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重要的关键。
从1930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出现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文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艺术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
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战斗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他这样做了。
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鲁迅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了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理论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
和前期杂文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30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鲁迅揭发和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作为，指出那些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的丑态，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渣”，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
从1933年1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三本书。《伪自由书》辑录1933年1月至5月中旬的杂文，以时事短评为主。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等文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文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正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毫无教条气息的阶级的分析。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却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内外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共产党。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随着政治压迫的加重，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自此以后，言路日窄，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文的特点。这些杂文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的失败的心理。
出现在这些杂文里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一面向英美乞怜，一面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希特勒在德国得势，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效尤。鲁迅揭露了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奴性的“强迫服从”。他明确地指出：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不需要多少时候，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讽刺”，事实正是这样。
除此以外，《准风月谈》还有许多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捧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浅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至于《花边文学》里的杂文，几乎全部都是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文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
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证。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又例如《运命》一文，鲁迅说明统治阶级想以优生学济“运命说”之穷，而结果还是枉然，他说：“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失去了客观的根据，这就无法使穷人安于运命而不起来革命。这些杂文都写得深刻，透彻，事理分明，一针见血，道人之所未道。
有时是侧面的讽刺，《洋服的没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势力糊涂懵懂的，但又顺便讥刺了统治集团惯于利用生理的特点以维系野蛮的法制：“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举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击投机分子骗人敛财的，但也随手讥刺了市民阶层往往利用科学的发明以维系落后的风气：“马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引证普遍而挞伐沉重。这些杂感又都写得贴切，泼辣，论证生动，鞭辟入里，发人之所未发。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谴责，《花边文学》更加深化了对于国民党统治下许多腐朽现象的批判，它从精神状态上展示了一个正在沉落的社会的面貌。
鲁迅还有三集《且介亭杂文》，于1937年7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他亲自编定，后一集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文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文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真正达到“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