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啬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
——《遵义章第五》
【解读】
宽恕自己，对他人却求全责备，这样的人不可能治理好天下。自以为了不起而又看不起别人，这样的人是不能指望他善待人才的。如果只抓住他人的过失而抹煞其功劳，自己也将衰亡。如果部众心生异意并一致向外，国家就会沦亡。使用人却不信任人，最终将失去人心。给有功的将士行赏，却脸带吝惜之意，接受赏赐的人心里会不痛快。承诺得多，给予得少，会招致怨恨。既已迎人进入，却又想将人拒之门外，会导致乖戾之事。
【博弈之道】
才德高尚的人善于使用人才，让每个人都各尽其才，没有一个被遗弃不用的人。圣人善爱万物，在他的眼里，每一物都能各尽其用，没有一物会被弃置不用。所谓“自厚”，就是自满的意思。治理天下的人，如果自高自大却又轻视别人，那么他身边是不可能聚集人才的，人才也会因此而被埋没。如果各种措施安排不当，部众的意见不能上传，在朝廷上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话，徇私舞弊公然进行，人人都怀有异心，到了这样的时候，无论怎样探求不沦亡的策略和途径，都是白费工夫。用了有才德的人却不信任他，就失去了士人的心，这就是管仲所说的，对成就霸业不利。舍不得给有功的将士封赏，立功者就心情沮丧，一个人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就会心生怨恨。千方百计把人才请来，又疑心重重，不能重用，这样的人会被痛恨。
2.众叛亲离，必致灭亡
众人相助，虽弱必强；众人相去，虽大必亡。“群下外异”，众叛亲离，君上如果身处这样的境地，那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是必然的。
明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于乾清宫病逝，年仅二十三岁，临终遗诏：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朱由检为明光宗的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生。他于明熹宗死的那天晚上进宫，第三天即皇帝位，诏次年为崇祯元年，这就是庄烈帝，历史上称他思宗、毅宗、怀宗等。
朱由检即位后，并没有真正掌管朝政，当时是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权力从魏忠贤手里抢回来。而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意识到熹宗早亡，自己失去了靠山，虽然手中仍有一定势力，但不敢如以前那样放肆。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职，朱由检未批准；他又“乞止生祠”，但只被允止少许。十月以后，魏忠贤集团自身发生了矛盾，有人弹劾魏忠贤之罪。朱由检趁机向魏忠贤开刀，先是下令将魏忠贤安置于凤阳，继而又下令逮捕，魏忠贤知道这个消息后自缢而死。由此朱由检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
但内忧才定，外患又至。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正式宣布建国。将西安改名为西京，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于西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农民政权的中央机构，中央机构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天佑殿，六政府各任尚书一人，之后建立弘文馆、文瑜院、直指使、谏议从政、统会、尚契同、验马司、知政使、书写房等政府机构。同时，依旧推行“均田免赋”、“割富济贫”等政策，安置流民，稳定物价，将八股废除，颁布新历等等。又敕令各营增强练兵，积极备战。经过采取一系列军政措施以后，政权根基逐渐稳固，各营部队兵精粮足，于是浩浩荡荡开始东征，一路势不可挡，向明王朝都城北京攻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队于北京城下会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云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破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出降。
崇祯帝朱由检听到大兵进城的消息，立即命其三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拔剑将长女乐安公主手臂斩断，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未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见已无力挽回败局，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自缢——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史书曾载，崇祯帝朱由检也曾雄心勃勃试图振兴大明江山，但其他的不说，单就其“亲自敲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来看，他早已是众叛亲离了，这样的王朝，哪有不灭亡的呢？
3.有才的人会比无才的人带来的损失更大
1376年2月，朱元璋和太子及诸臣谈起君子之道时说：你们听说过进德修业的道理吗？服饰华丽只是外表，而恭逊温良才是德行卓越的表现。古代的君子，德行高洁，充于内而著于外，所以他们目光远大而道德日臻完善，达到很高的境界，不仅不染恶行，而且远离邪僻。自己的德行修养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能服众人。这样贤德之人便汇集求进，而不肖之人便羞惭自去，能修德进业，国家就会治理好，否则必定以失败告终。因此，货财声色，是戕德的斧钺；谄媚阿谀，是妨贤的荆棘。应该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蝎。如果沉溺于货财声色，没有不深受其害的。
朱元璋的这段话，是在强调德才的统一性。没有人不希望挑选出德才兼备的人才，但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恐惧。不是人才，自然不会被用；被用的，当然是人才。但人才是不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对方会不会利用才华为己所用，这是最让人害怕的——如果不能为己所用，有才的人会比无才的人带来的损失更大。
东晋的刘裕就认为与其用庸才，不如不用。当时，刘裕身兼扬州、徐州、衮州三地刺史，心存代晋之意。刘道怜是刘裕同父异母的兄弟，他的母亲萧氏是刘裕的继母。刘裕称宋王后，遵萧氏为太妃，相当恭敬孝顺。刘道怜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有一年，刘裕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任命自己才十四岁儿子刘义真担任此职位，镇守石头城。刘道怜很想担任这个职位，可又不好开口要官，便央求母亲代为求情。刘裕非常了解自己这个弟弟，知道他虽然立有战功，但为人蠢笨，才干平庸，又非常贪婪，根本无力胜任扬州刺史这一要职。而当时，刘裕正要准备夺取晋朝江山，扬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刘裕说：“扬州乃要害之地，关系到我的前程命运，要务繁多，道怜恐无力胜任。”萧氏满脸不高兴地问：“难道五十多岁的道怜，还不如十几岁的义真吗？”刘裕解释道：“义真虽为刺史，但事无大小都由我做主，道怜年纪已大，如果什么事情都由我做主，怕影响不好。如果让他做主，又怕难以重负。无论为国还是替道怜着想，他都不适合担任此职。望母亲见谅。”
刘裕慧眼，没有让弟弟坏了他的大事，但更多的帝王却未必有这么幸运。中国近代史上，提起有才而误国，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号容庵。年轻时两次乡试未中，遂弃文就武，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清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由李鸿章奏举，就职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从此走上仕途。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第二年由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也就是新建陆军。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由此奠定了袁世凯势力的基础，正是在这里，他引用和培植了一批亲信。当时正值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当面应允维新派除旧党，助行新政，但却背后告密，直接导致光绪帝被囚、慈禧太后重新临朝训政。次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一跃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光绪二十七年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在保定编练成军，除第一镇为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的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的亲信部下。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很快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