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是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活跃的少数民族，主要活动于今辽宁省，在其势力强大时，一度与中原王朝抗衡。然而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加剧了自身的分裂，由于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活动于今辽宁徒河地区的他们一直受到排挤，部落首领吐谷浑于西晋末年率众西迁。他们经阴山，越陇西，到达今甘肃、青海一带，与氐、羌杂居。到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势力逐渐壮大，并建立了一个以吐谷浑为名的国家。这个国家占据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发展起辉煌的物质文明。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十分活跃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文献上非常粗略的记载外，我们对它的情况知之甚少，它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到底如何？史书上一再提到的都城“伏俟城”到底在哪里？甘青一带发现的诸多不明族属的文化遗迹，到底有多少属于吐谷浑？吐谷浑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这些吐谷浑历史之谜正在逐渐解开。
据《北史》等“吐谷浑传”记载，阿豺统治吐谷浑时，一举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当时的地界“东至叠川，西临于阒，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吐谷浑人主要从事畜牧业，“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也经营农业，种植大麦、豆、粟等作物。在政治制度方面，吐谷浑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刑法。到五世纪中叶拾寅统治时，开始“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并开始崇奉佛教。北朝末年，夸吕为可汗时，开始定都伏俟城。隋炀帝时，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通道，大举进攻吐谷浑，夺取其领地；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可汗率众逃亡凉州，吐谷浑余部后被迁往今银川一带。
史载，伏俟城自建都到亡国，吐谷浑以该城为都城达120多年，可是数千年历史的尘埃早已湮没了这座辉煌一时的城池。多年以来，寻找伏俟城一直是历史、考古学家们难圆的梦想。
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方永先生来到青海湖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一座古城。这座古城地处青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铁卜加古城”，虽经数千年岁月，城墙基本保存完好。墙高尚有6米，墙基则宽17米，整个城垣面积在四万平米以上，城内中轴线两侧分布着数处房基和高大的夯土台，城垣之外还有一圈外廓城，呈长方形。方永先生的发现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推测它就是学界一直在寻找的伏俟城。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推测，要揭开伏俟城的位置之谜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即便如此，这次的发现仍然成了寻找伏俟城的重要线索。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以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为主的多家单位，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和证实伏俟城的考察工作。
考察的重点自然首先放在“铁卜加古城”。按照考古工作的惯例，对城址的考察一般要选择重点部位进行发掘。1991年4月，青海省派出的考古队开始了对古城的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内城，首先是通过发掘中轴线两侧的房基，希望弄清房屋的性质。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当初工作的结果却愈来愈让人失望。中轴线两侧隆起的一个个夯土台子，除了看出一条条的夯土墙外，几乎没发现任何的遗迹和遗物。在一般房基发掘中必有的砖瓦、柱子、柱础，在这儿却不见踪影，仅出土了几枚隋代的五铢钱。除了确定古城的下限在隋代外，根本无法认定这就是着名的伏俟城。发掘结果让考古队员们大失所望，开始怀疑这是否是吐谷浑的国都。因为城内不但出土遗物少，而且文化层极薄，不可能是使用了120多年的国都。
善于刨根问底的考古工作者并未就此罢休，紧接着对城墙作了解剖，即在南北城墙上各挖一条探沟，将城墙拦腰截断。从城墙的剖面上看出，北城墙是分两次夯筑而成，即先筑好城墙，再在墙的外面包筑一层。内墙较窄，夯筑的层次非常清楚，夯层密实而光滑，外墙里则加上了沙石，也许因为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显得不如内墙规整。南城墙是一次建成，没有内墙。尽管对城墙的解剖并未能找到伏俟城的蛛丝马迹，但从其建筑的讲究和城的规模来看，它决非一般城址。有人推测它就是吐谷浑统治者避暑的“夏宫”。
对古城的发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失望的考古队员们决定放弃对城址的进一步工作。就在考古队准备撤回的时候，城外北面一处土包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土包子位于城北三、四百米处，高出地面一米多，在这一马平川的地方，这一个不小的土包子不能不让人生疑。考古队决定对其发掘，下挖一米多后，非常纯净的黄土层开始暴露，开始还以为挖到了生土，后来仔细一看，黄土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碳末。按照考古工作的惯例，只要没到原生土，就要继续下挖。下挖三米多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下面出现了城墙，墙宽五、六十厘米，高三、四十厘米，用土块垒成。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座古城被埋没在地下三米多的地方。假如继续对这座地下古城发掘，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可是因为工程量太大，经费和其它问题的影响，发掘至此停了下来，至今没有进一步的工作。
伏俟城的谜底并没有揭开，但是存在于青海湖畔的两座古城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揭开伏俟城谜底的希望。尽管青海的考古工作者认为铁卜加古城不是伏俟城，还也不能完全排除是伏俟城的可能。因为吐谷浑是一个骑马的游牧民族，“有城廓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既不会长居一地，也不会十分看重居处的建筑与装饰。游牧民族频繁的迁徙，使他们习惯于将财富随身携带，因此他们常常用贵重物品装饰自己甚至马匹，考古中常见的小件饰物和精美的马具就是明证，现在青海等地的牧民还是如此。
吐谷浑都城伏俟城的地理位置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一批墓葬的发掘仍让我们有幸领略了吐谷浑曾有的灿烂文明。
吐谷浑于公元663年被吐蕃灭亡后，又存在了数百年之久，这一段吐谷浑的历史，因青海都兰县墓葬的发掘而让人们有了切实的认识。
这批墓葬的发现可以说非常偶然。1982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的许新国等一行去都兰县调查岩画，晚上寄宿在一位藏民家里。主人达洛听说是考察岩画的，遂自告奋勇带领着去找。岩画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在意，而一批古墓的发现却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墓群坐落在血渭草原上，放眼望去，一座座圆形的坟堆散布于山包前。在这些坟堆的中心，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古墓，平面呈梯形，基座宽达160多米，被当地老百姓称为“九层妖楼”，而其它小的坟堆则被称为“妖魔洞”。
说起这些妖魔洞，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并把它们与英雄的格萨尔王联系在一起。当年这儿来了一群妖魔，不但为患当地百姓，而且抢劫过往商人。格萨尔王为了老百姓的安宁，曾经在此与妖魔激战多日，终于赶走了妖魔，被妖魔抢劫来的金银珠宝就留在了洞中。听说当地有的老百姓手中还真有从洞里捡到的珠宝。既然洞里有珠宝，自然会有一些贪婪之辈来此搜罗。1944年当地统治者就曾征发民工400人，带着军队来此盗掘，大量的珍贵文物被发现，但是盗墓者只拣取了其中的金银珠宝，而将其它更多的铜、铁、木器、丝绸等弃置一旁。被盗的文物到底有多少，早已无从知道，但大批具有珍贵研究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性破坏却是肯定的。
这处规模宏大的古墓群在青海还是首次发现，墓群到底属于哪个时代？哪个民族？一个个的疑问让考古工作者们激动不已。自从寻找伏俟城的希望暂时落空之后，许新国等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找其它吐谷浑的遗迹，而眼前这个巨大的古墓群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希望。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青海的考古部门迅速组织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墓群，主要分布于都兰县境内。在东西长200公里，南北宽50公里的范围内，数千座墓葬连绵数百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墓群，而以热水乡最为集中。正式的发掘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的，初步认定这是吐蕃的墓群。由于墓葬众多，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在热水血渭草原进行几个月的田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1983年揭开一号大墓的封堆后，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丝绸文物，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九十年代的发掘规模更大，许多大墓被清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都兰这片神奇的土地终于被世人所关注，更因它与神秘的古国吐谷浑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学者们的青睐。它以无与伦比的文物古迹向世界述说着它那悠久而沧桑的历史。对都兰墓群的发掘一直延续至今，经过十多年的发掘和研究，许多有关吐蕃，有关吐谷浑的历史正在逐渐为世人所认识。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认定都兰的这批古墓就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群。这批灭国后的吐谷浑墓葬与吐蕃故地西藏的墓葬，在葬俗上表现出较多的共性。例如均流行圆形或梯形的封土堆，流行屈肢葬、二次葬和火葬，流行殉牲，尤其以完整的马匹殉葬等。在都兰墓葬中，还屡屡见到古藏文书写的木制简牍。墓葬的时代相当于盛唐以后，正是吐谷浑灭国后的吐蕃统治时期。根据调查，这种类型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缘，在都兰县的夏日哈河、察汉乌苏河、柴达木河流域已发现数千座。从时代和地区来看，正是吐谷浑的活动中心地区。
都兰吐谷浑墓群对墓地的选择很讲究，一般依山面河，或葬在山顶，或葬在山腰，或葬在两山之间的平地上，往往成群布置。大墓的周围一般有数十座中小型墓葬，而中小型墓葬的分布似乎也有一定之规，往往连成一排或同置于一条山沟。可见吐谷浑在墓地的安排上也与中原地区相似，具有家族墓地的特征。
墓室构造复杂而讲究，均为竖穴形制。在梯形封土堆的下面，用砾石砌壁，墓室上方横向盖有柏木，柏木上再盖一层砾石。常见长方形、方形、圆形、梯形等几种墓室形状，分单室和多室几种，多室墓有的带有回廊；一般有木制棺厢，但也有的将尸体直接放在砾石地面上；尸体的摆放多为屈肢葬，有单人或多人合葬；墓内随葬品种类较多，包括漆木器如碗、盒、盘、鸟兽等，金银器如带饰、牌饰等，装饰品有玛瑙珠、绿松石等，以及大量的丝织品。与中原墓葬一样，这批墓葬在规模、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方面存在着等级和贫富的差别。
文献记载中的吐蕃丧葬礼仪中，殉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都兰墓地的发掘极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主要有四种殉牲的形式：一是将动物的尸体割裂，以肢体殉葬；二是将动物肢体放置在壁龛或耳室中；三是建造专门的陪葬坑，放置殉葬的动物；四是以组合形式出现，如最大的血渭一号墓的南面，有27个陪葬坑和5条陪葬沟，陪葬区的范围达一千多平米，其中13座殉葬牛头或牛蹄，8座殉葬完整的狗，5条陪葬沟中殉葬完整马匹7匹。陪葬规模之宏大实属罕见。此外还发现殉人的习俗，在藏文文献中就有关于殉人的记载，此次的发掘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都兰墓地出土的丝绸备受人们的关注，种类有锦、绫、罗、绢、纱等，其中织金锦、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等为国内发现的最早实例。据统计，共发现丝绸残片350余件，不重复图案的有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西方织锦中以精美的粟特锦最多。一件钵罗婆文字锦是迄今所见仅有的八世纪波斯文字锦。
丝绸之外，还发现大量中原和西方的文物，如中原的漆木器、铜器和西方的金银器、玛瑙器、玻璃器等。如此众多的东西方物品集于一地，充分证明了吐谷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绝大多数物品应该是东西方贸易的结果。事实表明，从北朝晚期至唐代晚期的漫长岁月里，途经吐谷浑故地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河西走廊，正因为如此，地处这一交通要道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吐谷浑的历史是一个难解的谜，解谜的工作自然是十分的艰难。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详实的资料，使我们看到了解开吐谷浑历史之谜的曙光。多年的考古工作已让我们不再茫然，至少从青海的古城和墓地，我们已经切实感受到吐谷浑那灿烂的文明之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彻底揭开吐谷浑历史的神秘面纱，已经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