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
在成都东北广汉县，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叫真武村，村旁有一条小河，河南岸有三个小土包，排列起来就象天上的星星，于是被村民们叫做“三星堆”，在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如同一轮月牙似的地段，被称为“月亮湾”。它们隔河相望，成为当地着名的自然景观“三星伴月”。农民燕道诚的家就安在这里。老燕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再熟悉不过了的三星堆，让他的家，还有这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热闹竟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三星堆”三个字被人们无数次的提起，更有无数的专家学者、记者慕名而来。
那是1929年的一个春日，老燕带领家人到家旁掏水沟，准备安放水车，老燕掏着掏着，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以为是挖到了石头，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块白色的大石环，撬开石环一看，绿莹莹的一堆玉器出现了，道诚一家惊呆了，当他们回过神来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来了，精明的燕道诚连忙将这堆东西原样盖好，若无其事的收工回家。当晚夜深人静时分，道诚倾家出动，悄悄地取回了那堆宝贝，数一数，竟有400多件，道诚当时并不敢声张，于是将宝贝谨慎地分藏在了房里各个角落，准备待价而沽。
转眼四年过去了，并无任何动静，直到道诚将其中的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陶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时成为抢手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仿冒燕家玉器的赝品。
老燕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广汉县乃至四川省的每个角落，当传到成都市的华西大学时，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的葛维汉（美籍学者）、林名均非常兴奋，他们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产生了。1934年春天，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在长12米的探沟内，出土玉石、陶器残片600余件。经过初步研究，他们认定玉石器的时代大约在“从铜石并用时代到周代初期”。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兴奋，当即写信给林名均，鼓励他们继续关注这一重大发现。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任何正式的考古发掘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三星堆玉器一直是一个谜。
直到新中国成立，四川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王家佑先生来到燕家，才在燕家人的指引下，又从田埂边挖出了玉琮、玉瑗、玉钏等，并全部上交国家。1958年和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来到三星堆，在出土玉器的地点作了小规模的发掘，着名考古学家冯汉冀根据已有的资料，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以后的考古工作证明冯先生的推断是非常正确的。
三星堆的正式考古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开始。198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正式进驻三星堆，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一批重要的遗迹现象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考古学家而言，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资料往往比精美的文物更加重要，这次发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这就为早期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从来没有的新资料，同时对考古学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者而言，是充满了收获与惊喜的一年。
这年仲春时节，林向副教授和陈德安助理研究员率领的四川大学和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发掘区内，文化层厚2．5米，根据包含物的不同被划分为15个文化层，经过碳14年代测定，其最早的一层距今4800年左右。这次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出土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而这些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
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好象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等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的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7月的川西平原早已不适于野外作业，但是就在这么一个白天烈日当空，晚上蚊虫叮咬的夏季，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巨大的宝库（器物坑）被打开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只在传说中才能见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400多件各式金、青铜、玉、象牙等珍贵文物，塞满了这座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坑。
这个坑被定名为一号祭祀坑，因为坑内埋藏的文物大多带有一定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一个月之后，又一座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的坑（二号坑）在附近发现，坑内躺着一尊长2．6米的青铜人像，周围是一大堆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如张爱萍将军参观三星堆后的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那造型独特、表情各异的青铜头像，那雕琢精湛、线条优美的玉石礼器，更有那不同种类的、富有神秘色彩的人像和面具，顿时成为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关注的焦点。与新闻记者不同的是，专家们关心的是这两个坑乃至三星堆的文化性质，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古蜀国的关系以及古蜀国的礼仪制度等等。总而言之，一个以三星堆遗址命名的新的文化类型诞生了，它为各学科学者提供了一片广阔的研究天地，它不仅为地方性的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而且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冶金史、工艺美术史上的多项空白。由于它在学术上和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随即召开了几次大型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数百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
三星堆留给人们太多的谜，但是在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三星堆的神秘面纱正被揭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三星堆曾是古蜀国的一个重要统治中心，那些人像，面具和青铜、玉石礼器的集中发现就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