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宁夏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省份之一。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从宁夏解放初期的民主建政工作实际和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成堆的问题中，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各项工作。
解放前的宁夏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省份之一。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从宁夏解放初期的民主建政工作实际和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成堆的问题中，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各项工作。首先就是妥善安置民主爱国人士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根据宁夏是回族聚居地区和当时有大片地区为蒙古族聚居区，以及国民党军队部分高级将领在宁夏解放前夕和平起义的具体情况，全省上下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宁夏省政府组成人员中有回族、蒙古族上层人士6人、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2人、社会知名人士5人，达理札雅（蒙古族）、马腾霭（回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先后担任了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第一节）摧毁旧政权废除旧制度
在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在不到3万人口的银川市就有贫民上万人，其中赤贫如洗者有1000多人。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后，在摧毁旧政权及其保甲制度的过程中，立即废除了压迫剥削人民的各种旧制度，特别是废除了马鸿逵强行征兵制度和国民军训制度，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全省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展救灾济贫和禁烟肃毒活动，筹借钱物重点对宁夏解放前夕被马鸿逵军队掘堤放水淹没地区灾民、山区受灾农民、城市流浪行乞无业游民以及城乡无依无靠孤寡老人的紧急救助，并从1950年起组织其中一部分人员进行生产自救，在农村普遍建立防灾备荒的义仓，迅速稳定了亟待救济的极贫群众的情绪，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后，宁夏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采取措施严禁鸦片毒品的生产、贩卖和销售，并针对解放前群众中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毒品者较为普遍的情况，于11月公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陆续成立了省和市、县、旗禁烟禁毒委员会，举办了4个较大的戒烟所。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和诉苦教育，以村为单位成立劝诫小组1438个、戒烟所22个，普遍订立戒烟公约，监督强制劝诫。至1951年底，全省罂粟种植已经绝迹，公开烟馆不复存在，运动中共缴获鸦片5625市两、吗啡17市两，罚没收入银元200块和156956800元（旧人民币），对轻重吸毒者14342人通过自动戒毒和强制戒毒，戒绝烟瘾的达10643人，占74.2%，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明令取缔妓院，教育改造娼妓，仅银川市在1950年上半年就将原有的12家妓院全部取缔，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得到解放。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着手筹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促进民主建政的开展。1950年9月23日至10月5日，宁夏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银川召开，除选举产生了以潘自力为主席和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为副主席的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外，还选举产生了以潘自力为主席和朱敏、达理札雅（蒙古族）、马腾霭（回族）为副主席的由45名委员组成的宁夏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其中少数民族18人（回族13人，蒙古族4人，满族1人），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
在此前后，各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或协商委员会，也先后于1949年11月至1951年9月陆续成立。省和市、县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民主性，少数民族代表均高于其人口所占比重，市、县级工人农民代表一般均占50%以上，妇女代表逐步增加到占15%以上，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联系，起到了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县、市还通过发动群众，揭露出了少数混入政府机关和人民代表会议中的暗藏敌特分子、作恶多端的恶霸分子等，保证了政权机关和协商组织的纯洁性。
宁夏解放时干部十分缺乏，经过一段努力，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大体适应了各级政权机关和有关部门开展工作的需要。
当时宁夏干部队伍的来源，除了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包括宁夏盐池县）老革命根据地随军前来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留地方工作的干部外，主要是经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校短期培训后分配来宁夏工作的学员，从宁夏当地中等学校学生中动员参加工作和从社会上吸收的青年经省干部学校短期培训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干部，以及接收原国民党宁夏省政府部门中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留用人员。当时，省、市、县、区政权机关中的老干部仅占15%左右，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在新干部的培养过程中，特别重视宁夏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至1950年10月底已使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增加983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3.31%），使这些新鲜血液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提高和业务培训，分别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和有关单位。
解放初期的这批干部，经过火热斗争生活的锻炼，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成绩，成为宁夏革命和建设的创业者。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委潘自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雷厉风行解决问题，关心体贴群众疾苦，带头遵守规章制度，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赞扬。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一经发现都能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坚决按党纪国法处理。如银川市人民法院院长高满录贪赃枉法，于1951年12月被撤职查办，随后又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后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于5月3日至5日来宁夏视察工作。他在听取宁夏省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汇报并到城乡视察后，强调宁夏在民主建政中要着重做好社会治安和民族团结两件大事，并对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学好土地法为土改做好准备，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等当前中心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宁夏解放初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中共中央又于同年10月10日下发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宁夏于同年秋冬开始在全省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后历时近3年，而其高潮则在1951年底前基本结束。
1950年秋冬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在传达部署、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以围剿搜捕郭栓子股匪为重点，集中力量打击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先后捕获重要的匪特反革命分子95名，并依法公审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14人。全省先后组织了群众宣传骨干1.6万多人，召开宣传动员会1.2万多次，参加各种动员会的各族各界群众达114.5万人次，形成了发动群众的声势。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全省上下层层召开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着重纠正镇反工作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作风和放手发动群众不够等问题，并根据省上提出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十二条标准”，统一领导思想，明确指导方针，正确掌握镇反中杀、关、管、稳、准、狠的要求，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健康发展。5月份，全省开展了搜捕反革命分子的集中统一行动，几天内共捕获反革命分子564名，银川市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公审大会，依法判处50名罪恶极大的反革命罪犯死刑，将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1951年冬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阶段中，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全省进一步发动群众，贯彻执行“谨慎收缩”方针，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健康发展。一方面深挖隐蔽较深及疯狂反扑之敌，另一方面及时上收捕杀审批权，并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正确处理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此后，在1952年底至1953年6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阶段中，除重点进行分类排队，解决边远山区和省县结合部的镇反不彻底问题，集中打击“一贯道”反动组织外，全面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总结和判定工作，并建立和健全了共479个区乡街道的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
在历时近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省共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组织头子等共计3304人，其中依法判处死刑的458人，死刑缓期执行的17人，达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预期目的，为安定社会秩序和巩固人民政权，为宁夏胜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顺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一度发生了捕杀审批权下放欠妥的问题，个别地方逮捕处理面过大，出现过刑、讯、逼、供现象，甚至个别统战对象还有被错杀的，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如宁夏解放后发生的一起王含章起义被杀冤案。
1949年8月，由香港起义的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爱国民主人士王含章先生，是经中央统战部做动员工作回归大陆的民革中央领导成员之一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在香港期间曾做过让马鸿逵起义的工作，1952年5月12日在宁夏被冤杀。
王含章，宁夏中宁县人，1933年在北平朝阳文化法学院毕业并参加国民党。1935年留学日本，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同年，经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中央常委于佑任推荐任国民党宁夏省特派员，与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筹建宁夏省党部。1947年王含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调任华北监察使，1948年冬前往台湾。1949年9月，王含章联络国民党西北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10多人，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声明，登载照片，宣布起义，敦促蒋介石接受和谈。9月27日，香港《大公报》记录了国民党立法委员在香港起义真实情况。
1950年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新华社香港负责人、《大公报》总编辑费彝民、周太玄、龚学遂的秘密安排下，王含章先生携爱人杜季琴回到北京。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自接见了王含章夫妇，让他们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后分配工作。这时，宁夏省委得知王含章回到国内的消息后，给有关部门来信说：“王含章人才难得，宁夏非常需要，请求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王含章回到宁夏工作。”有关部门征求王含章意见，王含章觉得自己离开宁夏已有多年，再有儿女还在银川生活，于是就答应了宁夏的请求，决定不留北京回银川工作。宁夏省委派省政府副秘书长、民革宁夏负责人后为宁夏政协副主席袁金璋专程从宁夏赶到北京接王含章夫妇。中央有关部门打电话通知西北局要热情接待王含章夫妇。王含章夫妇到西安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热情接见和款待了王含章夫妇，对他爱国不分先后，毅然回归大陆的爱国之心表示深切感谢，并鼓励他回到宁夏后努力工作，为祖国统一战线工作多做贡献。
王含章夫妇回到银川后，一直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宁夏省公安厅以王含章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在海外搞秘密活动，伺机反攻大陆，系蒋介石派回大陆的潜伏特务，擅自以“反革命特务罪”等莫须有罪名将其逮捕，宁夏省委未经中央和西北局批准，于1952年5月12日将王含章冤杀。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西北局惊悉噩耗后，十分震惊，指示西北局追究责任，习仲勋知道事情真相后，通报批评了宁夏省委、省政府违反政策和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此，宁夏省委、省政府作了检查：“逮捕和冤杀王含章是我们官僚主义严重，给党的事业带来血的教训，请求组织给我们处分。”事情过后，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是，当时受“左”的政策和来自各方阻力，冤杀王含章一案的是与非，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则不了了之。
习仲勋曾说：“王含章是国民党中央监委委员，是民革的领导成员之一，是中央统战部做工作回归大陆的，本想留在北京学习后再分配工作，是宁夏要求派人接回去的；我和王含章素不相识，是中央安排让我在西安接待他。”
（第三节）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
宁夏解放后不久，宁夏省党政领导机关就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政务院于1950年初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精神，进行了全省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首先通过组织县、区、乡、村农民协会并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广泛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提高广大农民群众觉悟，使农民代表会议代行尚待建立的区、乡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研究讨论当地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到1950年6月中下旬，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产生省农民协会为止，全省县以下各级农民协会基本上都已全部成立，并分别召开了几次农民代表会议。
1951年夏，全省农会会员据不完全统计已发展到44968人，共培养脱产农会干部100多人和不脱产农会干部1000多人，建立了农民积极分子队伍。其次，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从削弱农村封建制度入手，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
全省确定除蒙古族聚居的地广人稀的阿拉善旗和磴口县不进行减租，土质不好且也属地广人稀地区的盐池、同心、陶乐等县在原来低租基础上不再减租外，其余市、县均按上级关于西北新区农村减租办法的规定精神进行减租，至于农民之间因特殊原因而形成的租佃关系，则本着团结互助原则由双方协商或由农会调解处理。经过先试办后铺开、达到了减租减息的预期目的，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惠，提高了觉悟。同时，全省各地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了反霸斗争，打击了横行乡里的封建恶霸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积极分子，为土地改革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