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惆怅的雨季里
钱钟书回来了，杨绛带着女儿迫不及待地去码头相迎。时别两年，思念如断了线的风筝，在心头横冲直撞，只是真的相见时，又心疼得差点哭出声来。
杨绛回忆说："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在那个地处偏僻的蓝田小镇，他这个毛手毛脚的大男人，压根儿不会照顾自己，又黑又糙的模样，女儿阿圆狐疑着，只当他是陌生人。
钱钟书下船，递给阿圆一个外国橘子。这个站在母亲身边怯怯打量父亲的女儿，接过后便转交给了妈妈。两年不见，她已经忘了父亲的模样，当钟书把行李放在妻子床边，不放心的阿圆便在一旁猜疑地监视着……
晚饭后，忍耐不住的阿圆发话了，她要赶他出去："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钟书笑了，很"窝囊"地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阿圆理所当然地说。
真可谓童言无忌，杨绛听了后，只觉惊奇，便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住了。钱钟书也被逗乐了，他煞有介事地在女儿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一下子赢得了女儿的友谊，连杨绛也有些嫉妒，如是说："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只是没人知道钟书和女儿说了什么话，连杨绛也不知道。晚年时分，她不无伤感地说："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
他们一起淘气，一起玩笑，一起吵闹。钟书回来后，这个曾经在母亲身边的乖乖女，霎时便不乖了，与这个童心未泯的大男人闹成一团。她那时刚满四岁，正是孩子天性，来了一个淘气玩耍的伴儿，自然从乖乖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钟书回来后，他们并没有觅到好的处所，只得暂时挤住在辣斐德路钱家楼下的客堂中。那时他们不知道，这一住，竟是八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沦陷，他们被困沦陷区，钱钟书的工作也没了着落，还是岳父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诗经课程给他去教，才勉强糊了口。
时局动荡，他们的生活凄苦萧瑟。振华女中分校停办了，杨绛失了工作，只得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小学做代课老师，说到底，不过为了那每月的三斗米。
他们的家在法租界内，而杨绛代课的小学在公共租界，相距甚远。每日，杨绛都要乘车到法租界边缘，再乘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刚开始，当有轨电车过苏州河大桥时，车上的乘客要排队过桥，还要向驻扎的日本兵行鞠躬礼，而她不愿向侵略者鞠躬，便低着头混过去。
后来，乘客不再下车，日本兵会在桥头处上车检查。每次日本兵一上来，车内马上肃静，全体乘客立即起立等待检查。有一次，杨绛起立晚了些，一个日本兵瞪着她，挑衅地用食指猛抬她的下颌。
巾帼不让须眉，只见我们可爱的杨女士也怒目相向，不甘示弱地大声斥道："岂有此理！"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本就静默的车厢更是寂静得可怕。不知过了多久，那个日本兵转身走了，笨重的军靴发出沉闷的声响。电车开走后，车内刹时炸开了锅，她身旁吓呆的同事抚着胸脯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后知后觉的杨绛，这时也惊出一身冷汗。她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惹下大祸，以后她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被日本人如此羞辱。
困居上海，这是最惆怅的雨季。在日军无所顾忌的欺凌下，杨绛四处奔波代课，钟书也兼做补习老师，但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只够勉强度日。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在这凄苦窘迫的困顿日子里，钱钟书看着国土沦丧，百姓遭受蹂躏，不禁忧虑抑郁。他忧愤深广，奈何无力杀敌报国，只得书写一篇篇感时伤世的诗篇。
赢得儿童尽笑欢，盈盈露洗挂云端。
一生几见当头满，四野哀嗷彻骨寒。
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
归时碧海青天月，触绪年来未忍看。
这是他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中秋夜月》。中秋之夜，明月高照，本是万家灯火团圆时，但多少背井离乡的人们，只能在四野哀号间顾影自怜。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这碧海青天，怎忍探看？
他这时的诗，格律工细，沉郁悲痛，风格最近诗圣杜甫。如果说，杜甫的颠沛流离成就了他的现实主义诗歌，那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那些不堪闻见的一幕幕，也算造就了钱钟书这个笔杆英雄。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
壮图虛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
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
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日军的入侵越来越猖狂跋扈，国民党的军队却不思抗日，节节退让，使收复沦陷区的希望化为一堆泡影。钱钟书反用岳飞"直捣黄龙"的典故，又取杜甫"旧国霜前白雁来"之意，表现家国堪忧的状况。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
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
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
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此情此景，一切都是如此触目惊心，但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更待如何？不过是写几首伤怀诗，讽刺一下时事。思垂空文以自见，他闭门著书，却又如履薄冰，柯灵被捕了，李健吾被捕了，是不是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家中突然闯进来两个日本宪兵，那时钱钟书在上课，只余柔弱的杨绛在家。还好杨绛很是机警，冷静地请日本兵坐下，自己则借沏茶的机会，将钱钟书的《谈艺录》手稿藏到半楼梯上的亭子间，又悄悄差人告诉钱钟书先别回家。
做妥一切后，她端着茶水回到厅堂，客客气气且不卑不亢地应付着日本人，最后他们只带走了杨绛的通讯录外加一沓剪报而已。也正因为妻子智敏的保护，他珍贵的手稿才躲过了盘查损毁。
一九四一年年底，他的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了，书中选录了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所做的十篇"冷屋随笔"。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是妻子帮他收拾编选，并交给陈麟瑞及李健吾审阅的。他在序上如是写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他还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人生是一部大书，他不慌不忙地浏览，乐在其中，每每有什么意见，还随手在空白处写上批注。
那段日子，他还一口气写了四个短篇小说《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并定名《人·兽·鬼》以待结集出版。他是学者，是诗人，也是作家，这本短篇小说集，充满浓郁书卷气息，犀利诙谐，别具风采，是他首试小说的独到成就。
他在序上诙谐幽默地写道："我特此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兽，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绝不越轨溜出书外。"
在这最惆怅的雨季，在这受日伪控制的上海文坛，处处都是陷阱深渊，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日本宪兵的搜查拷打。为讨生活，文人不得不卖文为生，但他也不得不韬光养晦，谨慎待之，坐等河清海晏时。
当然，在这困顿的时候，杨绛也没有闲着。事实上，这时的她比钱钟书更具名气。
一九四二年，在陈麟瑞和李健吾两位著名剧作家的鼓励影响下，她初试牛刀，创作出珠联璧合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一时间叫好不止。
文如其人，她的剧作自然平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郁的幽默感，她善于同笔下人物开玩笑，但又不失温柔敦厚的本色。李健吾如是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的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唯其有清净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
处在沦陷后的上海，她的喜剧给了人们宣泄苦闷郁结的空间。她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坚强，那么，这两个戏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这是她的喜剧，空际传神，栩栩如生。她用幽默的笔触，将乐观洒向人间，也正是这份幽默与乐观，让她一夜之间从季康女士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杨绛先生。
直面现实，梦想与现实拉扯。最惆怅的雨季里，虽然漫长萧瑟，但还是要乐观相对，严肃思考。
孕育围城
这世间，谁是谁的回眸，谁是谁的邂逅。他们郎才女貌，他们天造地设，他们情投意合，他们如胶似漆，他们是文坛伉俪，如李清照、赵明诚那般，只羡鸳鸯不羡仙。
在给杨绛的诗里，钱钟书曾如是写道："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李清照是婉约派的才女，诗作俱佳，赵明诚是学问家，但才气略输清照。不服气的男子，闭门谢客，一口气写下五十首词，要与妻子一较高下。
自古以来，文士争名，赵明诚如此，钱钟书也不例外。一次，他们去看杨绛的戏剧《弄真成假》，幕布拉下，吹拉弹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呈现的都是妻子无穷的诙谐与智慧。
曲终散场时，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是骄傲的，因为有杨绛这样才华横溢的妻子，他也是沸腾的，如赵明诚那般，想要用笔杆书写一篇空前绝后的故事，征服妻子，征服世间。
他向妻子说了整体设想，包括小说的名字和主要情节内容。杨绛听了，很是高兴，频频催他动笔。那时钱钟书正在写短篇小说，还要修改《谈艺录》，压根没有时间写长篇小说。对此，杨绛还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专心写作。
杨绛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她辞掉了女佣，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样样自己来，虽然经常让油烟熏成花脸，弄得满眼是泪，虽然还会切破手指或者被滚油烫伤，但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她心甘情愿。
她是爱人，是知音，懂得他所思所想。在这四月芳菲间，她比钟书更期盼《围城》的诞生。
一九四四年，他动笔了，一写便是两年。在这忧世伤生的岁月里，他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史上一大力作──《围城》。这是钱钟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一一部。
在序言里，钱钟书如是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下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理这本书该献给她。"
他是"锱铢积累"写完的，而杨绛也是在"锱铢积累"下读完的。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写完的稿子拿给妻子看，然后急切地瞧她的反应。杨绛笑，他也笑，杨绛大笑，他也大笑。对此，杨绛回忆说："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一生一世一双人，他们是恩爱夫妻，琴瑟和谐，怎能读不懂与现实的链接？
杨绛说："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好的作家，都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又高于生活。而好的作品，不是浪漫的纪实，而是写实的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读起来却又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这便是钱钟书的功力。
在钱钟书笔下，故事的主人翁方鸿渐是一个性格善良，却颇有几分浪荡的公子哥儿。他口才好，有些小聪明，却又不学无术……他不敢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抵不住鲍小姐的肉体诱惑，却又在学校备受排挤……
有些爱考据的先生，总是将方鸿渐当成钱钟书的化身，当看到方鸿渐是无锡人，留过洋，在上海住过，还在内地教过书，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便是书外的钱钟书。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有根有据"地推断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
据杨绛记载，方鸿渐当然不是钱钟书，他们不过都是无锡人而已，人生经历是远不相同的。事实上，方鸿渐取材于他们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但他们看过后，都不认为自己是方鸿渐，因为他们并没有那般的经历。
自然，那个同方鸿渐共同走进围城的孙柔嘉也并不是杨绛。孙小姐与方鸿渐同去湖南教书，又同回上海，这是杨绛同钱钟书不曾干过的。杨绛说："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与孙柔嘉，是芸芸知识分子中典型的一对夫妻。他们无关爱情，却又互相需要，正如杨绛精辟的评价，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小说是夸大的艺术，具有强烈的张力。婚姻是一个大的课题，爱或不爱，甘愿牺牲多少自由走进围城。钱钟书借方鸿渐和孙柔嘉现实的点点滴滴以诠释"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他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也有人说，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便是钱钟书的父亲。这也不尽然，十个封建家长九个都是这样的，杨绛笑谈："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还有许多的场景，他都直接取自生活所见所闻。方鸿渐在回国船上的情形，什么法国警官与犹太女人调情，什么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皆同他们在法国阿朵士2号邮轮的所见所闻相似。而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至三闾大学旅途见闻，则是钱钟书去蓝田一路的翻版，只是现实的五个人，没有一个同小说是相似的。
《围城》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愤世嫉俗的讽刺小说。钱钟书用诙谐幽默的笔触，造就妙语连珠的喜剧哲理，总让人在哈哈大笑之余，不免愣神沉思。
他在书中如是写道："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这就是钱钟书，刻薄中透出无穷智慧。在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是舞台剧的跳梁小丑，让我等俗子看得热火朝天。有人说，他的许多比喻，都是神来之笔，毫不相干的两样事物被钱钟书的笔一牵连，反倒显得恰到好处，细细琢磨一下又让人有种发现新大陆的新奇和惊喜。
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大开，使她常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红晕。
这是钱钟书对孙柔嘉的外貌刻画，如此巧妙，如此传神。他的语言，从来都是一流的，他善于将古今中外妙语连珠的文字，转换成自己的奇思妙想却又恰如其分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