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十几年的战乱终于尘埃落定，中国人民唱着嘹亮的《东方红》，携手跨入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彻底解放了的人民，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着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在教育领域，也对国内原有的高等教育逐步接收改造。
当然，国内知名的清华大学也不例外。接管、恢复、整顿、课程改革、开会、宣传、动员、学习教育，身在清华大学，他们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
这里是二人的母校，却又不是旧时模样。新时代的清华大学，泛着不同以往的光芒，他们在这里教书育人，适应成长，钱钟书再次用非凡的才华和广博的知识，征服学生。
当时的一位学生如是回忆："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叫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从图书馆遍寻未获，正巧碰上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那一个架子的那一层，那一本书中便可查到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如果说，记忆力是种天赋，那他的天赋接近传奇。一位同学在他布置的期末读书报告里，东拼西凑了几十本书中的内容。诙谐幽默的钱钟书不置一词，只一一为他标注出处。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却又总在不经意间让人敬畏，因他渊博的学识，因他犀利的笔锋。
他依旧嗜书如命，还过目不忘。那时的他已经不怎么发表作品了，只静静沉浸在书的世界，丰富充盈自己。他们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只堆放着书籍的长台，每日午后睡前，夫妻二人便对坐两端，静静阅读。
一九五〇年一月，当时很有名气的记者作家黄裳来访。他说："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他们在上海时便已相识，如今小别重逢，更是相谈甚欢。钱钟书很是愉快，侃侃谈起艺文旧事，竟让黄裳忘了自己记者的身份。
接着，他们又谈到解放以来的工作生活情况，打开话匣子的钱钟书直说学校气氛活跃，师生颇具热情，气象也焕然一新。但后来，他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娓娓道来，会议太多，耽误了教授们的教学时间，大学生太过热衷宣传活动，冲击了学业，云云。
他言语直白，处处在理，但在这个敏感的年代，不免与社会主流相悖离。正如杨绛所说："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从不轻易流露犀利言语。回过神后，他怕黄裳将事情报道出来后遭来谤议，便写信说：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
黄裳尊重他，那篇专门为他写的采访报道《槐聚词人》也迟迟没发表，并且一积压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才以《槐聚词人──一篇积压三十年的报道》公之于世。
多亏了黄裳。如果这样露骨的言论被登在报刊上，他恐怕要在"文革"时死无葬身之地了。
临走时，黄裳还曾向钱钟书邀稿，他委婉地拒绝了。在这沸沸扬扬的新时代，他不愿惹起风波，辞谢也是必然。为了表达歉意，他将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前后所作的一首旧诗抄赠于他：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
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
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
已怯支风慵腊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这一年，学富五车的钱钟书还被中央聘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生活上，他童心未泯，举手投足间皆是纵横不羁的名士风度，而在学术上，他孜孜不倦，一副认真严肃的学者模样。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关系着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的传播，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容不得半点差错与疏忽。为此，钱钟书仔细研读了《毛泽东选集》，细枝末节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而对翻译中的学术问题，更是当仁不让，不肯轻易附和。
他本就在学术上苛求完美，更何况是这样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次，他指着毛泽东的一段原文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焕听后，层层请示上级，胡乔木因此调出《西游记》的各种版本予以查看，事实证明钱钟书是对的。毛主席得知后，专门修改了原文。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如是说："自从一九五〇年起，钱钟书便担任"毛选"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关怀……主持"毛选"英译是长期的重要工作，钱钟书委实得到了极大的荣誉。"
或许吧，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国家领导人对他确实很是关怀支持。因为这个护身符一般的身份和这些中央领导的保护，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并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他知识渊博，外文具有高深造诣，所以在一些涉外事宜上，领导人也经常问问他的看法。因此，更有谣传说，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英语秘书兼外交顾问。但谣传只是谣传，"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如是说。
虽然他有护身符般的身份，但这英译的工作自然也没那么容易，他的较真，总不免让人嫉恨，困难和烦恼也是无法避免的。"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那时候的他应该是焦虑疲倦的，他对妻子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后来，杨绛如是写道：""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
一切都是后话。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三年，他只求做好本职工作，默默翻译着"毛选"，因他效率高，还能省出些时间，读书写字，耕耘属于自己的那片园地。而在生活上，他也依旧保留着那份难得的痴气。
在清华大学时，他们养过一只颇具灵性的小猫。一次顽皮的猫咪爬上了树，却不敢爬下来了，钟书救它下来，它便用小小的猫爪，轻轻软软地搭在他的手腕上，以示感谢。
西方谚语有云："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钟书见小猫知感，很是喜欢，平日里特别宝贝。他为它布置舒适温馨的小窝儿，还任它在自己被窝里钻来钻去，真可谓"爱猫成癖"。
后来，小猫长大了，总是在半夜里同邻居家的猫咪打架。钟书心疼，每次听到猫儿们的叫闹声，便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起身，拿起特置的长竹竿帮自家猫咪。
当时，与他家猫儿打架的猫咪，有林徽因女士家的宝贝--"爱之焦点"。当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同他们比邻而居，杨绛怕伤了彼此间的和气，便引用他的文章《猫》中的一句，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是要看主妇面了。"
而我们聪明的钟书先生，是要将耍赖进行到底了。他笑着回答："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这便是他的工作，这便是他的生活。
在这解放后的新时代，有烦忧，也有欢乐。工作之余，他总是赋闲家中，闭门谢客，逗逗女儿，玩玩猫，再同妻子一起驰骋在书的海洋中，无忧无虑。
懂生活的女子
有人说，日子是织布机上的布，一片片滑下，再一片片接上。一九五〇年，为了"毛选"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钱钟书去了城里，只在周末回清华大学，只余下杨绛和女儿阿圆。
杨绛依旧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书，闲暇时光便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她是幽默聪慧的女子，她的翻译也一如她的性格，充满了诙谐趣味。
那时，阿圆十三周岁，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杨绛本来要送女儿去清华附中读初二，但学校却一定要阿圆从初一读起，再加上初中学生午后总是开会，杨绛心疼体弱的女儿，干脆买了初二、初三的课本，自己教她数学、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
阿圆虽然没有去学校念书，但住在清华园里的她，并不寂寞。父亲在时，她便帮父亲做些登记学生分数一类的零星事，很是怡然自得。她心细如丝，因为两份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便能猜出两个同学是男女朋友。
杨绛说："阿圆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继承了钟书的"少年痴气"，也继承了杨绛的"细腻聪颖"，这样的孩子，自然是懂事快乐的。
钟书去城里时，没有嘱托杨绛照管好阿圆，而是告诉女儿要好好照管妈妈，而阿圆也小大人似的答应了。有一次下大雪，她背着母亲在雪地里将煤球里的猫屎抠干净了，因为她知道母亲怕摸猫屎。对此，杨绛很是心疼地说："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凉，钟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圆啊。"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她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懂事的女儿。她突然发现，只要有她这个小不点儿在自己身边，再黑的夜路，再荒芜的原野，她也不害怕，如同有丈夫陪着一样。
有一次，阿圆有些发烧，杨绛便逼她早些休息，但这个小姑娘还惦记着母亲："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听音乐呢。"
钟书不在的日子，总是阿圆陪她。为了让女儿好好休息，杨绛说："我自己会去。"
阿圆迟疑了，她知道母亲是害怕的，但并没有说破："妈妈，你不害怕吗？"
杨绛立马摆出大人的架子："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这一次，阿圆没有说什么，乖乖上床躺下，但她并没有睡觉，她依然在担忧着"嘴硬"的母亲。
杨绛出门了。一个人的时候，她是害怕的，当走到荒地边的小桥附近，她怎么都不敢过去，徘徊了好久，终究走了回头路。当她回到家时，阿圆还醒着。后来，杨绛调侃地说："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而在功课方面，看着越做越繁的数学，杨绛也越来越懒，于是她对阿圆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阿圆很乖，便无师自通地自己做。后来，不放心的杨绛又问女儿自己学可以吗，阿圆很有把握地说，可以。
于是，杨绛给她加买了参考课本，放任阿圆自己学。一九五一年秋，阿圆考入了女十二中高一年级，并且数学得了满分。不知曾经只考十五分的钟书，看到女儿这傲人的成绩，会是怎样的表情？
阿圆上了高中，进城住了校，同钟书一样周末回家。于是，那小小的三口之家，只余下杨绛一人。
这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三反"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教育界和文艺界也响应号召，结合"三反"运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
所谓的思想改造，便是让文人们亮出自己的思想，革掉那些旧时代的"封建"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杨绛形象地称其为"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三大"危险课"──诗歌、戏剧、小说，后来都被改成了选修。而杨绛教的是外国文学，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最明显、最严重的范畴，而偏偏她教的英国小说还有学生选修，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教下去。
教这样的课，太需要勇气，一不小心便会被"左"派朋友指责。清华大学有一位叫作温德的外籍教授，思想很是开明，曾经参加过反美与反国民党政府的大游行，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但他曾被自己教过的同事批评，要他用马列主义观点授课。
温德很是生气地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后来，这个同事也批评杨绛的授课太过老一套，并要教教她。自然，杨绛没有虚心接受，她只教她的课，从艺术分析比较入手，尽量避开那些可能被指责的思想意识。
只是，选择哪部小说来教，也成了难题。在如此激进的时代，许多西方的小说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稍不留神，便会惹人非议。最终，她选了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因为狄更斯受到过马克思的赞许，是社会上公认的进步作家。
只是这所谓的进步作家，却有让人失望的成分。他是有阶级意识的，不愿与工人为伍，因为在他心里，工人便是"下等人"。并且，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谈情说爱的内容，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露骨的，好事之人也不免大做文章。
没有办法，那些文字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她没有办法替狄更斯掩盖，只得挑选出"进步"的部分精讲，其余的部分只让学生自己课下浏览。只是如此，内容便不再连贯，那些精讲的内容，总有地方需要联系上下文，也总有地方牵扯到男女关系，她只得以批判的态度说是"陈腔滥调"，蒙混过关。
她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差错。后来，她回忆说："钟书就像阿圆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
接着便是"忠诚老实运动"。杨绛很忠厚老实，不管是不是问题，都老老实实地一一交代，得到大家好评。
只是运动形式层出不穷，一切都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所谓的"酝酿控诉大会"在等着她。在"酝酿会"上，她的同学都说她课讲得不错，也不说什么出格话，既不是"向上爬"的典型，也不是"混饭吃"的典型，充其量也只算是"新社会的主人翁感不强"。
她顺利通过了检查。当天晚上，"控诉大会"开始了，她以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便轻松愉快地与一位亲戚一起去参加大会了。
在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一场庄严的会议开始了。大会主席先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瘤，然后便开始一一控诉。台下的杨绛漫不经心地听着，谁知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她抬起头来，只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孩子，正站在台上，咬牙切齿地控诉自己的"毒害"。她课上的女学生不多，她也都认识，却单单没有台上这一位。
在女孩无比仇恨的控诉下，大礼堂几千双眼睛都射向了她，连从大会开始便在打鼾的亲戚也停止了打鼾，瞪大眼睛看向她。
不过我们的杨绛怎么会被这含沙射影的眼神杀死。她沉着气，木然默坐，仿佛说的不是自己。她听着那女孩动听地将狄更斯小说里的话断章取义地加注在她身上，不禁疑惑，白天的检讨压根没提"恋爱"这回事，怎么就顺利通过了呢？
控诉结束了，在一片闹哄哄的议论中，群众慢慢散去，杨绛站起身来，突然发现同来的亲戚已经不知去向。
她哑然失笑，默默走出礼堂。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前来搭话，更没有人愿意同行，她觉得自己是刚刚自地狱出来的魔鬼，每个人都避得远远的，她甚至听到一位女同志愤慨地议论："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
这时，外文系的主任吴达元教授走了过来，他悄悄问道："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回答说："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教授立即说："我相信你不会。"
他是了解她的，这个女子上课认真，说话也很有分寸，怎会说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听他这样说，杨绛很是感激，但为了不连累人家，她很谨慎地与他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