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阿必仍在震旦读书，还上过钱钟书的课。毕业后，她留校做了助教，还兼任震旦附中的英文老师。这个小姑娘，常常在几个哥哥姐姐家里走动，成了一家人联络的主线。
后来，钱钟书又和傅雷一起教阿必翻译，并在离开上海前夕，为她介绍了上海国际劳工局的翻译工作。对杨绛来说，她永远都是自己最亲爱的妹妹。
还记得臧克家先生的那首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处，我们姑且不去考究生命的价值，也不去纠结"鸿毛"、"泰山"。在有些人心里，那些逝去的爱人，只是消散了形体，灵魂依然同在。
他们依然同在。父亲是，母亲亦然。
平淡幸福
一个赤诚的诗人如是吟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个惨烈的诗人，选择了卧轨，决绝自杀，这个让人心疼的诗人，用生命去探寻幸福的足迹。他说："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
不知他是否在天堂寻到圣洁的幸福，只是人间清风，幸福常在，如钱钟书、杨绛这般。
她是瘦弱的，却带着柔软的韧；他恃才傲物，却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他们是世间独特的伉俪，即使沦陷上海，生活困顿，精神忧伤，依然有变着法儿的欢乐。清风吹过，一树栀子花开，因为有彼此，再大的磨难也能找到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消遣。
一个夏天，钟书的学生送来了一担西瓜。稚气的阿圆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西瓜，佩服得不得了，见了钟书，便一本正经地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她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逗得两个大人哈哈大笑。有女如此，何愁没有欢笑？杨绛还在文章中揶揄说："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而钟书这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自然也不甘示弱，总是逗逗她、惹惹她，有时还欺欺她。像每次吃东西，钟书总是笑嘻嘻地对阿圆说："Baby，noeat。"而聪明的阿圆，渐渐听懂了，便小心留意杨绛的脸色，还喊出了自创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eat！"
杨绛说："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钟书）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叔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
他们这串小孩子很是懂事，总是在言谈间避免着那些"不文明"或"臭"的词语，而钱钟书这个大孩子却很是淘气，总是变着法子诱他们说出来，并大笑着，赖他们说"坏话"。小孩子们自然不干，围着他闹个没完。而钟书却颇以为乐，如胜利者那般神奇。
他很会逗阿圆，总是在临睡前往她的小被窝里埋置各种"地雷"，什么镜子、刷子、玩具……他一层层埋，有时甚至把砚台乃至大把的毛笔也埋进去，做完一切后，他便在一旁等着女儿的惊叫，叫了便心满意足，不叫便再接再厉。
对此，杨绛如是叙述："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故意对阿圆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她相信了，却很大度地不与父亲计较。后来，他变本加厉，说自己刚写了个开头的小说《百合心》里，有一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
这一次，阿圆大不乐意。或许，在她小小的心里，丑一点没关系，讨人厌就太冤枉了，她每天都找他的稿子偷看，而他也每天换个放置的地方，乐此不疲。
父女二人，一个藏，一个找，这样趣味横生的捉迷藏游戏，自然欢乐无限。只是后来，稿子便不知所踪，连杨绛都不知藏哪去了……
生活不就是在于自己找乐子吗？他是痴气的，并且痴气得很是别致。有一次，他曾经很认真地对杨绛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但他们一生只有阿圆一个女儿，也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他们三个人，一个痴，一个闹，一个记录。嬉笑怒骂间，一个个琐碎却温情的片段，就这样在杨绛朴实的文字间升华。
其实，幸福就在这琐碎生活间。不经意间，这平平淡淡的幸福便写满稿子，守在记忆深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到底，孩子想要的，便是如钱钟书、杨绛这般平淡却温情的幸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漫长艰苦的抗战岁月终于以胜利告终。一时间，爆竹声声，举国欢庆。只是百姓还没有从喜悦中走出，便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两党之争，这仗早晚是要打起来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没有丝毫喘息的大上海，依旧沉浸在苦难之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真可谓民不聊生。
他们微薄的工资无法应付飞涨的物价。为了生计，钱钟书于一九四六年年初接受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担任图书馆编撰。那段日子，他经常奔波往返在上海、南京之间，也经常在图书馆的《书林季刊》上发表文章。
这年夏，他应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邀请，到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开设"欧美文学名著选"、"文学批评"、"莎士比亚"、"英国分期文学"等课程。
上课伊始，院长将他请到教室，特意向全班同学介绍："我给你们请到这样一位先生，你们真幸运。"如此知名的学者，他们确实幸运，身穿紫红色西服的钱钟书走上台去，只一口爽朗正宗的外语，便吸引了在场的学生。
这便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神情潇洒，风度翩翩。有人说，他的课如戏剧表演，是的，他用自己的语调和神色，赋予书中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曾经有学生，为他广博的知识和潇洒的讲课所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逊地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还有一位学生，很是佩服他的《围城》，尤其对三闾大学校风惟妙惟肖的描写青睐有加。对此，钱钟书幽默地说："你可以看看所谓的训导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
后来，这个学生进一步问到小说的社会背景时，他马上收起诙谐和幽默，只搪塞道："不好讲。"他是学者，只想倾心在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那复杂的政治旋涡，他并不愿踏及。
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三年，为了方便，还特地将家搬到了蒲石路。三年间，他兢兢业业，从未迟到早退，也不应付了事。只是嗜书如命的他，每次到校都要带一摞要归还的图书，再带回一摞要借的新书。
判将装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正值中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只奈何时局动荡不安，他们过早便停止了文学创作，专攻研究和翻译方向。
《围城》出版了，反响热烈，只是他不甚满意，开始大规模地修改。《谈艺录》整理完毕后，他又张罗着写一部比《围城》更精彩的长篇小说，这便是他与女儿游戏时藏来藏去的《百合心》。
这部小说，他也是花了心思的，到他重返清华大学时，已写了三万字有余。只是藏来藏去的游戏，加上搬家时的手忙脚乱，这堆乱纸般的草稿便不知遗落何方了。
后来，环境变了，每日都忙碌不堪，便再也没有心力完成《百合心》的创作了。钱钟书回忆说："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时间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使我们成长，使我们睿智，也使我们不再年轻。后来的后来，钱钟书一直都没提起创作之笔，他只剩下一个顽固的信念：如果《百合心》写成，会比《围城》好一些。
对此，他很地道地说："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而杨绛也不再写戏剧创作，从事起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她出版了编译丛书"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同年，她也开始着手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小癞子》。
这一年，时局初定，国民党政府可谓大势已去，朝不保夕，共产党掌握天下基本已成定局。大批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局势很是惊慌，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外逃。
但还是有不愿离开祖国的文人，比如吴宓、陈寅恪，比如郑振铎、李健吾。吴宓先生说："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决定不到外国去。"而郑振铎和李健吾，则原地欢迎新政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大学抓住时机，邀请钱钟书前往担任文学院院长，接着牛津大学再次邀他做高级讲师的信件也到了。他都拒绝了，他是这样说的："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远行万里，还是故乡土。他们不羡慕国外的生活，因为他们热爱着祖国的这片土地。
一九四九年夏，他们结束了上海的岁月，举家北上。在这个热烈的季节，他们二人受母校聘任，重返清华大学任教，浩浩荡荡间，他们步入了另一个时代。
有一种挂念是夫妻，有一种暖心叫朋友。他们是恩爱夫妻，也是知心朋友，他的书信，总给杨绛无穷的勇气，给她在那个贫瘠小山村的日子，添上无限的明媚气息。
有人说，离开与靠近，都是那般的不容易。去农村参加劳动，杨绛并不介意。只是情到浓时，难说再见，她放心不下独自一人的钟书，这个痴气的男人，如何会自己打点行装？